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模樣
首先，我們來看看為什么電腦在大學生活中被視為“必需品”。無論你讀的是理科、文科還是藝術類專業，電腦的使用幾乎貫穿了整個學習過程。在課堂上，老師常常會用電腦進行PPT演示，很多課程資料也都是通過網絡獲取的。
而且，大學里的課業量和學習方式與高中完全不同。除了需要上課，完成作業之外，許多課程還要求學生進行資料查找、數據分析，甚至編程和設計，這些都離不開一臺電腦。可以說，電腦成了我們學習的得力助手。
不僅如此，擁有一臺電腦可以極大地提高學習效率。想象一下，到了大學，你需要處理各種各樣的文件和作業，有了電腦，所有的資料和筆記都可以集中在一個地方，隨時查看，隨時修改。無論是在宿舍還是圖書館，只要有網絡，就能夠快速查閱資料，提前準備課程內容。
同時，許多學校都提供在線教學平臺，教師會將課程資源上傳到網上，學生可以隨時下載。這對于那些沒有電腦的同學來說，想要及時獲取信息會變得困難重重。更何況，現在的大學課程大多以小組合作為主，電腦便于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作。
來自網友評論
當然，電腦在學習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功能。在閑暇時間，你可以用它來觀看電影、聽音樂，甚至玩游戲，成為放松心情的好幫手。大學生活不僅僅是學習，還需要適當的放松。而電腦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便捷的平臺，讓你可以更好地調劑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要沉迷游戲哦！
此外，隨著社交網絡的普及，電腦也是同學們保持聯系的重要工具。通過社交媒體，你可以與老朋友保持聯系，結識新朋友，分享大學生活的點滴。社交活動在大學生活中占據重要的位置，電腦幫助你更方便地融入這個新環境。
雖然說電腦在大學生活中非常重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高端的電腦。根據自己的專業需求選擇合適的設備才是關鍵。例如，如果你是學工程或設計的，可能需要一臺性能強大的電腦來運行復雜的軟件；而如果你只是進行一些基本的文檔處理和上網瀏覽，一臺普通的筆記本完全就能滿足你的需求。
另外，現在很多學校的圖書館和計算機房都提供免費的電腦供學生使用。如果你覺得購買電腦壓力太大，也可以考慮在校內的設施上完成大部分工作。不過，長期以來依賴公共電腦可能會影響你的學習效率，因此擁有一臺個人電腦還是比較推薦的選擇。
來自學生的經驗分享
為了讓大家更直觀地了解電腦在大學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們采訪了一些學長姐。他們紛紛表示，擁有一臺電腦讓他們的學習生活變得更加輕松。尤其是在寫論文、做項目時，電腦的快捷和便利讓他們能更高效地完成任務。
一位學長提到：“當時我剛上大學時沒有買電腦，結果每次去圖書館都要排隊等電腦，用起來特別麻煩。后來還是趕緊買了一臺，才發現學習效率提高了好多。”
另一位學姐則分享，她的課外活動和社團工作也都需要用到電腦。“我們社團需要定期發布活動通知和宣傳材料，電腦讓我能輕松制作海報，把活動推向更廣泛的同學。”她說。
面對眾多品牌和型號，怎樣選擇一臺適合自己的電腦呢？這是很多新生面臨的一大難題。首先，明確自己的需求是最關鍵的。如果你是文學類專業，可能對電腦的性能要求不高，輕便、耐用就可以；如果是理工科，圖形處理能力強的電腦會更適合你。
其次，選擇適合的操作系統也很重要。Windows系統在兼容性和軟件支持方面較強，Mac電腦操作簡便且安全，適合對設計和創意有追求的同學。而現在很多大學的課程和軟件主要都是基于Windows平臺的，所以選擇Windows電腦一般會更實用。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購買電腦帶來的經濟負擔。作為學生，預算有限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二手電腦，或者選擇一些性價比高的品牌和型號。此外，學生優惠政策也是不錯的選擇，許多電子產品商家都會針對學生群體推出折扣。
言
說到大學生活，電腦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的“標配”。但大一新生真的都需要拎著臺電腦去報到嗎？關于電腦是否構成大學生活的必需品，我們一起來深入交流和探討吧。
想當年，我踏進大學校園的時候，手里拎著的可不是什么筆記本電腦，而是一個裝滿夢想和希望的行囊。在那個時候，電腦還是一種稀有物品，并不像現在這般普遍易得。可如今，時代變了，電腦好像成了大學生的“入學通行證”。但真的是這樣嗎？
正文
咱們先來看看，大學生買電腦，到底是為了啥？
對于學習計算機和設計的同學們來說，電腦無疑是他們學習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課程需要，實踐操作多，有個自己的電腦，隨時隨地都能學習和練習，這肯定是好事。比如說，小張是計算機專業的新生，他入學前就準備好了高性能的電腦，為的就是能在編程的道路上暢通無阻。
寫論文這事兒，說實話，離了電腦還真不行。從查閱資料到撰寫、修改，再到發送給老師審閱，哪個環節能少得了電腦？小李是文學系的高材生，她的電腦里存滿了各種文獻資料，為的就是能在寫論文時信手拈來。
在求職季，一份精心制作的簡歷無疑能給你的求職之路增添不少亮點和優勢。用電腦制作簡歷，既能展現你的專業技能，又能體現出你對細節的把控。小王是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他用電腦精心制作了一份簡歷，成功吸引了眾多企業的注意。
但是，當我們深入思考時，電腦是否真的是大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要之物呢？讓我們來聆聽一下學生和家長們的心聲吧。
有家長擔心，孩子有了電腦就會沉迷于游戲，耽誤了學業。這種擔憂不無道理，畢竟電腦游戲對于年輕人來說，誘惑力還是挺大的。
也有家長比較理性，他們覺得要看孩子的專業需求，如果確實需要，那就買；如果不需要，那就沒必要跟風。
學生們呢？他們普遍覺得電腦還是很需要的，無論是學習還是娛樂，電腦都能提供很大的便利。
結語
說到底，大學生到底需不需要電腦，這事兒還真得因人而異。在條件允許且確實有所需的情況下，購買電腦無疑是錦上添花；然而，如果僅僅是為了追趕潮流或是為了炫耀，那么就得慎重考慮了。電腦是個工具，用好了能助你一臂之力，用不好也可能成為你學業路上的絆腳石。所以呀，買不買電腦，關鍵還是得看你自己。
讀
《科學四十人》系列座談第七期
今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到1158萬人，大批青年即將走出校園，開啟職業生活。與此同時，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6月全國16-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為21.3%，創2018年有統計數據以來最高。大學人才培養直面就業挑戰。
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化的當下，大學的核心是什么？讀大學到底有什么用？大學專業學習和職業前途、人生規劃如何掛鉤？圍繞這些問題，《知識分子·科學四十人》系列座談第七期邀請到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所長陳平原，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副會長兼人才發展專委會的理事長李志民，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湘泉，做了深入交流。座談由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中科院院士、《知識分子》總編輯周忠和主持，以下為文字實錄。
大學的本質：精英教育或是普及教育？
周忠和：各位晚上好，今天我們圍繞“大學有什么用”這個主題進行討論。首先，請各位老師從歷史的視角談談在大學的演變過程中，其內涵發生了哪些變化？大學的本質是什么？
陳平原：當我們談到大學時，需要考慮時代性。18、19世紀的大學和20世紀的大學內涵是不一樣的。現在我們的精英大學還可以與當時的大學理想對話，但絕大多數大學不再討論這些話題。這需要區分兩類大學：一種是以學理為中心、知識探索型的；一種是以就業為中心的職能培訓。
中國今天有3000多所大學，其中1283所是本科以上，1500多所是專科學校。從歷史上說，現代中國大學的歷史約120年左右。古代中國的太學，還有書院、私塾等等，與今天的大學內涵不同。建立現代大學系統時，最初的口號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上法三代，指追蹤夏商周三代太學，傳承其中的教育理念；旁采泰西，指我們的大學要向歐美國家學習。實際上，我們的大學是在和西方大學對話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這120年里，中國大學發展有六個關鍵時刻：
第一個是1905年的廢除科舉。沒有廢除科舉，就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第二個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它把現代大學和現代政治運動結合在一起，這就成為了理解中國大學的關鍵點。
第三個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時，中國大學的西遷使得西南西北的高等教育得到發展。
第四個是1952年的院系調整。基本上改變了晚清接受的大學理念，向蘇聯學習，主要建專業學院。
第五個是1977年我國高考的恢復。這時的大學既承接了中國大學的傳統，又有自己的一些創傷和經驗。
第六個是1998年的5月4號，江澤民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關于北京大學100周年慶典上的講話。講話指出，中國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所以有了985工程。同年，大學開始籌備擴招。1998年中國大學的毛入學率是10%，今天是59%。1936年全國大學生有4萬人，今天按照就業部統計大學有4000萬在讀生，包含專科、本科、碩士、博士等，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說還有第七個關鍵點，我認為是2020年。中美關系、新冠疫情、整個經濟發展出現挫折，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2020年以后的大學該往哪個地方走、會面臨什么困境。在調整過程中，經濟、政治和教育三者之間的互動，是我們必須討論的話題。
陳平原
周忠和：從您上述談話中，得知大學經歷過六個關鍵時期的發展，甚至馬上迎來第七次的變革，這些變革受到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形勢的影響非常大。在這種背景下，關于大學的本質和使命的探討至關重要。李老師，請您講講看，您心目中的大學在這個歷史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一直不變的部分又是什么？
李志民：由于教育的復雜性，任何關于教育的說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認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發源于中世紀的歐洲，比如法國的巴黎大學、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現在公認的、現代意義上的最早最古老的大學起始于1088年。從博洛尼亞大學發端開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理念一直是在變的。像英國喬·紐曼主要是傳授知識；但同時代的德國洪堡關于大學的理念是傳授知識、生產知識及科學研究。1930年，當世界的學術中心轉移到美國時，才有現代大學的三大功能，即知識的傳播、知識的產生和知識的應用。
在中國，這三大功能叫做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習總書記加上了大學的第四大功能——國際交流。但從本質上來說，大學的功能在于知識的傳播和生產。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從清末到民國初，中國的現代大學主要學習日本大學，五四運動后，我們學習英美大學，新中國解放后，我們學習蘇聯大學，改革開放我們學習英美大學。這是我們大學基本體制的一個演變過程。一直不變的可以說是大學對知識的責任。
我們的大學從精英教育階段過渡到大眾化教育階段，再到今天的普及教育階段，用了不到20年時間。
周忠和：歐美國家大學使命的變化經歷了多長時間？
李志民：發達國家，雖然對大學的普及較早，但是他們從精英教育階段到普及階段，經歷的時間比較長。
這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即我們用了短短20年時間，完成了從精英教育階段，經過大眾化階段再到普及階段的過渡。整個社會關于大學的認知還停留在精英教育階段，但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了普及階段。這種認識和現實之間是有差距的。我們對大學的認識或就業的看法，是有不同的。
周忠和：您提到就業問題，我想問問曾老師，就業屬于大學三大功能的哪一個？您是否可以根據中國大學的演變和歐美大學的發展歷史，談談您的看法？
曾湘泉：從大學承載的功能來說，科學研究很重要。從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可以看到，很多知識的發明和創造都來源于大學。但與就業更為相關的，應該是人才培養。無論是中小學老師、還是大學教授、科研人員等，主要都是大學培養的。我國大學分為兩類：一類是研究型大學，主要功能是知識創造，如985、211，或者現在的“雙一流”大學。這類大學在中國的數量較少。另一類大學是數量眾多的教學型大學，這些大學主要是面向實踐的人才培養。
大學主要培養學生兩類能力：一類是硬技能。比如閱讀、寫作、聽說、計算、計算機應用等基本技能，以及專業知識和技能等；另一類是軟技能。比如，思維能力。研究型大學主要培養學生提取問題的能力，即能夠面對未知，就怎樣觀察問題作出合理選擇。這是創造知識，即從事科學研究的基本素質。教學型大學則主要培養有效解決已知問題的能力。即用人類已有的知識，比如概念、理論和方法，來解決現實中存在問題的能力。
坦率地講，人才的能力培養在大學長期遭到忽視，這和今天面臨的就業問題密切相關。我們經常聽到用人單位對畢業生能力欠缺的抱怨，而不僅僅是關心學歷。至于社會服務，最近這些年，隨著國家強調發揮大學智庫的作用，無論是研究性大學或教學型大學都開始重視為經濟和社會建設提供解決方案。但仍面臨專利多，轉化少；論文多，引用少的突出問題。
周忠和：這是否概括為市場導向的不足？
曾湘泉：我覺得要從兩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一方面要看到，中國大學這些年取得的進步。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中國大學的國際交流迅速發展，科研數量和質量都在不斷提升。另一方面，發展過程中，片面強調學術論文發表的數量，其他方面并未同時受到重視。誠如丁學良說的，現代大學辦好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自由的學術氛圍；二是充足的資源。就人才培養而言，中國的大學投入很不夠，還存在很大短板。
周忠和：中國大學在過去取得的進步是毫無疑問的，但同時，是不是也存在資源過于集中從而導致大學的其他職能受到忽視，這對大學的多樣性是有損害的？
周忠和
陳平原：首先，我想補充一點。我們大學的起點與國外是不同的。中國有自己悠久的教育傳統，只是100多年前轉向了德國、日本的教育體系，之后是蘇聯、美國。這是一個很尷尬的地方，國外的大學歷史有好幾百年，我們的才100多年。所以，很多大學校史都在拼命往前追溯，如北大校史考證時，有人就追蹤到了元代、宋代。我覺得不合適。其實，承認晚清以后中國的高等教育在轉型即可，不必糾纏于成立多少年的問題。其次，中國大學確實在過去20多年迅速發展，但也需要承認，過去的大學沒有今天那么壁壘森嚴。今天的孩子一旦進入一個低層次的大學，以后很難翻身。
周忠和：這不僅僅是壁壘森嚴的問題，是不是也反映了大學單一評價指標的導向，導致了同質化發展的問題？
陳平原：其實臺灣地區在經濟起飛的時候，專科院校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之后這些院校都改為大學了。我們也有這個問題，專科改本科、本科升研究院，這和整個大學評價體系有直接關系。
周忠和：還有一點，大學的職能經過了這么多演變，不變的東西是什么？
李志民：我認為，大學三大功能中，始終保持不變的是知識的傳播，其中包括了教育職能。我覺得大學在人類文明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全世界來看的話，大學的水平決定了國家的水平、大學的高度代表了國家的高度。大學的重要性沒有變過。
曾湘泉：我覺得大學不變的東西是知識。知識創造是科學研究，知識傳授是人才培養，知識應用是社會服務。這些都圍繞知識展開。研究型大學突出科學研究，教學型大學突出人才培養。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大學？
周忠和：大學一開始職能比較單一，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大學也在逐漸多樣化，這是不是一種趨勢？
李志民：我覺得當高等教育進入普及階段時，大學一定是多樣性的。它的多樣性體現在我們要滿足對人才成長的需求是多樣的，不同的人才應提供不同的大學教育模式，而不是一個統一的標準。
其次，各個行業需要的人才是多樣的。因此，大學的多樣性一方面要滿足人才的成長需要，另一方面要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現在國家在提倡產教融合，我覺得大學內還要提倡學科融合。
周忠和：目前大學專業和學校的選擇，逐漸成為學生考研、職業乃至人生規劃中不容出錯的關鍵一環。畢業生從過去的包分配到現在的擴招，學生就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如何看待這種趨勢？
李志民：不能把教育簡單地等同于就業。如果把教育等同于就業，我覺得還是停留在生存層次上思考問題。但是教育更多的是在于生命層次的提高。
當然就業很重要，但我覺得今天之所以提這個問題，主要還是從精英教育階段到大眾化教育階段再到普及教育階段的過程太短，我們的思想觀念沒有轉變過來。我們的大學1999年才擴招，70年代出生的家長因為當時上大學的幾率小，所以他們對大學的認識處于精英教育階段。但今天他們的孩子大學畢業了，他們家長就認為，孩子應該像他那個時代考上大學的同學一樣，要大學當教授、去體制內當公務員、去企業做高管。
這就出現一個問題，即當國家招收50萬大學生的時候，也許提供這些崗位沒有問題。但當招生人數達到1000多萬、畢業人數達1158萬時，就業市場就無法提供了。短短的20年，社會變化很大，但人們對大學的認識還未改變。即使不上大學，人也需要就業。
李志民
陳平原：但大學畢業后就業的崗位和沒念大學就業的崗位是不一樣的，我們沒辦法來說服家長承認所有的職業平等。放眼看去，全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到一定階段，必定是就業難。而我們需要面對的是如何讓學生們覺得上大學不吃虧。從政府角度來看，關鍵在于怎么設置大學、什么樣的企業事業單位能夠接納更多的就業人口。大學面對的問題其實是具體專業的設置、教育的培養。思想教育不能是空話，設身處地想想，孩子們如果從山村里走出來上大學，畢業后，我們告訴他回家去照樣可以生存，他們是不能接受的。快速擴招的20年，我們走得太急了，是需要反省的。
曾湘泉：對擴招也有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教育供給過大，脫離了現實需求。教育有兩個屬性，一個是消費屬性，比如為提高個人修養。另一個則是投資，人力資本投資。有一個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的計算公式，可以把這種經貼現后的終身投資回報率計算出來。大學生供給超過需求，產生“過度教育”，會導致人力資本回報率下降，人們上大學的意愿會降低。
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學生就業不好是因為經濟結構不行，但經濟結構與國家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有關。根據我們在2004年的一項研究，按當時擴招的規模和速度計算，到2010年時，按照GDP水平衡量，中國大學生供求就基本處于均衡點了。另有研究發現，到2009年，按照學術人才培養目標和數量來衡量，中國的博士生供求已達到均衡點。這導致提出培養博士生的非學術能力，即非認知技能的要求，因為很多人不得不走上非學術性崗位。
我個人認為，大規模擴招確實產生了“過度教育”，特別是脫離經濟發展的階段，導致人才培養投入不足等。但更為突出的問題是，教育改革滯后，沒有把深化大學改革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繼續沿用計劃經濟的思路辦大學。比如，沿用前蘇聯辦學思路，專業劃分太細，學校應對外部市場變化的速度和能力很低。因此，今天需要我們更深層次來思考，中國的大學如何適應用人單位的需求，采取什么樣的培養模式，提升大學畢業生的硬技能和軟技能。
周忠和：我們聚焦一些更具體的問題。第一，現在的就業市場正在發生怎么樣的變化？第二，大學應該如何應對？
陳平原：教育部在推應用型的大學，有成功的例子，但很多家長不太適應。但我覺得大學校長已經開始轉變了，應用型的大學，如工程師的培養等，已經成為了本科教育的重要選擇。現在就業形勢正在倒逼著我們的大學改革。
李志民：剛才陳老師說國家政策讓大學往職業教育轉，但我覺得這可能不是主要問題。我們大學正面臨著深刻的改革，但教育最大的危機在于大家沒有認識到危機正在發生。
第一，大學實際上是承擔對知識的責任。過去，大學處于壟斷或半壟斷知識的地位。但今天，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的崛起，大學中關于知識傳播的功能部分被互聯網取代。今天科技發展的特點，是深度和廣度的無限擴展。第二，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如此之快，以至于僅僅靠大學生產和傳播知識是遠遠不夠的。怎樣能快速地教給學生新的知識，這是現代大學需要思考的。
陳平原：整個科技發展，確實是以超高速的形式在發展。這和19世紀、20世紀的大學不一樣。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科技尤其是工程技術，變化太快了。這對大學的教育方式和內容提出了很大挑戰。曾經我設想過，有一天所有的課程，都標準化了，大學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李志民：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選，是多樣化、而不是標準化。互聯網讓大學更多元化。
陳平原：大學為什么存在？不僅僅是文憑，還在于校園文化的熏陶，比如老師和學生的交往、同學之間的聯結使得我們成為一個精神的共同體。純粹從知識的傳授角度來說，大學的存在價值比互聯網大學畢業更好。大學賦予了這種文化和交流的職能，目前是很難被取代的。
周忠和：站在學生的角度，如何去選專業？各位老師有沒有好的建議？
曾湘泉：為什么人們要上大學？開玩笑的說法是，上大學都是想成為“不勞動的人”。其實，不是不想勞動，只是想成為腦力勞動者，而不是體力勞動者。在中國上大學，傳統上還有一種認知，即所謂能當“干部”，這是一種體制內身份的認同。這也是現在很多畢業生考公考編的原因。拋開這一點不談，我們要討論的是，學校和用人單位如何解決辦學與勞動力市場實際運行脫節的問題，我想，首先要避免三個錯誤：
一是信號錯誤。比如，社會流行人人都要上大學、甚至上到博士。單位招人要求“男性、35歲以下、碩士以上學歷”。這些都是用人單位向社會發出的錯誤信號。
二是管理錯誤。為什么會發生上述信號錯誤，這與用人單位的人力資源管理有關系。中國的工業化、專業化和職業化歷史很短。專業化、職業化以后，人做什么工作首先要和工作內容有關，而不一定必須與學歷掛鉤。現在很多事務性工作都首先要求高學歷，要碩士或博士，這很荒唐。
三是關系錯誤。課堂上正常的師生關系應當是教練員與運動員的關系，即通過老師的點撥，為學生參與提供指導，而現在老師是演員，學生完全是觀眾。老師在臺上講得好，學生聽得開心鼓掌，學生或許是獲得了一些知識，問題是其能力并未得到真正提高。
人力資本理論提到，要增加有用的知識數量，一方面知識需要及時更新。另外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大學不僅僅是學習知識，更重要的是提升能力。問題是知識可以通過學習得來，但能力不行。能力怎么來的？是要通過實踐才能得到切實的提高。
最近我們在做畢業生金融業就業調研發現，就研究分析、數字化工具運用、文書寫作、外語等重要技能而言，目前學生最短缺的能力是寫作。我們的大學普遍不開寫作課，而比較之下，哈佛大學強調通識教育，在八個領域之內，所有的課程基本是選修的，但寫作課則是必修課。麻省理工學院（MIT）是工科學校，寫作課比哈佛開得還好。
因此，大學的改革很重要。開辦一個專業并不是上來就開選修課、必修課，而是這個專業將來做什么，需要先研究清楚這個專業人才培養的能力模型。我們大學目前這方面做的工作很欠缺，導致專業培養的目標不清楚，甚至完全與用人單位的需求脫節。
曾湘泉
人文學科正在走向衰退嗎？
陳平原：我的擔心是就業形勢琢磨不透，今天的熱門專業，畢業后可能找不到工作。有一段時間，學文學的就業很困難，都提倡學金融。后來做統計，最難就業的卻是國際金融，因為辦的太多了。所以靠熱門專業來推動就業或者吸引學生是很危險的。反而，我覺得長線的專業更值得關注。今天大學過分地強調適應市場需要來設置專業，導致學生們選擇專業時很茫然。
周忠和：總體上，我感覺大學受到市場務實風氣的影響。在這種有用的評價體系下，人文學科有沒有前途？學生還要不要學無用的知識？這又回到了大學的本質問題。
曾湘泉：專業設置不能太窄。英美講究通才教育，這也涉及到就業問題。專業設置首先要研究需求分析。像工程類的專業，尤其需要和市場結合。而人文學科不應該按照這個方法來進行評價，它的特點是適應度比較廣，無法一對一快速培訓。
陳平原：在大量擴招過程中，很多地方需要迅速地完成任務。相比于工科，文科的投入相對比較少，所以擴大比較快。但我覺得市場經濟會調節，例如在廣東，什么專業的學生出來找工作有困難，就減少或關閉。日本的國立大學也在這么做，連續幾年每年減少，理由就是國立大學拿的是國家的稅錢，要提供有用的學科。
周忠和：李老師，你認為人文學科的前景會不會受到實用主義的思潮的影響？
李志民：我還是強調我的觀點。第一，上大學不等于就業，把大學和就業掛鉤本身還是在生存層面上思考問題。第二，學什么專業就能找到什么工作，這個也不是嚴格對應的。大學是知識層次的提高、能力的提升、思維的訓練，這是人的整個生命層次的提高。從這個角度看，人文學科很重要。還有一個層次可以思考，今天的本科不是最終學歷，學生可以在大學期間發現自己在哪方面有特長或興趣，考研的時候可以繼續深造。
周忠和：我們注意到很多大學生有就業焦慮，如何破除這種焦慮？從學生和從學校的角度來說，我們怎么樣適應當前的這樣一種形勢呢？
陳平原：北大會給大一的新生配備導師，我們系里所有的老師都必須負責一個學生。因為學生從中學剛轉到大學的時候，會沒辦法適應新的大學生活。考進北大后，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因此學院很關注這些學生的情況。
但大學還是有很大變化，以前大學四年是很愉快、充滿生機活力的。現在學校的這套考試制度給學生帶來了很多壓力。10年前，北大中文系大概80%的人能上研究生，現在降到50%以下。很多單位只招碩士生及以上，所以很多人不得不繼續深造。這樣大學就變得和中學一樣了，問題出在這個地方。
李志民：我不知道像北大這樣學生拼命競爭、追逐績點、爭取保送的學校有多少。前兩年我一直主張的是我們的大學要針對打游戲、躺平這些事情，從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應該從學位分級上調動學生內生的動力。全世界多數的國家是大學寬進可以，嚴出的問題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寬進實現了，嚴出也還沒解決好。但英國采取了一個好的方法，它把學位分成榮譽一等、榮譽二等、榮譽二等的甲乙丙丁幾類。榮譽一等和榮譽二等甲類的學生，教授就可以直接推薦他們上研究生，就不用考了。
關于未來，我們需要更包容
周忠和：我們暢想一下未來的大學。人工智能技術革命興起、人口結構的改變，給大學的教育和就業規劃會帶來什么樣的改變？
陳平原：如果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類，80%的人以后不用怎么工作了。人工智能必定會幫助我們解放很多時間，那么我們剩下的時間會做什么？可以自我充實、自我完善等，那時候，人文科學也許會迎來一個更好的發展機遇。
曾湘泉：我認為，中國大學未來還是面臨很大的挑戰，這個挑戰與經濟、社會，包括剛才講的人口的變化密切有關。我覺得人文學科對于學生打基礎很重要，經典的書還是要多讀，也要更強調基礎和能力的培養，所謂根深才能葉茂。
學生也需要對自己有一個好的學業和職業規劃。未來中國的人才戰略，應該是行行出狀元，人人都能成才的思路，而不是人人一定要上大學，或者都要上研究生。
調查發現，很多用人單位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有限，招人只看985、211，甚至要求地域、身高，這些要求跟工作績效和工作能力沒有關系，對提升人力資源利用效率是無意義的。另外，對中國的教育來講，未來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人才培養能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能不能為國家長期的人才發展戰略提供支持？
周忠和：李老師認為技術革命、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大學的教育就業會有根本性的影響嗎？
李志民：我們往往會高估技術創新在出現的短時間內產生的影響，類似ChatGPT，我覺得現在的熱炒是對它的高估。但同時，由于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我們往往又會忽略新技術對今后十幾年的長遠影響。我覺得新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的出現，確實是一個強有力的工具。但是它對大學的影響，我自己覺得大學的一些功能靠機器是替代不了的。
周忠和：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我們過去注重知識傳播，現在更強調知識創造？
李志民：對。這就好比人發明了汽車，使用汽車出行會更快，但人依舊需要學會走路。人們用ChatGPT要提出合理的問題，但提出問題的能力，就是需要自己學習知識、總結知識的過程。任何一個新工藝或者新技術的產生會提高人的生活質量、能夠提高生產效率，但是我不認為它對人的職業本身會產生很大的沖擊。
周忠和：但是它對大學的教育方式和模式可能會發生改變？
李志民：會發生一些改變，可能大學的其中某些功能會在一定程度被取代，比如知識傳播的功能。但我覺得對于職業的影響，沒有必要恐懼。就業結構會調整，有的職業消失，也會產生新的職業。上個世紀30年代，拖拉機和收割機發明的時候，美國從事農業生產大概有3000萬農民。五六十年后，美國直接與農業生產相關不到300萬人，這幾十年來，職業結構發生變化，有些人成為老師、律師、醫生。所以，我覺得新技術對職業結構可能會有改變，但不需要過度擔心就業問題。
周忠和：最后一個問題，我們社會能不能創造一種更寬容的環境，更多樣的體系去衡量畢業生？我們政府或者用人單位還應該做到哪些改變？
陳平原：現在的“雙非”“二本”的學生出來找工作，連參加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即使政府不允許這么來做，但各單位還是會這么考慮。過去像我的同事中不少人第一學歷并不好，可是后來發展得很好。而現在我們假定了第一學歷不好，以后很難得到好的發展。
周忠和：實際上這可以從政策管理方面做些工作，即給大家更多選擇的機會，而不是學歷出生論，否則只會導致更多的內卷和壓力。
李志民：我們怎么改變這種評價體系很重要。就像我們講破"四唯"、破"五唯"，為什么這么難呢？因為需要相關主管部門先改，說是破除帽子、不唯論文、破除獎勵，但各個部門帽子照發、獎勵照評，所以不從根上解決這些問題，改變評價體系就很難。
周忠和：這需要一種系統的設計。
曾湘泉：社會觀念也需要改進。勞動經濟學有一個概念叫“統計性歧視”，即將群體特征強加到個人身上的一種觀念或行為。統計性歧視來自用人單位為降低成本而采取的一種招聘策略。單位招聘或甄選需要增加投入，而利用求職者所屬群體的一般性信息來推測個人情況，則能節省自身投入。
比如，平均來說，985或211院校較之普通院校學生的綜合素質要高，而由于用人單位對單個應聘者的實際生產率做出完全預測成本太高，解決辦法之一，就是利用985或211院校學生素質較高這一群體總體特征，來對每位應聘者個體做出是否給予面試機會的決策。在此情況下，用人單位的確降低了招聘成本，但對優秀的應聘者帶來了就業市場不公平問題。比如，馬云是杭州師范大學畢業，馬化騰是深圳大學畢業，他們并非985和211大學的畢業生。
所以“統計性歧視”是有問題的。我們不能拿群體特征找一個平均數，而要看具體的人。比如，美國常青藤大學招生，SAT考滿分也不一定會招，通常會涉及其它許多評價指標。比如，面試很重要。一個教授面試一個學生要花費1-3個小時，還要寫面試報告。通常我們沒有面試，即使有的話，一個人也就花幾分鐘。所以，要樹立科學的人才評價觀念和態度，還需要在全社會普及。
我們的立法和司法也要去推進。國外是有反歧視法律的，我們《就業促進法》也有公平就業這一章，但問題是如何落實，仍然沒有很好解決。政府應該帶頭，比如招公務員要碩士、博士，可以這么要求，但是這個職位跟學歷的關系是什么，要講出道理來。這其中很重要的是，用人單位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剛才講到破“四唯”，為什么搞“四唯”，因為沒有科學的評價方法，所以人力資源管理需要科學化、專業化、職業化，這樣才能識別出人才。
周忠和：非常好，細節決定成敗。感謝三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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