《史記》導讀”在全書正文之前，總體評述了《史記》及其作者司馬遷，能使讀者對《史記》的結構、宗旨、史學和文學藝術有一個大體的了解。
“五體說明”分別置于構成《史記》的“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之前，條理分明，對《史記》五體特點及篇目系統做了簡明概說。
“題解”則加在每篇文章之前，夾敘夾議、簡明扼要地介紹篇題、傳主、文章主旨、作者意向，更有助于讀者品味原文的內容。例如：《五帝本紀》寫的是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五個人，司馬遷在敘述他們的事跡時，敘事套路雷同，容易讓讀者感到重復累贅，似乎遠不如后面的《項羽列傳》等文精彩。再加上很多文字不容易理解，不利于普及。據張大可先生自述，他在北京大學上學時，也是感覺《五帝本紀》的內容支離破碎，不明白司馬遷的寫作旨意。反復閱讀了多次，還是沒有感覺，就有點垂頭喪氣了，把《史記》擱置了一段時間。在大學講課時，也遇到這個問題，覺得上第一節課時沒什么興奮點。好在，多年的閱讀和體悟，讓他最終搞清楚其中的真意，非常興奮。原來：“五帝相繼，寫出了國家草創的一步步演進，這不就是司馬遷發展、進化、變革的歷史觀嗎？！《五帝本紀》是《史記》全書的開篇，其作用非同小可，對全書都有發凡起例的作用，司馬遷寫三千年歷史，‘通古今之變’，闡釋的不是循環論、天命論，而是發展、進化、變革的歷史觀點……”這些體悟和精解，簡明地在該書“題解”中加以闡釋，可以成為開啟讀者“理解之門”的鑰匙。
第三，該書采用金陵書局張文虎校本為底本，與中華書局點校本對照，做了全新的技術處理，號稱“全書”。“全”，是指內容和文字沒有短缺。很多《史記》讀本會略去“十表”，本書則予以保留。
例如，在讀到《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時，讀者可能會產生該書是不是出現排版錯誤的疑問。因為這部分內容不僅沒有序，更是在表格中有不少文字是倒著寫的。這是怎么回事？答案是，這里面有司馬遷的深意。張大可特在“題解”中闡述：“本表無序有倒書，為司馬遷匠心獨運的奇作。……賢相良將既是民之師表，治平天下的保證，所以專列將相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特設‘大事記’一欄記載治行。但在專制政體下，賢相良將多無好下場，特別是漢武帝一朝，丞相多不善終。所以司馬遷用倒書，將丞相之罷廢死免倒書于‘大事記’欄，太尉之廢罷及將軍的下場倒書于‘相位’欄，御史大夫之去職倒書于‘將位’欄，‘御史大夫位’中則無倒書。倒書升欄，與順書形成鮮明對照，恰似兩表之重合。順書是記載將相的治行，倒書是揭示將相的危境和不平際遇的下場。不創倒書，這一層的意義就不明顯。可以說倒書就是《將相表》的無字之序。因當世多忌諱，故司馬遷特出此創造。”看到這些文字之后，我們會恍然大悟，然后再閱讀表格中的文字，無疑會體會更多。
由于《史記》是兩千多年前的著作，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免不了出現一些殘缺、增補甚至篡改的現象。針對這些問題，經過長期研究，張大可最終清晰地掌握了原著的真實面目，并把這些研究成果巧妙地體現在《史記全本新注》中。正如該書“例言”中所寫：“為求索司馬遷原著之真，對《史記》全書正文及續、補、篡、附作了不同字體的排版技術處理。《史記》全書原文用宋體；正文中司馬遷引錄的完整文獻用仿體，對補缺文字已考訂資料來源者，視同司馬遷引用，亦用仿體，已確定的司馬遷附記，亦為仿體；對褚少孫續，以及增竄，用楷體。好事者補亡共四篇，《孝武本紀》截自《封禪書》，用仿體，《禮》《樂》《律》三書序文排宋體，正文為引用資料，排仿體。……這樣，既完整地保留今本《史記》全書，又廓清真偽，一目了然，以供學術界研究。”
第四，“新”是該書的另一特點。早在1990年，三秦出版社即出版過該書；2013年，鳳凰出版社又予出版；此次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看似舊，實則不僅在裝幀排版上做了全新處理，而且在注釋上也是精益求精，已將原來的四分之一內容加以修改。
第五，書中采用了南京三江學院許盤清先生創作的75幅古代地圖。地圖的內容相當豐富，有“黃帝活動路線圖”“顓頊、帝嚳活動路線圖”“五帝都城圖”“禹貢所劃分的九州”“殷都五遷”“秦都的變遷”“垓下之戰”等，把它們直接配在《史記》原文及注釋的相應位置，原本抽象難解的內容會瞬間清晰。
第六，簡潔明快的表格。張大可顯然是善于制作和利用表格的高人，該書所用“本紀目次”“夏代帝系”“商王世系”“《史記》大一統歷史觀結構簡表”等表格，能讓讀者一目了然地掌握很多內容。
第七，在排版上，該書既采取適合普通讀者的橫排簡體，又在分段、標點、難字注音、頻繁出現的通假字和異體字方面，進行了適于普及的處理，很大程度地消除了普通讀者的閱讀障礙。比如通假字、異體字處理中，將“蚤”改為“早”，將“說”改為“悅”，將“句踐”改為“勾踐”。該書沒有采取一篇文章后再整體注釋的方式，而是每段話之后即用區別于原文的字體字號加以注釋，也是方便閱讀的。類似的細節還有很多，不一一贅述。（張建安）
作者：李廣宇
葉靈鳳與陳君葆、高伯雨（從左至右）
葉靈鳳1938年到香港，一直到1975年去世。在這三十八年當中，他始終沒有停止寫作，在各種報刊發表了海量文字，生前也有部分結集出版，但到底出過幾本，都有哪些，卻是一本糊涂賬。不少文章在論列葉靈鳳書目時往往殘缺不全，有的甚至還有不少錯訛。舉例來說，李偉在《民國春秋》1996年第三期發表的《小記葉靈鳳》稱：“晚年在香港期間，所寫大抵都是隨筆、小品類，有讀書隨筆、香港掌故和風物、抒情小品，成書的有：《讀書隨筆》、《文藝隨筆》、《北窗讀書錄》、《香港方物志》、《香港舊事》、《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晚晴雜記》、《霜紅室隨筆》、《白葉雜記》和《忘憂草》等。”其中，《香港舊事》應為《香江舊事》，《霜紅室隨筆》生前并未出版，《白葉雜記》更是上海時期的少作，《讀書隨筆》雖然出版于到了香港之后，但卻是在上海出版，所收文字也是來港之前的居多。“中國作家網”之“現代作家詞典”，在葉靈鳳條下亦有“著作書目”，有些錯誤，例如，將“張保仔”誤作“張保子”，將“晚晴雜記”誤作“晚情雜記”，將“香江舊事”誤作“香港舊事”，甚至還將《新雨集》這樣的多人合集也混為一談。即便是比較權威的文獻，例如香港學人陳智德編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葉靈鳳卷》，卷末的《葉靈鳳著作書目》也有遺珠之憾。
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的錯訛？ 根源就在于以訛傳訛。為什么會出現以訛傳訛？ 根源就在于一書難尋。為什么會出現一書難尋？根源就在于既有年代久遠，又有山水相隔。上世紀80年代以前，內地恐怕沒有多少人知道葉靈鳳。我雖是中文系出身，但讀大學的時候也只在《中國新文學大系》里讀過他上海時期寫的一篇小說。后來隨著三聯書店推出三卷本《讀書隨筆》，才知道了一些他在香港出版的書的名字，但要得窺原貌，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那時少有能去香港的機會。我是1993年利用訪學的機會，在紐約舊書肆淘到幾本。后來有機會到香港，本以為能把葉氏著述一網打盡，誰知卻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神州書店老板歐陽文利直言：“你來晚了，那些書早都成文物了！”本地人還講，香港市場小，書籍印數少。人都沒有住的地方，哪敢給書允一片空間。又曾聽到一則“封面大王”的故事，說的是本港藏書大家方寬烈，苦于沒地兒儲存，只好把書的“瓤兒”扔掉，只留下一堆封皮兒。
以上說的是收藏難，至于出書難，更讓人不住感嘆。葉靈鳳早在194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就說過：“本擬出版一些小冊子，國幣如此跌價，內地購買力受影響，怕不容易做了。”這還是戰時的情形，和平之后也無改觀。僅1951年一年，就有許多計劃不幸擱淺。例如1月3日日記說：“寫《香海拾零》續稿。暹羅有一讀者寫信來問是否有單行本。問此類問題者甚多。但目前紙價很貴，出版頗難夠本。今日新聞紙每令市價已五十一元。早半年僅二十余元而已。”6月13日日記說：“整理前以‘秋生’筆名寫的雜稿，因有人要出一單行本，名《歡喜佛盦雜談》。檢出七萬字剪貼校改錯字。”他甚至還“寫一小序”，并已“交給出版人”，但后來并不見有下文。9月5日日記說：“整理剪存已發表的文稿，決定將若干篇關于藏書家的譯文編成一集，以應李輝英之約，書名擬‘愛書家的散步’或‘愛書家的假日’”。但也成了空頭支票。這一年，他又“整理年來所寫《香海拾零》剪稿，略加補充校改”，認為“似可編成三種：一、《香港史地論叢》收較完整較長的單篇，有關本地史地者。二、《香海拾零》收零碎的有關香港掌故的短篇。第三種為《草木蟲魚》。有關香港自然史地者，擬名為《香港自然史講話》。”但他生前只完成了第三個心愿，也就是出版了《香港方物志》。挫折遇多了，便有了一番感慨，《〈南星集〉及其他》一文說：“在香港這地方要出版一本書，有點不容易，尤其是文藝書。出版家接納了一本書，總好像要表示是一種‘犧牲’，不是為了圖利，使得有興趣寫一點正經文藝作品的人也感到自怯，不好意思向出版家開口，怕出版了會使他賠本。”
掌故大家高伯雨與葉靈鳳生活在同時期的香港，他的遭際，也佐證了葉靈鳳此言并非聳人聽聞。這位聽雨樓主人自述：“我在香港賣文為生，凡五十二年之久，寫下了雜文約一千萬字。”但也只在早期出版過三本以《聽雨樓》為名的書，“后來《聽雨樓》三次遇到災難，嚇到我魂不附體，所以近十年不敢以《聽雨樓隨筆》之名出書了。”三次災難都是故事，有稿子丟失，有店家停業，有無疾而終，這里不再詳述了，要說的是在他耄耋之年終于如愿出版的一本書，還是靠他的子女暗中資助才告完成。出書如此不易，是高伯雨的書不好讀嗎？恰恰相反。在掌故家瞿兌之眼里，“掌故專家以隨筆擅長的，一南一北，有兩位”，一位是徐一士，另一位就是高伯雨。他并且說：
高先生畢竟年紀輕些，他已經吸收了徐先生的優點，再加上蓬勃充裕的精力，自然更能適應這個時代，所以對他的期望特別殷切。他的每一部新著都必定是讀者所熱烈歡迎的。首先，我們喜歡他那種輕快的筆調，妙緒環生而并不是胡扯，談言微中而并不涉輕薄。真是讀之唯恐其易盡，恨不得一部接一部迅速問世，才能滿足我們的貪欲。
葉靈鳳與高伯雨志趣相近，難免時相過從，牛津香港版《圖說聽雨樓隨筆》文史編的封面，就是他們兩個和陳君葆一起到離島出游的舊照。葉靈鳳在《讀〈三岡識略〉》中曾道：“前些時候，我曾說過，不曾讀過董含的《三岡識略》，并且久覓此書不得。伯雨先生見了，說他有《說鈴》叢書本，愿借給我一讀。……我當然很高興，日昨將書借了來，亟亟在燈下展卷快讀。”投桃報李，葉靈鳳當然也會借書給伯雨。葉靈鳳1968年5月15日日記就說：“高貞白摘譯《紫禁城的黃昏》出版，見贈一冊，原本英文是我借給他的。”高伯雨編文史掌故雜志《大華》時，還向葉氏約稿，這事也見于葉靈鳳日記，事在1970年12月15日：“五時應高貞白之邀到美蘭餐室喝茶，以剪紙交他。承他以《花隨人圣盦補編》見贈，又補足所缺《大華》二期。”
羅孚先生為三聯選編《讀書隨筆》三卷，堪稱功莫大焉。一方面使得葉靈鳳已出版的幾本港版書為內地讀者所知，另一方面也將一些散篇零簡首次集結成書。但也存在不少遺憾。一是受限于“讀書”的話題，收入的成書不全，已收入的也有不少篇目的刪減；二是首次結集的散篇零簡也只是掛一漏萬，譬如，僅是為《新晚報》寫的《霜紅室隨筆》專欄，就還有大量的篇什沒有入選。而葉靈鳳長期經營的專欄連載，又豈止一個《霜紅室隨筆》？譬如，為《快報》副刊寫的《炎荒艷乘》亦很出名，但據盧瑋鑾先生講，如今就連香港各大圖書館都惜無館藏了。還有一個《紅毛聊齋》，是為《成報》寫的連載，內容是譯述一千零一夜故事，一口氣連載了十多年。我花高價買來幾張老《成報》，只是為了一見廬山真面目，過下癮而已，誰知一讀便放不下，徒增了許多相思。這些當然都是不能及時成書所帶來的遺憾。
值得指出的是，在香港，出書難也不能一概而論，還是有例外的，譬如葉靈鳳《星島日報》的同事易君左，出起書來似乎就很容易，他在《海角天涯十八年》一書中說：“想不到住在香港十八年，各出版社各書局出版我的著作竟達三十余種之多。”何以如此呢？此君也絲毫不加避諱，直言是受了“美援”。
正所謂吃了人家的嘴短，受人津貼，縱使是打著“自由”的旗號，可是哪能有“自由”可言？葉靈鳳雖然很想出書，卻從不想為了出幾本書而失去“自由”。不僅不這樣做，他還曾破例寫打油詩對此予以抨擊。1951年9月，有一位叫作范基平的，化名上官大夫主編《四海》畫報，背后資助者即為美國新聞處。葉靈鳳特意寫了一組打油詩《月兒彎彎照九州》，以“霜簃”筆名發表在1951年9月15日《星島日報·星座》。其中之六為：“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山姆大叔搞出版，有人彈冠似沐猴。”正是由于對葉靈鳳先生寧愿少出幾本書，也不突破“文章防線”的做法至為欽佩，我越發孜孜矻矻地搜求他那不多的一些港版書。不幸的是，過去是見到了沒錢買，現在則是即使有錢也買不到，所以歷年所積，雖說大有可觀，也還有漏網之魚。不過即使面對這不算完整的收藏，也足以滿心歡喜了。
來源：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