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說IP地址是由32位二進制數組成的一串編碼。但是因為32位二進制不好記憶，我們經常會用點分十進制方式來表示IP地址，也就是每八位二進制為一組，將其轉換成成十進制，中間用點隔開。比如 11000000 10101000 00100000 00001010 轉換為點分十進制為 192.168.32.10；
IP地址是用來做網絡尋址用的。互聯網上的每臺設備都有一個唯一的IP，相當于你家的門牌號。當一臺設備想和互聯網上另外一臺設備通信時，便是通過IP地址找到對方設備。更多的IP地址相關知識不在這里做過多的介紹，不是本文重點。
要想說明0.0.0.0這個IP 地址代表的含義，需要從兩個方面來說明。
當在自己電腦上配置IP地址為0.0.0.0的時候，表示這臺機器在網絡上是不可達的。比如你的筆記本電腦在沒有聯網的時候，IP地址很可能是用0.0.0.0來標識，表示本機沒有分配到一個可用的IP地址。除此之外，0.0.0.0 也經常用于在防火墻或者路由設備上設置網絡策略時表示任何網絡地址。
除了在硬件設備上，在提供網絡服務的軟件配置文件中，也經常見到binding的IP地址為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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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軍控與防擴散中心秘書長。研究方向為軍備控制與國際沖突
本文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8月上
觀察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的人類社會戰爭史，會發現在各種不同的沖突中，對世界體系和國際關系影響最大的是發生在大國（Great Powers）之間的戰爭①。二戰結束以來的70多年間，大國之間并沒有發生戰爭，較之二戰前的歷史，這是大國間得以和平相處最長的一段時期。大國間的和平相處并不意味著戰爭將永不爆發。恰恰相反，隨著大國間直接沖突的減少，非傳統安全威脅獲得了新的生機，導致更多不受大國和國際規則控制的沖突的爆發。此外，大國之間直接沖突的減少并不意味著這些國家完全放棄以發動戰爭來實現國家目標的手段，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對發展中國家施加影響和發動代理人戰爭仍然是大國追求實現國家目標的選擇。畢竟，大國間未爆發直接沖突并不意味著世界主要大國“已經忘記了如何與對方開戰”。
當今世界總體和平，但地緣沖突仍舊嚴峻，在部分地區戰爭曾一觸即發。隨著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世界變得越來越多極化，無人機和網絡攻擊在現代戰爭中的應用，直接降低了發動戰爭的門檻。大國間雖然無意發動直接沖突，但稍微的戰略誤判便會造成大國間戰爭的爆發。因此，通過對二戰后大國間無直接沖突的原因，美國霸權的特征，歐盟、日本、俄羅斯的政治軍事力量，美國新技術兵器及平臺的研發，以及大國沖突的戰略地緣因素的分析，展望2030年大國沖突方式，對我國在未來時期制定軍事戰略、應對戰略風險，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的戰略意義。
二戰后大國間無直接沖突的原因
二戰結束以來的70多年間，大國之間并沒有發生直接沖突，這是大國間得以和平相處最長的一段時期。相比于前幾個世紀大國戰爭爆發的規模和頻率，這是戰爭史上所罕見的②。第二次世界大戰除了美蘇兩個國家外，所有潛在的國際競爭對手都被消滅了。美國和蘇聯國力空前強大，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全球范圍內相互競爭，但整個冷戰時期美蘇間沒有發生直接的沖突。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支配和維護世界秩序。冷戰后的20多年間，美國強勁的軍事實力穩固了其在全球秩序中的首要地位，其主導的全球秩序同樣維護了大國關系的穩定。冷戰后的今天，大國間仍處于一種和平狀態，往往通過外交和經濟手腕而非軍事手段進行較量和競爭。縱觀二戰后的人類發展史，國際秩序的建立和核武器的威懾作用是戰后70多年來大國間無戰爭的關鍵因素。
戰后國際秩序的建立。二戰中后期，盟軍在全球各個戰場處于戰略反攻的形勢下，美、英、蘇、中等大國相繼舉行了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雅爾塔會議、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波茨坦會議等，簽訂了一系列宣言、公告、聲明、決議、協議等，對戰后的世界做出安排。二戰結束后，戰勝國又通過與一些戰敗國簽訂和約，進一步補充了這種安排。這些國際文件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秩序。
戰后的國際秩序，對戰后和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包括：第一，從組織、思想、社會等各方面消滅法西斯主義，防止其死灰復燃。從1945年至1948年，反法西斯同盟國分別在德國和日本設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戰犯和日本甲級戰犯進行審判，分別有12人和7人被判絞刑。中國政府在南京、上海、北平（北京）、臺北等地，盟國在馬尼拉、新加坡等地也設立軍事法庭，對日本乙級和丙級戰犯進行審判。與此同時，美、英、法、蘇在德國的各自占領區均實行了“非納粹化”或“根除法西斯殘余”行動，整肅法西斯主義并進行民主政權建設和思想教育。在日本，美國盟軍總部主導了清除軍國主義的民主化改革，制定了保證日本和平發展的1947年“和平憲法”。但由于冷戰的發生，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并不徹底。第二，進行了領土安排。重新確定了戰后歐亞地區的政治版圖，特別是劃定了德、日、意等發動戰爭的法西斯國家的國土邊界及其被占領地區的歸屬和邊界。在亞太地區，《開羅宣言》明確規定同盟國的宗旨是“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并嚴正指出“日本亦將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③；《波茨坦公告》強調：“《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④。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在《終戰詔書》中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⑤；同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書》中承諾“忠實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項條文”⑥，這就意味著日本必須放棄其所攫取的所有中國領土。1946年1月，《盟軍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77號》再次明確規定了日本施政權應包括的范圍是“日本的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包括對馬諸島、北緯30度以北的琉球諸島的約1000個鄰近小島”。另外，規定日本須將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以及千島群島交還蘇聯，美國單獨占領日本⑦；美、蘇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區占領朝鮮；承認外蒙古獨立。第三，建立聯合國組織，作為協調國際爭端、維護戰后世界和平的機構。聯合國的根本宗旨和原則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尊重基本人權和自決原則，尊重國家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不干涉內政，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加強國際友好合作，促進全球經濟、社會、文化和福利發展，等等。還必須指出的是，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敵國條款”：“本憲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采取或授權執行之行動”⑧，對防止法西斯國家東山再起破壞世界和平具有重要作用。第四，對德、日、意殖民地和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地實行國際托管計劃，促進被托管地區的和平及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方面的發展，直至最終獨立。1994年，聯合國的最后一塊托管地帕勞共和國獨立并被接納進入聯合國，全球進入21世紀后不再有殖民制度的目標也基本實現。
二戰后主要由戰勝國建立的國際秩序，盡管仍然存在大國強權政治的烙印，但是這一國際秩序對維護戰后世界和平有著重要作用。首先，它第一次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和平共處原則正式納入了國際關系，在總體上制約了美、蘇產生爭端時的行為方式，即雙方不能以戰爭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通過協商談判來解決，由此帶來的戰后穩定的國際體系恰是幾十年來大國無戰爭的原因⑨。因此，即使在二戰后東西方緊張對峙，局部戰爭始終不斷的情況下，冷戰中的兩個主要角色美國和蘇聯之間從未發生過直接的軍事沖突，這便形成了冷戰的最基本特征：它既是戰爭，又是和平，從而使世界維持了整體的和平狀態，同時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其次，冷戰過程中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獨立原則，對戰后世界的發展有很大作用，即使在冷戰結束后，它仍然決定著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潮流。
核武器的威懾作用。1945年原子彈的誕生和使用無疑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核武器出現之前，利益沖突的結果總是有一方勝利而另一方失敗。核武器出現之后，利益沖突導致的戰爭則有可能使雙方都遭到毀滅。這種因雙方沖突而共同毀滅的可能性，卻反而成為雙方規避全面沖突的根本保障。從某種意義上講，核武器的出現是一場“核革命”（nuclear revolution）。⑩正是這樣一場前所未有的核革命，使得原本規模越來越趨于無限的大國間戰爭在很短的時間內變得荒謬，甚至無法想象。?相較于常規武器，核武器有著巨大的政治效應。首先，核武器在戰爭中所造成的破壞程度巨大到難以想象。作為常規戰爭的兩次世界大戰無論再怎么殘酷和慘烈，所摧毀的也不過是戰敗國家的政權，而核戰爭則會直接將國家本身從地圖上抹掉。其次，參與核戰爭的所有國家都將遭到毀滅，沒有真正的贏家。常規戰爭的意義就在于總有一方會獲勝并獲得由此帶來的好處，而核威懾則使這種意義不復存在，最后，與傳統戰爭相比，核戰爭帶來的破壞非常迅速，危機往往短時間內可能迅速升級為一場致命的全方位戰爭。此外，常規戰爭的結果往往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為戰爭的發動提供了機會主義的動機。而核戰爭的結果則是確定無疑的，使得核威懾遠比常規威懾可信?。正是基于核武器的這些獨特屬性，在任何危機中，核威懾都要遠遠比傳統武器威懾穩定，也更容易生效。?
核武器的巨大破壞力使人們傾向于認為，避免戰爭比贏得戰爭更為重要。這也正是冷戰時期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無戰爭時期的原因。大國無戰爭不只意味著大國之間沒發生過直接沖突，而是指大國在主觀上從未考慮過與其他大國開戰，甚至恐懼大國之間直接發生戰爭，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化。而導致這種變化的核心因素就是核武器的出現。隨著1945年“原子革命（Atomic Revolution）”和20世紀50年代中期“熱核革命（Thermonuclear Revolution）”的完成，氫彈研制成功，再加上洲際彈道導彈的出現，所有的大國領導人都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世界已經徹底發生了變革，相互摧毀使得任何一個戰爭參與者都無法幸存。?大國的領導人認識到，新的世界大戰爆發時，參與并贏得這樣一場戰爭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正是這種“相互確保的摧毀”，使得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盡管在很多戰略目標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在一個問題上始終高度一致，那就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及美蘇之間的一般性戰爭和核戰爭。?為實現這一目標，美蘇雙方在整個冷戰期間的全球競爭中都努力將沖突限定在可控范圍內，這種默契合作的形成則源于核武器的出現。?事實上，冷戰體系與1945年以前國際體系的一個最顯著的區別就在于冷戰時期大國對戰爭的極端謹慎。正如羅伯特·阿特（Robert J. Art）和肯尼茲·華爾茲（Kenneth N. Waltz）所言：“美國和俄羅斯之間或北約與華約之間的戰爭可能性幾乎是零，因為他們始終保持著對每次軍事規劃和部署升級到一般核戰爭的恐懼。”?戰爭被大國看作是解決沖突的無效方法——與潛在利益相比，戰爭的代價和風險太高了。在使用戰爭有可能導致美蘇兩國直接軍事沖突的情況下，出于對熱核戰爭的恐懼，美蘇兩國寧可選擇放棄戰爭，哪怕這么做會使大國間權力對比向著對自己不利的方向改變。這一點無疑是此前的國際體系所不曾有過的。?正是由于對沖突升級為核戰爭的恐懼，使得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或者北約與華約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在實際上幾乎為零。?冷戰后，核威懾對國家安全和大國間和平的維持作用得以延續。除美國之外，中國、英國、法國等核大國都明確地將核武器力量的部署作為捍衛本國核心利益的首要方式。強大的核力使得大國能夠自信地懾止任何一個國家對其發動的打擊。總之，核武器的出現及核威懾的存在，對大國國家安全和世界體系和平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大國對戰爭態度的改變。二戰后70多年間，大國普遍認為戰爭是可惡、丑惡、不道德、不文明的并且最終是徒勞無效的。?與潛在利益相比，戰爭的代價和風險太高了，不足以實現國家的既定目標。
冷戰后，大國認識到“繁榮已經成為一個壓倒一切的目標”。一個國家要強大，就必須獲得高水平的經濟實力。因為繁榮和經濟增長是大國國際政治地位的基礎，所以對經濟繁榮的追求是今天大國的中心目標。當大國謀求經濟繁榮時，他們意識到使用戰爭似乎是有風險的，戰爭不是獲得經濟利益的好辦法：“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戰爭是一個非常可疑的計劃。”“戰爭，特別是在發達國家的戰爭，在經濟上起了反作用，這一觀念被廣泛地接受。”大國決策者是理性的，他們知道發動戰爭不是實現國家經濟繁榮安全可靠的方法。正如美國學者約翰·繆勒（John Mueller）所指出的：“發達國家間發生戰爭是極不可能的，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是這樣的。”然而，“如果決策者采取令人困惑或瘋狂的不理智的行為，并且他們的價值觀轉而認為戰爭再次成為取得既定目標的合理的程序，那么大國間仍有可能發生戰爭。”“因此，大國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畢竟，過時并不是消失，世界主要大國并未忘記如何與對方開戰。”
“一場重大戰爭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因為大國改變了他們對世界上最想要的，或如何最好地實現其目標的看法”。一方面，大國決策者可能追求除經濟繁榮外的其他目標——比如人權。大國對這些新價值目標的追求可以取代對財富的追求。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從純粹的經濟觀點來看，大國對于戰爭的態度會再次變得理性。另一方面，戰爭可以再次被視為經濟理性。大國間是否出現戰爭，不在于大國是否改變了他們的目標，而在于大國決策者是否改變了對戰爭效用的評價。現在，經濟繁榮并不總是壓倒一切的大國目標，如果我們不相信追求經濟繁榮是當今各國的根本目標，那么就沒有理由相信大國戰爭已經過時了。
美國的世界軍事霸權與經濟霸權特征
美國作為二戰后和冷戰后唯一的超級大國，有著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美國的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是實現全球戰略的主要支柱，是謀求全球領先地位的強有力后盾。隨著二戰勝利后國際秩序的建立，經過冷戰時期，大國關系經歷了起伏不定、跌宕坎坷的發展之后，開始出現相對平穩的發展態勢。從總體上看，和平相處仍然是大國往來的主要方式，實現國家利益是大國追求的主要目標，以軍事和經濟為主的綜合國力之爭已成為國際舞臺上的焦點。新的時期，在國際形勢總體趨緩的同時，美國的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不僅沒有消失，在其尋求全球霸權的過程中，它們仍然是舉足輕重的因素。美國利用其絕對優勢在各歷史階段對中小國家動輒以武力相威脅或實施所謂“有限軍事打擊”，以服務于其全球戰略。
美國軍事霸權特征。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雄厚的軍事實力是其單極世界戰略圖謀的主要支柱，是其謀求全球霸權的強力后盾，也是其推行霸權主義和新干涉主義的主要手段。具體來看，美國的軍事霸權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直接使用武力，在全球范圍內實行軍事擴張。二戰后，美國憑借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對可能威脅到其戰略利益的國家不惜直接動用武力。據統計，從1945年到2008年的63年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30場戰爭。不計持續時間，美國平均每2.1年卷入或發動一場戰爭。從1945年到1991年，46年的時間里美國共參加了全球18場戰爭。不計持續時間，美國平均每2.6年卷入或發動一場戰爭。冷戰結束后，從1991年到2008年17年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12場戰爭，不計持續時間，平均每1.4年卷入或發動一場戰爭。據美國官方統計，從1990年到1997年，美國對外用兵42次，年用兵頻率比冷戰時期高出約一倍。近年來，美國在海外頻繁用兵或以武力相威脅。1998年底，美國無視聯合國安理會和國際關系準則，一意孤行地實施“沙漠之狐”計劃，此后又對伊拉克進行了多次軍事打擊。1999年3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未經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對南聯盟發動了大規模的空襲，南聯盟成了美軍高科技武器和北約戰略新概念的試驗場。“9·11”事件后，美國更是挾道義之威，祭起反恐大旗，發動了阿富汗戰爭，迅速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從而進入了夢寐以求的中亞地區。2003年3月20日，美國又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借口，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其實質就是要按照美國的意愿改造伊拉克，進而改造中東。通過這幾場地區性戰爭，美國的軍事霸權得到強化，美國試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計劃有了實質性進展。
第二，建立和擴大軍事同盟，利用盟國維護其地區利益。自二戰以來，美國全球范圍內構建的覆蓋廣泛的同盟體系雖是冷戰時代背景下的特殊產物，但其為美國擊敗蘇聯贏得冷戰立下汗馬功勞。尤其是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國力有所衰落的情況下，美軍無力應對來自各個方面復雜多元的安全威脅。所以，在面對國際安全緊迫性挑戰時，如打擊恐怖主義、摧毀“伊斯蘭國”、抗擊“埃博拉”等行動，美國更加注重發揮盟友與伙伴的合力作用。在歐洲，美國提出“北約東擴”計劃，旨在進一步鞏固冷戰成果，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生存空間。1997年，北約正式接納波蘭、匈牙利、捷克為其新成員。在亞洲地區，美國繼續強化與日本的軍事同盟。1996年4月，《美日安全聯合宣言》發表，重新確認美日安全同盟在冷戰后的長期性和必要性，并在實際上將中國視為其未來的主要軍事對手。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不斷加強其同盟體系。美國的亞洲同盟體系由原來的“美國+盟國”雙邊互動模式，逐漸轉變成“美國+盟國+地區組織”的多邊互動模式。美國不僅重視加強與亞洲的關系，而且逐步改善與地區組織的關系。奧巴馬政府明確提出：“我們將繼續使這些必要的雙邊聯盟現代化，同時加強我們盟國之間的安全關系。”早在2014年8月，美國時任國務卿克里在美澳防長與外長“2+2”會議后舉行的記者會上就表示，美澳雙方同意加強與拓展同日本的三邊關系。這種多邊化的同盟體系或將成為今后美國應對所謂的地區威脅的重中之重。事實上，奧巴馬政府已經感受到這種作用，如在利比亞戰爭期間實施“幕后領導”（Lead From Behind）戰略，英法等國的先鋒作用凸顯無疑；在烏克蘭與俄羅斯達成的“明斯克協議”中，德法兩國承擔了主要責任。這些也成為美國利用盟國，維護其地區利益戰略的具體實踐。
第三，不斷完善軍事戰略理論，以適應新形勢下在全球范圍內保持領先地位。1997年，克林頓政府提出了“塑造—反應—準備”新軍事戰略，即“按照美國利益的需要塑造有利于美國的國際安全環境；對各種各樣的危機作出有效反應；從現在開始著手為不確定的未來做準備”。1999年，“北約戰略”新概念問世，將北約的職能、軍事行動范圍擴展到北約成員國以外的區域，北約由冷戰時的一個防御性組織轉變為一個可以進行區域外干涉的進攻性組織。美國2004年發布的《國家軍事戰略》報告中指出，戰爭準備的基點仍是同時實施并打贏兩場大規模戰爭，并進一步提出了以“1-4-2-1”型為主要特征的建軍模式，即美軍要保護美國本土，在海外4個地區（歐洲、東北亞、東亞沿海地區和中東、西南亞）威懾敵對行動，在同時發生的兩場戰爭中迅速擊敗敵人，并至少在其中一場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從未來美軍軍事戰略的調整來看，在“先發制人”理論用于伊拉克戰爭后，拉姆斯菲爾德又提出了“10-30-30”的戰略構想，即美國作出在某個地區運用武力的決定之后，美軍要能在10天內部署到戰區，并且在30天內打敗敵人，在隨后的30天內準備戰勝下一個敵人。根據這一構想，美軍一年內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打5場戰爭。美國的這種軍事擴張戰略向世界發出了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美國打算利用其超強的軍事優勢加強對全球的軍事控制。這將進一步引起全球范圍內主要大國間的軍備競賽，惡化國際安全環境。2012年1月17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頒布《聯合作戰介入概念》。從多軍種聯合以及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跨軍種聯合的角度闡述了“作戰介入”的問題，同時為“聯合作戰介入”概念提出了重要思想，充分使用陸、海、空、天、網、電、磁等6個作戰領域的作戰力量，力求實現作戰力量的優勢協調和互補，產生整體效能大于個別作戰力量之和的效果。強調傳統作戰領域和新興作戰領域的結合和各種作戰力量之間的相互配合，顯現出太空和網絡空間領域的優勢以及聯合指揮協調能力在未來戰爭中的意義。
美國經濟霸權特征。美國經濟實力是其霸權最基本的力量之源。一戰期間，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曾指出，誰以資本供給全世界，誰就應當管理世界。回顧歷史，對霸權的興衰起決定作用的往往都是經濟實力；冷戰期間的美蘇爭霸，蘇聯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經濟實力不如美國。誰在經濟領域擁有絕對優勢，誰就會在當今世界擁有最大的利益和權力。
第一，無與倫比的經濟實力和經濟創新機制為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提供了動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總體運行態勢良好，整個90年代是美國經濟科技迅猛發展、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的10年。此間，美國經濟年增長率為3%，企業盈利率為10%，股市增長率高達17%。其中，1999年，美國的GDP達到9.2561萬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總量的28%（同期英、法、德、韓GDP為1.4695、1.4334、2.1066、0.4067萬億美元）。到2000年12月底，美國經濟持續增長117個月，打破了20世紀60年代持續增長106個月（1961年2月～1969年12月）的記錄。整個90年代，美國經濟持續穩步增長。克林頓入主白宮以來，美國經濟出現連續8年的增長，失業率降到2%以下。1998年，美國29年來首次實現了692億美元的盈余，而通脹率遠在危險線之下，股市也一直保持強勢。總之，美國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赤字、低通脹和低失業率的良性循環狀態。更重要的是，美國經濟從資源消耗型向知識和技術型轉化，率先進入了知識經濟的新時代，通訊、信息及其相關產業和服務業在美國經濟中占主導地位。1998年，信息產業的產值超過傳統產業的發展，成為美國產值最高的產業。由于信息技術的應用，信息的數字化、網絡化和電子化又反過來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以信息技術的運用為標志的美國新經濟一度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榜樣。
第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和控制力也是美國經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經濟實力的強大不僅表現在其GDP和對外貿易總額在世界雄居高位，美元在世界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上的主導地位等“硬實力”上，而且更表現在美國市場經濟和高科技經濟對世界經濟的控制力、擴張力和影響力上。美國憑借在二戰后建立起來的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標志的國際金融、貿易體系，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所確立的國際經濟制度已經成為美國控制和管理世界經濟的得力工具，而這種主導地位反過來又增強了美國的經濟實力。通過WTO推動貿易自由化，美國建立起符合自己利益的全球化自由貿易體系，保證資本暢通無阻。而世界貿易組織關于信息化的協議，就是在美國的推動下制定的，為美國實行“信息霸權主義”創造了便利的條件。烏拉圭協議規定對電腦和電話設備進行全球性降低關稅的同時，加強了對電腦軟件和其他高技術產品的知識產權的保護，有利于美國打開別國市場和發揮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鞏固它在經濟上的霸權地位。
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非常強調軍事和經濟力量對霸權國家的重要性，他在《霸權之后》一書中指出，一國只有擁有足夠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才能對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產生影響，從而實現對國際體系的操縱和控制。而美國的霸權正是建立在其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的軍事實力之上的。
歐盟、俄羅斯、日本軍事力量及其政治影響
歐盟軍事力量及其政治影響。歐盟是國際秩序構建的重要參與者，戰后長期和平的關鍵締造者之一。二戰以來，歐洲的安全防務問題一直是“跨大西洋議題”的重中之重，直到1991年《歐洲聯盟條約》通過，確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以下簡稱CESP）為歐盟三大支柱之一，才開啟了歐盟發展獨立防務的新篇章，并取得了極大的進步。基于CESP的政治框架，歐盟啟動“歐洲安全與防務政策”（ESDP）作為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組成部分，并通過《里斯本條約》等進一步完善，最終形成了政治與安全委員會（PSC）、軍事委員會（MC）、軍事參謀部（MS）來負責歐盟的共同安全與防務，組建了數支可供選擇的軍事力量，如歐盟快速反應部隊（RRF），用于實施小規模任務的歐盟作戰部隊（EU Battle groups），用于維持地區治安的歐洲憲兵部隊（EU Gendarmerie Force），原屬于北約機制、后成為在北約和歐盟之間共用的歐洲集團（EUCORPS）。
據歐盟防務EDA的不完全數據顯示，2015年歐盟27國軍費總開支2000億歐元，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40%，而同年美國軍費開支在5000億歐元左右。2014年部隊人數共計142萬。英國退出歐盟后，歐盟內只有法國是核國家，擁有500枚核彈頭。實質上，歐盟并沒有常備軍事力量，當最壞的情況發生時，歐盟只能依賴成員國的軍事能力來渡過難關。歐洲仍然受到北約（NATO）盟友的軍事保護，歐盟成員國中有22個國家也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支持者或者締約國。在理論上歐盟現役軍人超過150萬，擁有近7700輛坦克、2450架飛機（包括直升機）以及近550艘軍艦和潛艇。
然而，歐盟的獨立軍事力量有明顯的民事行為傾向，北約仍是確保歐洲安全的核心力量，主要用于歐盟以外地區的維和、沖突預防和加強國際安全，多是通過實施人道主義援助、維持當地秩序來避免新的軍事沖突爆發，或者利用軍事力量資源幫助當地國家恢復和重建安全、司法、警察系統，推動這些國家建立歐盟設計的現代國家管理制度。截至目前，歐盟已經開展了20多項獨立軍事行動，但都具有明顯的國別傾向，基本以法國為支撐，因此弱化了歐盟以一個整體實施軍事行動的意義。尤其是在英國脫歐后，歐盟自主防務建設開始進入快車道，計劃建設永久性軍事指揮部，實現歐洲軍隊的防務一體化。并且，歐盟在2017年6月宣布設立總金額達55億歐元的歐洲防務基金。種種措施表明，建立自主的安全防衛力量，是歐盟在面對國際局勢的巨變下尋求自我防衛、減少對美國依賴的現實訴求。目前，歐盟僅僅是在進行從規模擴張向技術創新擴張的轉變，但隨著歐盟整體性一體化的加強，可以預計，歐盟防務一體化的力量將在各個方面有所增強。
從歷史上看，歐盟政治力量呈現出減弱的態勢。歐盟自主安全與防務的力量其實從側面反映了歐盟政治在全球政治中的現實與期望。歐洲是當代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思想與體制的發源地，因此長期以來，歐洲（主要是西歐）都在用規范性的權力來影響別的國家，以構建符合歐洲價值體系的世界觀。此外，歐洲也通過歐盟和國家身份，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以增強歐盟整體的影響力。
毫無疑問，歐盟是國際政治的主角之一。從經濟上看，歐盟擁有世界第三大國際貨幣歐元，每年對外支付500多億歐元的援助，受惠方遍及全球。歐盟科研實力強、人口素質高，人口總數達5.2億，僅次于中國內地和印度。從政治上看，歐盟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擁有兩個席位，在G8中占一半席位，在G20中占有五席，同時是重要的經濟金融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成員。從外交上看，歐盟與美國、俄羅斯、中國、日本、印度等國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與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簽有雙邊或多邊協議，在多數國際危機和熱點問題的解決過程中都能聽到歐盟的聲音，看到歐盟的身影。
但正如上文所述，從強權角度看，歐盟在軍備力量上顯然與美國差距懸殊。而歐盟似乎更傾向于采取“軟實力”，即樹立價值觀、建立規范來提高國際影響力。比如，在貿易保護主義、宗教極端主義、能源短缺以及氣候變化等國際議題中，歐盟通常通過國際化歐盟規則來謀求更長遠的利益。從結果來看，除宗教極端主義及相關的恐怖主義無法控制之外，歐盟在貨幣國際化、貿易規則的制定、碳排放的治理以及氣候全球大會上都取得了預期的成果。以標準為例，歐盟的技術標準起步最晚，但已經成長為與美國、日本相抗衡的全球標準之一，歐洲技術標準一直是歐盟進行全球經濟競爭的首選戰略，以年均增長率3.3%計算，歐洲標準的貢獻率可以達到0.9%，僅次于資本的貢獻率。
近年來，隨著歐盟內部債務、失業、體制僵化、經濟衰退、難民、恐怖襲擊等一系列問題的接踵而至，歐盟國際影響力的局限性也逐漸暴露出來。首先，成員國內部在重大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以2011年的利比亞危機為例，盡管英法兩國表現出強烈的干涉意圖，但由于德國的反對，以及缺乏聯合國安理會的直接授權，歐盟并未采取武力干涉的行動，而是先由英法兩國聯合其他國家自組多國部隊，而后由北約接手。其次，歐盟無法擺脫美國的影響，比如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歐盟原本希望達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協議，最后卻是美國與新興大國達成一致，歐盟沒有如愿以償，在此次會議談判中歐盟可以說是被“邊緣化”了。再次，對歐盟的“普世價值”持反對的國家越來越多，如人權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末尚有75%的國家支持歐洲的人權提案，但是在2011年時聯合國大會的決議與歐盟立場相吻合的比例只剩44%，在聯合國192個成員國中，有117個國家經常對歐盟的提案投反對票。
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Kupchan）曾在其著作中把歐洲走向一體化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之一”，認為“它代表了一個轉折點，在每一點上都跟美國作為一個聯邦建國具有一樣重大的意義，甚至可能更重要”。歐盟無疑是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發明，但要進一步發揮歐盟的國際政治影響力，卻超越了設計者當年的構想。要想維持并擴大歐盟在國際上的聲音，扮演好全球的領導者之一，還需要從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上再做更為深入的改革。
俄羅斯軍事力量及其政治影響。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格局進入了一個急劇變動的新時期。但無論對國際政治演變作出何種判斷與預測，俄羅斯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俄羅斯國力漸衰，但無論在地理幅員，還是在軍事力量、經濟科技潛力及國際政治影響力方面，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許多國際問題的解決仍舊離不開它的參與。俄羅斯對國際體系的影響既取決于其軍事實力，更取決于其對外戰略的目標。俄羅斯是傾向于擴張和挑戰國際體系，還是試圖維持現狀，都會對國際政治格局的走向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接下來，本文從兵力、軍費、武器裝備、核武器等方面對俄羅斯軍事力量進行綜合分析。第一，在兵力方面，俄羅斯現役軍人近80萬人，其中陸軍人數近27萬人。第二，在軍費開支方面。2000年到2013年間，俄羅斯軍費開支呈逐年上升趨勢，2013年俄羅斯軍費開支為883.53億美元，相比于2000年的92.28億美元，其軍費開支增幅達到近857%。2016年的俄羅斯軍費開支約為692.45億美元，相比于2015年年度軍費開支增加約28.27億美元，增加幅度近4.2%，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5.3%。第三，武器裝備方面，俄羅斯陸軍擁有T-90、T-80、T-72等型號主戰坦克約2700輛。俄羅斯海軍擁有1010艘水面艦艇，總排水量近204.9萬噸。其中，航空母艦1艘、巡洋艦4艘、驅逐艦14艘、護衛艦32艘、潛艇69艘。俄羅斯空軍現有約1340架現代作戰飛機，其中第四代戰機總量達到812架，即米格-29飛機158架、米格-31飛機112架、蘇-25飛機200架、蘇-27飛機199架、蘇-30飛機32架、蘇-33飛機18架、蘇-34飛機57架、蘇-35飛機36架。同時，俄羅斯空軍擁有轟炸機140架，其中圖-160轟炸機16架、圖-95轟炸機60架、圖-22M轟炸機63架。第四，核武器等方面，截至2016年1月，俄羅斯擁有約7300枚核武器，以及由兩個導彈集團軍組成的戰略火箭軍（SRF）。2011年1月，俄羅斯約有50枚RS-20V重型洲際彈道導彈處于戰斗值班狀態。RS-12M是三級固體燃料和公路機動的洲際彈道導彈，攜帶單彈頭，截至2011年1月，俄羅斯被認為有18枚RS-12M1導彈和51枚RS-12M2導彈在服役。2017年，俄羅斯綜合軍事實力在全球處于第2位。
冷戰后，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衣缽，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其在國際事務中擁有巨大的發言權。雖然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經濟發展緩慢，影響力并不大。但是俄羅斯控制著歐洲四分之一的能源，它的軍事力量依然是超級大國的級別。論軍事實力，俄羅斯可以對整個歐盟構成致命威脅。所以，俄羅斯仍然可以引起世界性的驚濤駭浪，其國際影響力依然是不可忽視的。
日本軍事力量及其政治影響。二戰后，日本接受盟軍的改造，放棄國家保持的武裝力量，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在東西方對峙的國際環境中日本經濟取得了奇跡般的飛躍。冷戰結束后，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一心追求世界政治大國地位，企圖通過擴大軍事影響力，增強綜合國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
接下來，本文從兵力、軍費、武器裝備、軍事技術和核武器等方面綜合分析日本的軍事力量。第一，兵力方面。作為日本軍事力量主體的自衛隊，在2017年通過的《新防衛大綱》中編制定額為255229人。第二，軍費方面。1976年日本制定的《防務計劃大綱》規定防衛費控制在國民生產總值l%以下。1987年1月，日本政府決定，從當年開始，防衛費突破上述限額的規定。2016年的防衛開支約為48607億日元，相比于2012年年度防衛開支增加約2243億日元，增加幅度近4.5%。2017年的防衛預算為48996億日元（約合445億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389億日元。第三，武器裝備方面。日本陸上自衛隊已建成壓制火力系統、野戰防空火力系統和反艦反坦克反裝甲火力系統，裝備最先進的自行榴炮、自行火箭炮、多聯裝火箭炮、“霍克”中程地空導彈、81式近程地空導彈、“毒刺”便攜式地空導彈、反艦反坦克導彈、反坦克直升飛機以及應對導彈攻擊的基于宙斯盾艦高空攔截與愛國者導彈PAC-3末段攔截聯動的自動警戒管制系統（Japan Aerospace Defense Ground Environment）。日本海上自衛隊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大力發展艦載導彈和直升機，主要水下、水面艦艇開始導彈化和直升機化。據統計，目前日本擁有可搭載直升機的準航空母艦4艘、驅逐艦42艘、護衛艦6艘、潛艇17艘、掃雷艦25艘。日本空軍自衛隊現有1594架飛機，其中戰斗機和攻擊機575架、運輸機481架、訓練機447架、武裝直升機119架。第四，軍事技術方面。日本政府鼓勵科研機構及企業進行獨創性研究，并積極開展未來有潛力的研究，從2015年起啟動了防衛省獨立融資制度（安全保障技術研究推進制度（競爭性資金）），批準了9項研究課題。2016年4月，日本實現了先進技術驗證機（X-2）的首飛。日本政府積極推動與外國進行防衛裝備和技術合作，為了確保日美通用裝備的保養基礎，在采購F-35A戰斗機之際，日本政府就在企業參與制造及設立保養基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還將美海軍陸戰隊魚鷹機和陸自魚鷹機（V-22）維護保養等業務安排至木更津基地，積極與澳大利亞就未來潛艇項目展開合作，并且分別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2月與印度和菲律賓簽署《防衛裝備與技術轉讓協定》。2017年日本綜合軍事實力在全球排名第7位。
戰敗后的日本在國際政治中喪失了政治權力，這既是日本戰敗后由戰勝國強加給日本的結果，同時也是戰后初期日本政府根據自身實力與利益所做出的自愿選擇，即日本盡量避免參與國際政治事務，而一心一意地發展經濟。日本在處理外交事務時屬于“經濟中心型”，即把發展經濟作為頭等外交任務和政治目標，突出地表現出非軍事的和平主義特色，與大國外交特色存在著本質的區別。而且，長期以來很多日本人也傾向于認同“日本小國論”的國家定位。與此同時，日本從未停止過增強國際地位、擴大對外政治作用的意圖和努力，但戰敗國的地位、衰弱的經濟力量、追隨美國的國家外交，使日本在當時所能發揮的對外政治作用極其有限。但日本也正是得益于其經濟中心型外交，經濟力量迅速恢復與增強。日本經歷20世紀60、7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后，經濟大國地位逐漸確立，而政治大國的影響對于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越發凸顯出來，日本要求提高國際政治地位、發揮政治作用的意愿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而同步增長。冷戰的結束、國際格局的變動，意味著給每一個國家帶來了機會與挑戰。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也不失時機地謀求實現“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的轉變。冷戰后日本的國家戰略就是利用強大經濟力量在有利的國際形勢下積極發揮政治作用，以取得與自己經濟實力相適應的政治大國的地位。日本通過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回歸亞洲——追逐亞洲地區的主導權和爭取進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來實現成為政治大國的夢想。日本試圖利用自己的經濟、技術優勢，通過國際社會易于接受的方式在全球性問題上發揮主導作用，如開展環境外交，增大日本在全球環境問題上的發言權，利用資金優勢推行援助外交并不斷增加ODA的政治色彩，積極協助聯合國在軍備控制與裁軍領域發揮作用。
自上世紀60年代早期起，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除了美國以外的西方國家。盡管日本海外軍事力量有限，但他們也有著巨大的國際影響力，日本提供的對外援助金額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到1980年底，日本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已超過除美國以外的任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總而言之，在不包括日本的情況下，人們無法在20世紀的后半部分講述大國政治的故事。
美國軍事技術創新和新兵器及平臺的研發
2016年，為應對大國挑戰、全譜備戰“混合戰爭”，美軍積極推進軍事技術研發創新，借助民間力量促進軍事科技創新。美國以“第三次抵消戰略為牽引”，全力打造“未來軍隊”，全面建設“新型能力”。
美軍積極探索軍事技術創新。美軍將識別、研發、列裝突破性技術融入新的作戰概念和組織構架，充分發揮技術創新的效力。在國防部長辦公廳下設的“戰略能力辦公室”的領導下，重新審視現有力量，開展技術創新以取得優勢。第一，創新裝備用途，將防空反導的“標準-6”導彈和對陸攻擊的“戰斧”導彈用于反艦作戰，用傳統火炮發射超高速射彈，將F-15戰機雷達改進為移動、地面雷達。第二，發揮集群作用，將B-52、B-1戰略轟炸機和C-17、C-130運輸機改裝為“武機庫”與F-35、F-22協同作戰，構建“殺傷網”，研發“阿凡達”項目等。第三，融合軍民技術，利用商業、智能手機探測器為空軍超過3.7萬件武器提供不依賴GPS的智能導航，利用大數據深度學習建設信息通風用作戰圖（iCOP），利用3D技術打印“山鶉”無人機等。2016年11月，美國國防部長卡特簽署命令，將戰略能力辦公室改為永久性建制機構。
美軍積極開展新式兵器及平臺的研發。在陸軍方面，美國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司令大衛·帕金斯（David G. Perkins）提出陸軍未來應重點發展八大關鍵能力，包括作戰車輛、遠征任務指揮、跨域火力、先進攻防、網絡電磁戰、垂直起降、機器人與自主系統、單兵/編隊作戰能力、對敵優勢等。在海軍方面，美國海軍提出“加強海上和來自海上的力量”，重點完善“分布式殺傷”概念，發展“載荷”而非“平臺”。2017財年美國海軍重點投資戰術飛機、水面艦艇和水下力量，即維修保養舊飛機，采購F-35、F-18；為水面艦艇加裝作戰系統、“戰斧”和“標準-6”導彈、新型魚雷，升級電子作戰系統；為水下力量加裝載荷模塊，升級潛艇作戰、靜音和傳感系統，發展無人潛航器。在空軍方面，升級老舊飛機的電子戰、雷達、通信等系統；發展太空、網空等高端作戰能力，推進核武庫的現代化。在未來太空領域，更新換代地基態勢感知系統，2016年10月，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正式向美空軍太空司令部移交“空間監視望遠鏡”，新一代“太空籬笆”將于2018年開始運行。2016年8月，兩顆同步空間態勢感知項目衛星發射升空，完成四星布局。為了提高全球打擊速度，美國加速研發高超聲速武器項目，包括空軍“高超聲速打擊武器”（HSSW）、“高超聲速吸氣式武器概念”（HAWC）、戰術助推滑翔項目（TBG）及陸軍“先進高超聲速武器”（AHW）項目等。
無人機作戰是未來主要的作戰模式。自2001年以來，美軍的無人機“定點清除”作戰模式在反恐行動中不斷取得成功。無人機可以長時間留空的優點，在戰場上空形成持續的監視能力，在發現特定目標時發起攻擊。使用無人機執行“定點清除”成本低、隱蔽性強、機動性大、命中精度高，還能避免美軍士兵傷亡，與傳統作戰模式相比具有極大的作戰優勢。2012年2月、6月和12月，美軍無人機接續立功，消滅了基地組織頭目，無人機作戰模式在美國軍事作戰中已日趨成熟。同時，隨著無人機使用頻次的增加，美國中情局、國土安全部、國防部等部門的情報協調配合以及通信保障系統與無人機作戰的無縫連接也已日臻完善。2012年，美國海軍在圣迭戈建立了其首個擁有有人直升機和無人旋翼機來執行遠征任務的混合直升機中隊。在這種混合打擊模式中，美軍將戰場研判能力較強的有人機作為指揮中心，將戰場機動能力、感知能力和隱蔽能力較強的無人機作為攻擊主力，代替以士兵為主的攻擊，實現信息獲取最大化、火力打擊高效化、人員傷亡最小化的未來作戰樣式。
“兩超多強”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形勢變化速度之快、影響之深廣超出大部分人的預期。在這短短17年的時間里，世界遭受了三次大的沖擊，導致世界大國頻頻崛起，西方力量整體下滑，權勢東移，全球性問題集中爆發。“9·11事件”可以說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的第一次沖擊，從側面反映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爭斗，從形式上看兩大體制的斗爭似乎終結了，但這種終結并不代表人類文明沖突的終結。在這場沖擊中，美國的國力遭到巨大損害，世界力量對比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二次沖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其陰影持續至今，遺留問題仍在不斷發酵。第三次沖擊是2016年“黑天鵝”事件的集體爆發——英國脫歐、美國大選，尤其是非傳統政治家競選人特朗普的上臺，使世界的權勢之巔面臨著更多不可預期的巨大變化。在這個變化中，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美國則作為冷戰后的“單極”越來越暗淡。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全球治理及國際制度的制定中，對外政策也變得愈發自信，積極尋求有所作為的外交路線。大國之間相對實力的改變，最終會促使新的國際格局形成。但是，這種格局形成的具體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某個關鍵時期內大國之間相對實力的變化調整。當今世界發生的三次沖擊恰恰造成了大國相對實力的劇烈變動，為中美成為世界兩極創造了條件，為“兩超多強”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礎。
從現有的實力對比來看，在中、美、歐、俄、日所構成的國際格局中，美國無疑仍處在“一極”的地位，中國實力上升遠遠超過歐、俄、日，成為“準極”，其他三方則屬于強國。也就是說，世界處在以中美兩國為極的“兩極多強”格局之中。美國已經與歐盟和日本建立了聯盟關系。在美蘇對峙的冷戰時期，美國實際上已經按照“一超多強”的格局塑造和構建了西方體系，即以自身為軸心建立各種聯盟體系，既可以防止潛在強國之間的結盟，從而防止其他國家威脅到自己的“一超”地位，又可以凝聚力量，增強自身的實力，以對抗蘇聯。冷戰結束之后，這種“軸輻”聯盟體系更成為美國維護自身霸權地位的基石。在歐洲，美國以北約為基礎不斷進行東擴，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并與俄羅斯產生了越來越尖銳的沖突。在亞洲，美國最近幾年也積極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試圖制約和限制中國的發展。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在“兩超多強”的格局下，尤其是在未來多強鼎立的圖景中，中國應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戰略。作為內在發展潛力巨大、成長迅速，并且崛起之勢不可阻擋的大國，中國的綜合國力以及相對實力已經達到“準極”狀態。因此，堅持自身穩定、快速和健康發展，對中國而言至關重要，而采取跟隨、與某個強國或“一超”結盟，或與其他大國發生紛爭的戰略等都是非常不明智的選擇。這種戰略選擇將引發美國的激烈反應，帶來兩敗俱傷的惡果，從而使中國喪失戰略發展空間，摧毀自身發展態勢。中國要順應國際體系變遷帶來的復雜性影響，適應復雜局面，介入復雜效應，爭取復雜平衡，巧妙利用“復雜性”帶來的機遇，拓展世界影響力。
結語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二戰后的較長時間段內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是大國戰爭終結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事實上，當今大國無戰爭并不是國際制度過時的跡象，而是目前處于一個暫時的和平時期，一個與世界秩序興衰息息相關的更為寬泛的大國戰爭周期。世界大國之間的戰爭過時了，并不意味著世界大國間徹底擺脫了戰爭發生的危險，正如約翰·繆勒（John Mueller）所言，大國間的戰爭并非消失了，而是目前世界正處在戰爭不被使用的階段。
當然，大國戰爭的過時并不意味著總體戰爭的衰落。事實上恰恰相反，進入21世紀后，大國間戰爭幾乎消失，但非傳統安全威脅包括游擊戰、恐怖主義、核武器擴散、地區沖突等，獲得了新的生機，從而引發了更加不受大國控制的、不規則的沖突。此外，大國之間直接沖突的減少并不意味著這些國家完全放棄以發動戰爭來實現國家目標，對發展中國家事務和代理戰爭的干預仍然是大國追求的可行選擇。最終，雖然戰爭本身并沒有消失，但似乎大國戰爭正在變得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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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cnBeta.COM
上周，微軟面向 Dev 頻道的 Windows Insider 發布了 Windows 10 Build 21327（RS_PRERELEASE）預覽版更新。今天微軟發布了累積更新 KB5001277，安裝之后版本號升至 Build 21327.1010。此更新并不包含任何新功能，主要是為了測試微軟的服務管道。
作為代號為“Sun Valley”的 21H2 功能更新的最新預覽版，優化了任務欄上“新聞和興趣”信息流的外觀。微軟表示，全新的設計能在信息流中進一步凸顯用戶感興趣的標題和內容，讓你的信息流更一目了然、更具吸引力。
當用戶“查看更多新聞”的時候會在瀏覽器中獲得信息流體驗，并提供更深入的內容更新。不過這個新功能目前并未面向所有 Dev 頻道用戶開放。
此外很多系統圖標都獲得 Fluent Design 的風格調整，并引入了全新的字體--Segoe Fluent Icons。例如開始菜單和設置應用中那些使用 Segoe MDL2 資產的界面啟用了全新的圖標設計，其外觀和感覺更加圓潤和簡化。ARM64 設備的用戶還將從這個 Build 版本中發現，PowerShell 的默認架構現在是 x64 而不是 x86。
Windows 10 Build 21327 修復了一下內容：
● 修復了影響開始菜單和其他現代應用程序在最近版本中的可靠性問題。
● 修復了問題，當您將鼠標光標或筆懸停在觸摸鍵盤上的切換鍵上時，該鍵的背景顏色錯誤。目前，這一變化首先向一部分 Insiders 推出，以幫助我們快速識別可能影響性能和可靠性的問題。
● 修復了問題，即當使用日本 106/109 傳統鍵盤布局時，觸摸鍵盤中的KANA輸入模式在下一次啟動時不會被堅持。
● 修復了剪貼板歷史記錄中新的 "粘貼為純文本 "選項的問題，在某些語言中，文本很擁擠。
● 修復了針對特定剪貼板內容的問題，如果你點擊剪貼板歷史中的第一個條目，會粘貼與所選內容不同的東西。
● 修復了問題，導致在最近的航班中，表情面板和IME候選窗口有時會部分偏離屏幕。
● 修復了問題，當安裝某些應用程序時，可能導致IRQL NOT LESS或EQUAL的錯誤檢查。
● 修復了近期航班中可能導致登錄屏幕和DWM掛起的問題。
● 修復了問題，如果你的主顯示器使用HDR，而你的副顯示器使用SDR，主顯示器上任務欄中的應用程序縮略圖會變成黑色。
● 修復了錯誤，在這個錯誤中，顯示變化可能會意外地導致窗口增大或縮小。這主要是針對顯示器設置為不同縮放系數 (DPI) 的系統而言。
● 修復了最近飛行中的一個問題，如果你在平板電腦模式下旋轉電腦，你的電腦可能會凍結。
● 修復了問題，當在144Hz或更高的顯示器上使用Xbox游戲欄記錄游戲時，可能會導致滯后。
● 修復了在最近的構建中的問題，當使用多個顯示器玩游戲時，可能會導致停頓。
● 修復了問題，導致每次升級后都會出現錯誤的通知，顯示新的應用程序已被添加到設置中的啟動應用程序部分。
● 修復了一個可能導致升級卡在88%的問題。
● 修復了問題，導致在最近的 Dev Channel 版本中啟動MSIX 打包的桌面應用程序時出現錯誤。
已知問題包括
●微軟正在研究有關更新過程在試圖安裝新版本時長時間掛起的報告。
● 尚未為所有 Insiders 啟用固定網站的實時預覽，因此當您將鼠標懸停在任務欄中的縮略圖上時，可能會看到一個灰色窗口。微軟正在繼續努力打磨這一體驗。
● 微軟正在努力為現有的已固定網站啟用新的任務欄體驗。同時，你可以從任務欄中取消固定網站，從 edge://apps 頁面中刪除它，然后重新固定網站。
● [新聞和興趣]微軟正在解決一個問題，即在沒有互聯網訪問的情況下登錄 Windows 時，新聞和興趣可能無法使用，但在線時又會返回。
● [新聞和興趣]有時新聞和興趣的彈出窗口無法用筆駁回。
● [ARM64] 在SurfacePro X上安裝了高通Adreno圖形驅動程序預覽版的內部用戶可能會遇到顯示屏亮度降低的問題。此問題已通過更新版本的預覽版圖形驅動程序修復，網址為：https://aka.ms/x64previewdriverprox。如果您遇到此問題，請查看反饋意見收集，了解更多信息。
● 微軟正致力于解決 Insiders的報告，即時鐘和日歷彈出窗口中的農歷中文文本不再正確顯示，上個版本依然存在該問題。
● 微軟正在研究解決從上個版本開始，在設置 > 更新與安全 > Windows 更新下，當你更新到最新狀態時，狀態信息無法顯示的問題。
● 微軟正在調查有關 Insider 設備在最近的Dev Channel builds中關閉、重啟或進入睡眠狀態時連接Xbox控制器時出現掛起的報告。
● 微軟正在調查安裝了Bitdefender的設備在升級到21313及以上版本后可能會出現黑屏和/或explorer.exe崩潰的問題。如果您正在使用Bitdefender，您可以選擇暫停更新，直到微軟發布修復版本。
● 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WSL)用戶如果升級到這個版本，將無法使用GPU計算功能。微軟正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進行清潔安裝的用戶將不受影響。
● 微軟正在努力解決一個問題，即一些裝有Realtek網絡適配器的設備在運行1.0.0.4版本的驅動程序時，可能會出現網絡連接間歇性丟失的情況。
● 設置中的 "關于 "頁面在此構建中不可用--微軟正在進行修復。如果你需要訪問重命名你的計算機，你可以通過運行systempropertiescomputername.exe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