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暑期檔可謂冰火兩重天，開心麻花喜劇《抓娃娃》票房超30億，爆款懸疑片《默殺》票房超13億，但其余國產電影票房皆不如預期，甚至都沒能超過5億。
眼看著進入8月中旬，又有兩部國產電影上映，馬浴柯編劇的犯罪片《重生》和胡玫導演的《紅樓夢之金玉良緣》，希望能打開局面，為國產片再爭一口氣。
但目前《紅樓夢之金玉良緣》只得到1.5%的排片，上座率僅3.8%，票房才破400萬；《重生》則得到16.4%的排片，上座率9.3%，上映三天票房破億，根據媒體預測有望拿到3億票房。
提起馬浴柯導演，網友們最有印象的肯定是《天龍八部》中的游坦之，當年他憑借這個略帶猥瑣的形象火出圈，其后在十多部影視作品中都有亮眼表現，直到2013年南下香港發展，又因《掃毒》中的“尖沙咀段坤”一角成為“網絡表情包”。
在參演了《全城通緝》《謎城》《拆彈專家2》《逃出生天》等一系列犯罪片之后，馬浴柯也從陳木勝、陳思誠、林嶺東、劉偉強這些大導演的身上學到了寶貴的導演經驗。
正所謂“演而優則導”，馬浴柯厚積薄發，于去年12月推出《怒潮》，影片集結了張家輝、阮經天、王大陸三大男星，講述與“人販子”集團斗智斗勇的故事，其劇情緊湊，動作戲密集，是一部荷爾蒙爆炸的動作片，豆瓣評分6.2，收獲2.29億票房。
《重生》則是緊接著《怒潮》拍攝，于去年7月20日殺青，保留了張家輝、阮經天、陳國坤三位主要演員，拍攝團隊亦是馬浴柯的原班人馬。
這次馬浴柯對劇本的掌控更加成熟，盡量略去不必要的情節，使故事線更顯明快，將重點放在正邪對決上。
電影講述在東南亞大城市縵城，以穆坤為首的販毒集團，與警隊高層安佩（高捷 飾）相互勾結只手遮天，導致縵城毒品泛濫。
張耀（張家輝 飾）因妻子涉毒而家破人亡，為報仇與緝毒隊長安渡（阮經天 飾）合作，冒認是穆坤失散多年的兒子沙旺打入集團內部。
穆坤的養子赫塔（陳國坤 飾）原被默認為集團繼承人，張耀冒充沙旺的到來使他的地位受到威脅，因此很快掀起一場黑幫大亂斗。
張耀又故意挑撥安佩與穆坤的關系，使盤踞縵城多年的穆氏集團最終瓦解，穆坤、安佩、赫塔等人先后慘死。
然而安渡挫敗安佩，以“縵城英雄”的姿態掌權，其是為了取代穆氏集團壟斷縵城的毒品市場。
好在張耀識破了安渡的圖謀，聯合同為涉毒人員家屬的巴萊（馬浴柯 飾）、南茜（張榕容 飾）等同伴暗中布局，最終粉碎了安渡的圖謀，將毒品犯罪集團一網打盡。
與前作《怒潮》比較，《重生》省去了過于復雜的人物關系網，也簡化了故事線，雖也設置了雙重反轉，主線卻并不曲折復雜，顯得簡潔明快。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將更多精力集中在動作場面的打造上，以追求更暢快的視覺體驗。
雖說故事變簡單了，但張家輝和阮經天兩位影帝的演技沒有浪費。
張家輝“假沙旺”的金毛造型顯得極為夸張，為了突出角色囂張、殘暴的性格，他收起了以往塑造人物的沉穩，又拿出當年主演王晶電影時那種既夸張又搞笑的表演風格。
熟悉張家輝的網友想必知道，剛進入電影圈時，他演過李修賢的警匪片《朋黨》，當時還是青澀少年。后來王晶想捧他起來做“周星馳接班人”，接連安排了《賭俠1999》《賭俠大戰拉斯維加斯》《千王之王2000》等片，無奈都激不起一點水花。
直到2005年，在杜琪峰的《黑社會》中出演殺手飛機一角，才讓他真正轉型成功。其后更朝著肌肉硬漢的道路一路邁進，憑借《證人》和《激戰》兩部電影，拿過兩屆金像獎影帝。
雖然不再出演搞笑角色，但表演技巧還在，本片中的“假沙旺”就是個舉止乖張、臉帶殺氣，行動上卻又處處透著滑稽搞笑的人物。
他的囂張行為，是源自張耀內心對于黑暗勢力的仇恨和鄙視，因此在滿臉不屑的同時，眼神中一直都透著令人戰栗的冰冷寒意。
張家輝并不是一味復制他在王晶電影中的那種搞笑形象，而是將角色的深度和內涵用眼神表達出來，其表演細膩而富有層次感，當真是影帝級演技。
再看阮經天，今年最火的《周處除三害》已經讓我們見識到他的超凡演技。而在本片中，緝毒隊長安渡這個角色比較“憋屈”，他是警隊一把手安佩身邊的跟班，從小由安佩帶大，卻被當作一條狗來看待，受盡屈辱，累積了多年的怨恨。
因此安渡懷著十足的野心，他不僅要一舉將安佩和穆坤這對狼狽為奸的勢力鏟除，還想要取而代之，掌控整個城市的地下秩序。
作為電影的潛在反派，安渡的形象也甚為立體，而阮經天的表演比較內斂，演技全都集中在臉部表情上，與張家輝的表演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兩人其實代表了香港和臺灣演員兩種不同的表演風格——香港電影講究刺激火爆，戲劇沖突往往甚為激烈，這就要求演員的表演盡量外放；臺灣電影則更注重情緒的醞釀，因此臺灣演員的表演比較樸實無華，帶著豐富的內涵和深層的厚度。
馬浴柯導演亦在片中出演男配角巴萊，雖然戲份不多，卻是對情節推動極為重要的關鍵人物。而張耀與安渡的博弈，最后起到關鍵作用的就是巴萊。
馬浴柯既做編劇、導演，又親自出演片中角色，工作量非常大，這也能體現出他對于電影的執著追求和熱愛。
相較《怒潮》中動作戲多而火爆，《重生》中動作戲的時長明顯降低了不少，顯得更加收斂。但少不等于差，這是馬浴柯對電影場面的把握更加成熟的表現。
動作戲應服務于劇情，正如杜琪峰的《暗戰》中動作戲極少，卻仍然能營造出劍拔弩張的氛圍感；劉偉強和麥兆輝拍攝《無間道》時，更是不顧投資商的要求，執意刪去片中一段重要的動作戲，反而成就經典。
本片中的動作戲沒有《怒潮》中那么密集，卻都放在必要地方，且節奏明快，表現力與觀賞性都拉滿，讓觀眾感到甚為舒暢。
其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穆坤死后，張耀、安渡、巴萊三人聯手與販毒集團正面交鋒的一段戲。
電影先是用一連串鏡頭認真做了鋪墊，安佩中了埋伏，被巴萊刺殺；穆坤病危，他的養子赫塔帶著眾頭目聚集到病房外的大廳內等待穆坤的遺命；此時“假沙旺”張耀出現，繼承了穆坤的20億遺產之后向穆坤表露真實身份，給垂死的穆坤致命一擊。
接著穆坤的律師在大廳宣布遺囑，要將販毒集團交給“假沙旺”，話還沒說完就被早已聽不下去的赫塔一槍爆頭。
隨著律師的倒地，一場室內近距離槍戰也一觸即發，身處大廳中的張耀和安渡兩人即刻被赫塔與手下頭目的火力覆蓋。
張耀所穿是白色西服，安渡則是穿著黑色警服，這一黑一白的搭配顯然是致敬了吳宇森的《喋血雙雄》。
而大廳的雙層結構，與重機槍掃射，則讓人聯想起阿爾·帕西諾的《疤面煞星》。
隨著關鍵時刻巴萊的火力援助，大廳中形成了3打N的局面，本來對張耀和安渡兩人不利的局勢也漸漸得到扭轉。
馬浴柯完全擯棄了《怒潮》中那些冗長的武打戲，改用槍戰戲來表現正邪的對決，使動作場面變得更加流暢火爆，這是很明顯的提升。
從以上這些優點，能看出馬浴柯在創作上的進步，但他畢竟是新人導演，在劇本創作方面依然存在明顯的短板，這是電影未能吸引到更多觀眾的原因。
首先，“涉毒人員家屬聯手消滅販毒集團”的故事，帶著一種不真實感，且不說這些普通人如何潛入到販毒集團內部，如何集結這樣一幫人，讓他們為了同一個目標去獻身，就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其次，馬浴柯仍然擺脫不了在敘事過程中，用過多的直白剪輯鏡頭交代劇情的毛病，讓電影的觀感變得廉價，粗糙的畫面感也削弱了電影的大片氣質。
最后，是情節的把握，上面提到的“正邪對決”動作戲是電影的高潮部分，其后安渡黑化，與張耀“雙雄對決”的情節，則明顯讓人感覺“一口氣接不上”。沒有了前面的刺激火爆，而正邪雙方的結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綜上所述，就能看出《重生》的格局不大，未能提煉和升華出深刻的主題，是影響其票房成績未能走得更遠的原因，也是令人感到遺憾之處。
《重生》是馬浴柯“復仇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接下來他還將執導第三部作品，讓我們期待他交出更好的答卷。
（電影爛番茄編輯部：熱血丹心）
康永宣布退休了。
“不想做事，已經做夠了。”
在最近一場媒體采訪上，他公開宣布了這件事。
《康熙來了》收官八年了，雖然還不時有新的工作，但蔡康永一直沒有一個新的陣地，“退休”其實是一個早已開始，緩慢進行中的過程。
只不過正式說出這兩個字，還是不免讓人感慨。
今天Sir不僅僅是回顧他個人的演藝生涯。
而是更想聊聊蔡康永的退休意味著什么。
或者應該這么問：
蔡康永退休，娛樂圈有下一個人取而代之嗎？
甚至，假設蔡康永的年紀不是問題，他主持的節目還能成為熱門嗎？
所以承認吧。
蔡康永轉身離去。
代表著流行文化的一個時代正在落幕。
Sir不想故弄玄虛，如果要直截了當用一句話概括那個時代的娛樂精神，那就是：
保持好奇，邊界之外到底有什么？
01
越了解蔡康永，就越會發現：
你無法真正理解他。
說話面面俱到，但永遠把自己隱藏得很好。
竇文濤說：
蔡康永像情趣內衣一樣，若隱若現的。
李誕說：
不理解蔡康永為什么能做到這樣向下兼容，他到底圖啥。
Sir沒見過蔡康永本人，就更不能說自己了解了。
但從他成長的軌跡，或許能找到一些解釋的可能性。
熟悉《康熙來了》的老粉一定都知道，蔡康永家世顯赫。
父親蔡天鐸曾是上海自來水公司老板，吳宇森電影中，那艘1949年首航即沉沒的“太平輪”，就是蔡家的。
很多人說他的這一重背景，通常強調的是他貴氣、有教養、通曉人情世故。
從小博覽群書，7歲登臺唱京劇，同學全是高級軍官子弟。
但Sir更想聊這對蔡康永的另一重影響：
“老人味”。
不是說蔡康永今天歲數大了，和年輕人脫節，是他從小就耳濡目染養成了一種“老人味”。
因為他的家庭，實質上就是一種遺老。
父親一輩從當時的亞洲第一大都會上海，來到窮鄉僻壤的臺灣。
對生活的周遭，一切都瞧不上。
這種心態其實很常見。
賈樟柯的《海上傳奇》，演員潘迪華在50年代從上海來到香港時，心想：
完全是個鄉下地方。
王家衛的《花樣年華》，上海房東太太屋里布置的是從上海帶來的家具，整日穿的是旗袍，吃的還是上海菜。
“遺老”的一個特征是，歷史翻篇了，但他們進入不了新的時代，新的環境。
他們是“無腳鳥”，寧愿一生懸空也不愿落腳。
蔡康永的媽媽，在家要穿大翻領的高級成衣，孔雀毛的高跟拖鞋；出外要至少一小時的全套妝發，旗袍、首飾一樣不落。
以至于童年的蔡康永，一直以為所有媽媽每天的事情，都是像奇跡暖暖一樣沉浸式換裝。
蔡康永從爸爸那里，聽到最多的永遠是吐槽，臺灣的這也不行，那也不好。
“你已經錯過了所有的好事情。”
年紀小小的蔡康永還沒有經歷過滄桑，他的耳根子就已經浸透了滄桑。
這就形成蔡康永的老氣：
他生來就在羅馬。
可是他又過早地預知了，再繁華、強大的羅馬，也注定有被雨打風吹去的一天。
這樣的“局外人”，還能對什么提起興趣呢？
小S曾經吐槽，蔡康永發脾氣的理由只有一個：嘉賓故事不夠精彩。
也許，這就是書卷氣的蔡康永，能夠和辛辣三俗的小S搭檔這么久的原因。
他渴求故事。
他好奇那些局內的飲食男女，一個個是活得怎樣熱辣滾燙。
蔡康永并不急于表達“我”，比起主角，他更想當看臺上的觀眾，和幕后講故事的人。
在進軍主持界之前，他的老本行是電影：
80年代，蔡康永受到胡金銓導演的推薦，成為了UCLA當年全球招收的30名學生之一。
后來，許鞍華《客途秋恨》入圍戛納，因為時間安排不過來，是初出茅廬的蔡康永幫她送拷貝。
再后來，許鞍華拍《方世玉》，她本想讓蔡康永編一個喜劇，結果蔡康永死活想不出來，才讓別的編劇接手。
對了，王祖賢演的華語版羅生門《阿嬰》，劇本就來自蔡康永。
蔡康永是幸運的。
他的家世和教育，給了他在華語娛樂圈獨一份的人脈。
按理說，蔡康永可以“躺贏”。
在電影圈混個編劇，只要死熬資歷，總能混出名堂。
但蔡康永不要。
“拍電影耗時太長了，我覺得我有更著急的事情去做。”
三十年后的蔡康永，回看當初自己對電影的放棄，又補了一刀：
“我覺得自己寫的劇本，根本沒有拍出來的必要。
大概是家里太多書，以及在京劇舞臺上的‘虛榮’，讓我覺得，被聽見和被看見是一種成就。”
02
蔡康永是不折不扣的讀書人。
但看他的發言，你發現他很少以知識分子自居。
相反。
他推崇通俗和娛樂的價值。
90年代，他在報紙上寫的專欄，走的是屎尿屁風格：洗澡有益健康、如何剃毛才不變態、小便可以有哪些姿勢、做愛時應該說些什么。
后來還出版了。
俗嗎？
俗。
但俗的背后，也映射了當時的社會潮流。
90年代，臺灣解嚴，文化走向開放，跟華語電影一樣蛻變的，還有正襟危坐、整齊劃一的電視媒體。
第一家民營電視臺TVBS成立了。
蔡康永有了第一檔電視節目，《翻書觸電王》。
看名字就知道，這是講讀書的，完全是蔡康永信手拈來的領域。
問題是……觀眾不愛看。
既然都做了主持人了，那就再換換別的方向。
新節目《真情指數》，他永遠掛著最和善的微笑，用最溫柔的語氣，問最讓受訪者擦汗的問題。
面對徐克，他上來就暴擊三連：
聽說攝影師說你很難搞。
聽說編劇倪匡被你逼走了。
徐克解釋說，確實有這種情況，所以我自己來寫劇本了。
結果蔡康永繼續追殺：
大家都說你的電影畫面很美，但故事有點不清楚，會不會就是這個原因？
你想象得到，徐克已經在苦笑了。
但仍然硬著頭皮回應：
香港拍電影有長度的限制。一場完整的戲拍出來了，為了最后呈現要剪掉很多，于是造成了故事的跳躍性。
徐克露怯了。
但這份怯，在觀眾看來，又是一份可貴的真誠。
承認故事比不上畫面，承認電影人受制于資本。
這沒什么丟臉的。
恰恰相反，它體現了一個電影人最大的自覺和自省。
今天我們都習慣了，電影宣傳要做線下路演。
但你又能聽到多少人，敢問出蔡康永這樣一針見血的問題，而導演還能波瀾不驚，真誠以對？
王偉忠說：
康永有中性氣質，很多話他來說就比較合適。
第一檔讓蔡康永大放異彩的節目，其實不是《康熙來了》，而是《兩代電力公司》。
《奇葩說》上，蔡康永曾說：
不是要認同已經被認同的價值，而是要開創新的價值。
而《兩代電力公司》，相當于古早版本的《奇葩說》。
每集針對一個爭議性話題，可以是倫理的，也可以是時代的，素人嘉賓分成上下議院，分別站在自己的立場發表看法。
但《兩代》討論的東西，有時比《奇葩說》更奇葩：
比如，該不該接受被包養。
節目開始，蔡康永大膽假設：
請放下你所有從教育中獲得的道德標準，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四十五歲的老男人，不缺錢，請問你會包養一個漂亮的女生嗎？
這樣的話題，今天可能一開口就被下線。
但蔡康永卻讓你看到，讀書，不是用來掉書袋的。
而是把你的看法和理解，融入到對社會的每個觀察里。
他用一句開場白，將下三道的娛樂話題，上升到哲學的高度：
我們不是一個反道德的節目
但我們很多時候是無道德的
我們相信
很多事情不是一定要和道德發生關系
還有一集看標題就羞羞的：
《爆乳美少女》。
必須承認，這一集過于大飽眼福了。
但這并不是為了搞黃色。
蔡康永邀請大胸的女生分享苦惱，比如在學校里被男生盯，在公車上遭遇咸豬手，應該怎么勇敢面對。
他也鼓勵這些女生：
如果就是跟別人不同，享受異性的目光，同樣可以毫不避諱地說出來。
蔡康永的中性氣質，讓他在這些羞羞的節目上，像是一根定海神針。
他能敏銳地察覺到女嘉賓的不適，吐槽男嘉賓不要把A片當真，但也絕不地禁止大家開兩性玩笑。
寧可俗得真實。
不能假裝深刻。
這就是蔡康永做主持的態度。
因為無所拘束的娛樂，代表的已經不僅是娛樂本身。
它關乎社會的進步與開放，也關乎我們每一個人，對瑕疵有多大包容和直面的勇氣。
把一切都攤開來說，開著玩笑說，踩著冒犯的邊緣說。
道德，原來并不是教科書上那吃人的禮教，而是可以不斷進化、趨近平衡的彈簧。
承認欲望、正視欲望、反思欲望。
或許，才是最大的道德。
03
蔡康永宣布退休后。
很多人的直接感受是：
環境越來越危險了。
高情商的蔡康永，都搞不懂這個時代了。
翻看蔡康永的故事。
Sir才發現，原來蔡康永在很多人眼里，早就已經“塌房”了。
仇富、仇權，說他是貴族公子哥，不懂人間疾苦，事業全靠資源人脈。
今天的我們，在用偏聽偏信，為自己織就一層自以為是的信息繭房。
優秀的節目主持人，不止蔡康永一個。
問題是，今天還有哪一檔采訪節目，能讓你感嘆“敢問”“會問”。
又有哪一個主持，在貢獻了信息量極大的采訪后，能逃得過觀眾的挖墳、嘲諷。
你會發現，今天越來越容易“塌房”的，都是談話類主持人。
魯豫一句引導說出貧困兒童真實情況的“為什么不吃肉”，被武斷地定義為何不食肉糜。
去年《十三邀》采訪費翔。
許知遠為了讓費翔的中文詞匯更接近原意，用英文來解釋補充，彈幕全在攻擊許知遠傲慢、裝b、沒禮貌。
無獨有偶。
蔡康永在《真情指數》里，也采訪過費翔。
當時費翔離開臺灣十多年，但突然空降陶晶瑩的節目。受到熱情反響后，他決定乘勝追擊，推出唱片。
蔡康永一上來就問：
這是不是你為了復出故意設計的煙霧彈，或者說一種營銷手段呢？
用今天的飯圈話術來說：蔡康永的提問都不是裝b了，而是帶節奏、存心黑。
《周二不讀書》，蔡康永采訪莫言。
因莫言有過軍旅生活。
蔡康永便問：你覺得文學要為政治服務嗎？
莫言回答：“中國大陸從四九年到八十年代，‘作家為人民說話’的口號，毀掉了好幾代中國作家，作家們光為了歌頌，光為了替人民說話，忘掉了個性，所有作品都是共性。”
但作家，其實都是叛逆的。
如果沒有蔡康永的提問，我們可能無法親眼看到，莫言這樣有個性的表達。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蔡康永是世故圓滑的，心思總讓人猜不透。
但事實上。
蔡康永雖老派。
卻有著一顆年輕的靈魂。
年輕，不是趨之若鶩地跟風潮流。
而是他能夠，開放心態去聽取、吸納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的想法。
無論是嚴肅的作家。
是政客。
還是年輕小美女的化妝術，或者明星八卦緋聞。
而蔡康永的這種興趣，反映出來的，也是當時大眾的心態。
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上流精英還是草根百姓，都可以互相了解，平等交流。
于是我們才記得，那些言簡意賅，但說出了我們模糊不清的感受的蔡式金句。
生活的暴擊值得感激嗎？
蔡康永說，“活著是值得感激的。而我不認為，有任何一種生活，是沒有暴擊的。”
該不該原諒傷害過你的人。
他接過馬東的話說，“那不叫原諒，叫算了”。
采訪中，蔡康永也拒絕無條件認同，那些看起來通透的人生道理。
比如“與自己和解”。
我不會建議你“跟自己和解”，我覺得你應該常常跟自己吵架，跟自己抬杠，常常問自己“為什么”，常常處于不安定的狀態，跟自己不斷地搏斗。人不掙扎有什么好玩的？不掙扎得亂七八糟地跌個狗吃屎，你怎么知道你要過什么生活？
比如“優雅地老去”。
我看到很多明星都被對比，他們年輕的時候跟他們老的樣子，很多人都在講「優雅地老去」這個詞，我聽了都要吐了，那些年輕時也沒有很優雅的人，為什么他們老了要變優雅？
看一只動物就知道，變老一定是很狼狽的，它的毛會稀疏，它的眼睛會渾濁。老已經很辛苦了，你還要他優雅，是要逼死大家，所以我沒有打算同意這句話。衰老根本不是在一些生活細節讓你意識到它，它就是隨時狠狠地扇你的巴掌，叫你醒過來。
比如“工作和事業平衡”。
我從來不覺得人要在生活與工作中找到平衡，這有什么好追求的？為什么要在全職媽媽與職業女性中間找到平衡？今天偏這邊、明天倒那邊有什么不對？生活就是亂七八糟地度過，沒關系呀。一絲不亂的生活有什么樂趣呢，那跟人之將死的狀態有點兒像。我不是跟人家唱反調，我只是覺得很多約定俗成的概念很懶惰。
確實。
蔡康永不是什么百年一見的天才，才華橫溢的大家。
只不過是興趣很多、雜學很多的主持人。
但他的開放、自省、犀利。
今天又有多少明星藝人能做到？
文化的盛極一時。
是時代造英雄，也是英雄造時代。
就像發掘了蔡康永的王偉忠。
如果沒有天性的叛逆，他就不會在社會改革的高潮，嗅到自己的機會，打破傳統電視的規矩，開創談政治、談兩性、談禁忌話題，百家爭鳴的臺綜時代。
蔡康永同樣。
他的優雅和老派，讓他比其他單純搞笑的主持人，多了一份學識與沉淀，也正是有了他的鎮場，小S才能發揮天才般的搞笑屬性。
最重要的是：
如果觀眾不懂欣賞幽默，明星沒有娛樂精神。
大家只想板著臉、假正經……
那么《康熙》也曇花一現，不可能有十多年的常青收視。
最后。
Sir想到了蔡康永編劇的《阿嬰》。
一個并不算高超的原創本子，但集合了華語圈或重磅，或新銳的選手：
邱剛健執導（《唐朝豪放女》編劇），王祖賢、高捷（侯孝賢御用男主）主演，美術指導是葉錦添，剪輯是廖慶松。
隨便拉一個妝造截圖，都是不可言傳的絕美。
故事的實驗性對比今天，更是一騎絕塵。
阿嬰，兒時親眼目睹母親被施以“木馬”刑。
父親教導她：這就是淫亂的下場。
在嚴苛的清教徒式教育下。
阿嬰成長成“圣女”。
嫁為人婦，丈夫是虛偽的道學家。
捍衛規則，鼓吹禁欲的男人們，并沒有將道德標準內化成自己的標準。
于是，當暴徒強奸阿嬰，她居然說：
“我還要一次！”
為了掙脫封建的牢籠，欲望的枷鎖。
哪怕從人變成鬼，她也要成全自我。
時代過去了。
那個突破禁忌，解放真實天性的時代。
娛樂圈不再有蔡康永的位置。
就像電影不再允許阿嬰的出現。
我們不再想了解事物的本質，人的立體性，因為我們已經走向了當年《兩代電力公司》的反面：
一切的藝術和娛樂，都要經過道德的審核，無知的恐嚇。
我們只在意自己，不關心世界。
只想吸收最不需要思考的信息，不斷加固已有的認知，躲在風雨無憂的洞穴里。
難怪蔡康永說：
我死后不需要立墓碑，也不需要去哪里撒骨灰。
消失就好，被忘記就好。
是啊。
那些活色生香，無拘無束，只能變成毛玻璃的記憶。
還是早點忘了吧。
要不然。
我們又怎么有勇氣去面對未老先衰的次等人生，和虛張聲勢、了無生趣的垃圾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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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助理：老板娘沒有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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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李喆 供圖/范小青
這個七月，中國傳媒大學范小青老師榮獲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的嘉獎，表彰她對中韓文化交流作出的貢獻。與此同時，她的新著《韓國電影100年》出版，作為第一部系統講述韓國電影百年史的權威書籍，由中國學者率先寫作完成，引發國內外廣泛關注。
中國著名導演王小帥稱贊范小青為有興趣了解韓國電影及社會的人“梳理出一條專業的路徑”。釜山電影節前理事長李庸觀評價道，“20多年來，范小青親歷了韓國電影的飛躍式發展，踏踏實實研究，以外國學者的視角回顧韓國電影的100年歷史，對韓國電影而言彌足珍貴。”韓國著名導演李滄東說，希望這本書能讓韓國電影愛好者對韓國電影的歷史不再局限于碎片式的走馬觀花，同時生發對“電影是什么”這一本質問題的關注，共同思考電影的未來。
8月6日上午，范小青獲獎后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訪談，講述她寫作這部書的背景淵源，并分享了她對中韓文化交流的切實體會。范小青聲音明麗，語速較快，溫和中不失犀利，令人感受到“她力量”傳遞的智慧與能量。“我喜歡跟影迷交流，希望更多的讀者看到它，引發對電影文化的思考。”她說。
2000年被《綠洲》《春逝》打動，辭職去讀電影學
北青報記者：您是如何開始對韓國電影產生濃厚興趣的？
范小青：上世紀九十年代，我開始給幾家北京的報紙寫影評文章，也和北京電影學院的同學一起去看電影，那時候大家看的大多是東歐、好萊塢，包括日本的電影，我當時很少聽過有韓國電影的聲音。當我2000年第一次看到李滄東導演的《綠洲》和許秦豪導演的《春逝》，就被影片深深打動。后來在北京電影學院看韓國電影展，感受到韓國電影在類型上是好萊塢式的，但是它的情感表現是東亞式的，非常細膩，跟我們更加接近，更能引發我們的共感。這種電影當時我沒見過，就開始關注韓國電影。但那時候韓國電影還沒有大火，在世界范圍還沒有形成大規模的認可。只是2002年韓國導演林權澤憑借《醉畫仙》獲得第55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同年李滄東導演的《綠洲》拿下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以及新人演員獎。
當時我在電臺工作，作為主持人經常采訪一些文化圈的名人，一次閑聊天，韓國導演金泰均偶然問我，你想不想去國外讀書，去學電影？我就正式想了想這件事，開始為留學做準備。后來他特別熱心地幫我聯系導師，甚至給我做擔保人。給我感覺無論是他們的電影，還是電影人，都很真誠，知行合一。2003年，我從北京交通廣播電臺辭職去韓國讀書。
北青報記者：作為第一批去韓國讀電影學的留學生，您有哪些難忘的求學經歷？
范小青：我特別幸運的是，當時國內還沒有太多年輕人去韓國學習電影，而且我學習的過程恰好經歷了韓國電影暗自發力到全面開花的過程，相當于是在歷史當中感觸到韓國電影的歷史。
我在中央大學讀書時，我們班就我一個中國留學生，大家都很關照我。我們那撥兒老師都特別棒，教授中還有兩位電影導演、一位著名攝影師。中央大學電影學專業的授課不僅僅是在教室里完成的，當時有一位教授李圣求是韓國最老的教授之一，他帶我們上韓國電影史，我們學校離韓國電影資料院很近，坐三四站地鐵就到了。每個星期我們上課的時候，他都會提前聯系好電影資料院看什么電影，然后免費給我們這個班的學生放電影，放的都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黑白電影，還有沒修復好的中間聲音丟掉的那種老電影。看完電影我們再回到教室用學術的方式討論。整個四年的學習過程中，老師講授的很少，主要就是師生之間的溝通、討論。
不僅在大學課堂積累知識，還和韓國電影文化圈有親密交流
北青報：這樣的求學經歷，也成為促使您撰寫《韓國電影100年》這樣一部講述韓國電影歷史著作的契機吧？
范小青：是的。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韓國電影現代化的產業進程》，也啟發了我后面的持續研究。《韓國電影100年》是我學習、研究韓國電影20年交出的一份作業，也是很多對韓國電影的“現在”感興趣的專業人士和影迷們一直津津樂道的“韓國電影為什么會有今天的成就”這個問題的一個分析與總結。但是在寫這本書時，我自己是影迷出身，又寫影評，我并不想寫一個生硬的學術著作，所以我力圖用流行文化的敘述，把韓國電影分為四老天王、四大天王、四小天王、四大天后等跟影迷交流，這個過程特別有趣。
事實上，我對于韓國電影的感知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有一種電影文化的沉浸感知。韓國電影文化機構的候選人全都是來自教授、記者和現場工作人員，比如我們的老師都是各個電影文化機構的大人物，像李忠植教授是電影振興委員會的第二任委員長，朱貞淑教授是韓國非常有名的女學者，她曾經做過韓國電影資料院院長。
我印象很深，每當舉辦釜山國際電影節的時候，首爾知名的電影高校都會放兩周假，教授和學生們都去釜山看電影，而且前輩們會很早就搶訂兩個公寓，我們女生都住在那里。電影節期間還會給電影專業的學生提前申請一張免費影迷卡，憑影迷卡每人每天可以拿到4張免費票，上午10點看一場，中午1點看一場，下午3點看一場，晚上6點看一場。看完這幾場電影，老師們會把我們一撥一撥都帶上，跟資深電影人一起吃飯，討論電影。整個電影節期間我們都是沉浸在電影文化的氛圍當中。
北青報記者：您留學讀書的過程都很順暢，還能夠深入到電影藝術的各個方位。
范小青：我自己是主持人出身，對陌生環境以及與人交流這方面，首先我不怵，其次因為我非常努力，語言進步得也非常快。另外，我的電影文化積累并不僅僅是在中央大學的課堂里進行的，我和韓國電影的主創人員、韓國的文化記者圈有非常親密的交流，每周有三四場我都會去到電影發布會現場。
這種交流緣于2004年，一開始金基德因《撒瑪利亞女孩》和《空房間》連續捧起柏林和威尼斯兩個最佳導演獎。5月，樸贊郁又憑借《老男孩》獲得戛納電影節評委會大獎。由此，韓國電影開始引發全球關注。但是當時在韓國電影圈會韓語的中國人不多，幾乎沒有人能進入他們的語境里一探究竟。剛好我做過記者，又寫影評，所以很快《看電影》雜志就找到我承擔一些采訪報道。那時我每天都會收到大量電子郵件，從韓國電影導演到明星，以及幕后的工作人員。每次在電影交流的文化現場和韓國主創們對話,每人站起來都先自報家門，我幾乎都是唯一一個華語圈的記者。大概從2005年開始，香港有線電視臺邀請我做制作人、出鏡記者，所以我跟韓國電影圈的大主創們也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對韓國的大眾文化更多了直觀了解。
北青報記者：能夠一直保持著興奮狀態，以前的職業歷練對您也有所助益吧。
范小青：對的。我是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畢業的，不管是在學校學習人文社科的方法論還是后來的工作經驗，到現場采訪、寫評論、做節目，都蠻有用的。每當我在電影發布會現場舉起手提問，他們就會發現，這還有一個中國記者。這對于他們來說是有一定的印象，也有利于我后續的工作。比如李俊益導演拍《王的男人》時期，可能我在現場的交流給他留下的印象比較深，所以后來我再約獨家訪談就比較順利，而且我想要補充什么內容，他都會努力去幫我完成。
采訪近30位韓國重量級電影人，他們大都真誠、率直
北青報記者：您歷時3年，采訪了近30位韓國電影界重量級人物，在《韓國電影100年》中，這些翔實的口述佐證了歷史。李滄東直言，在韓國電影界，如果沒有深厚的信賴和友情為基礎，這樣的口述實錄調研很難實現。您在與韓國電影人交往中有哪些印象比較深的事？
范小青：總體來說，我接觸到的韓國電影人大都比較真誠、率直，大都生活非常簡樸。他們沒有那么復雜的程序性或者是身份感，做什么事情都有板有眼，讓我覺得特別踏實。比如約采訪都是說好一個地方，我們坐地鐵去，然后喝一杯咖啡就開始聊。如果我還想知道一些產業方面的信息，他們甚至會把PD（制片）帶上，我們一起聊。
有件事比較觸動我，當時美國一個大投資集團有個拍片計劃，想拍一個秦始皇東渡日本的奇幻片，于是想要找一個擅長拍古裝片的韓國導演，當時古裝電影《王的男人》火遍亞洲，我就推薦了李俊益導演，對方也覺得特別合適，請我翻譯劇本然后去跟李導推進這件事。但李導對此事遲遲未回。有一次我追問他，他說他看了劇本，投資很大。我說，是的，投資很大。最后，他說他正在準備一部電影，實在抽不出時間，他還說中國不缺這樣的導演。后來我才知道，他那時正在準備的電影是一個叫做《東柱》的黑白片，講一個在韓國盡人皆知的國民詩人尹東柱的故事，投資一共200萬人民幣。我就想，如果當時他接了那個大項目，他個人的酬勞都應該是這個片子制作費的三倍，那么大賺特賺的項目他為什么不接？李俊益導演說，“我現在拍的這部電影，可能沒有人愿意去拍。”
回過頭看，我也有遺憾的事。那時候我對韓國電影史的了解還不是那么深入，所以很可惜的是，2014年我去美國圣地亞哥的最后一晚，正好有一個熟悉的韓國教授出差到此，他跟我說晚上有一個派對，韓國最早的武俠導演鄭昌河也在，你要不要過來？我那時不太知道這位武俠導演的歷史影響力，結果錯失了跟他見面的機會。要知道上世紀六十年代他就被香港邵氏兄弟影業聘請，雙方合作12年，1972年他執導的《天下第一拳》在美國公映，創下新片票房排行榜第一的佳績，這是有史以來非好萊塢電影在北美票房排行榜上的第一次勝績，對香港功夫片開拓歐美市場，意義深遠。這事我想起來就會覺得遺憾。
北青報記者：以外國學者的視角回顧韓國百年電影史，您采用了“代際劃分”的方式梳理，這一方法的設計靈感來源于哪里？
范小青：在韓國學習期間，我的同學、前輩，還有教授他們跟我聊中國電影的時候，對中國導演張口閉口都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甚至在2000年初期，對謝晉導演的研究在韓國大學的課堂里也算是一個熱點。這啟發了我，讓我覺得對于不太了解韓國電影歷史的細枝末節，但是又有了解沖動的影迷來說，這種代際劃分的方法論應該是可行的。于是我就去找理論和歷史的支持，我在韓國電影資料院里發現上世紀80年代的雜志，他們當時的電影評論家寫到，韓國電影第三代旗手李長鎬領導韓國電影史上最早的電影藝術運動“影像時代”云云；后來又在一個非常著名的電影評論家著述的韓國電影史中發現了“代際”的用法，果然“代際”對他們來說也是熟悉、認可的概念。
不過我認為只有電影人在電影圈的“代際”經歷這一根支柱難免不牢固，出于這種自發的意識，我用創作世代和產業時代為經緯主軸，相輔相成表現韓國電影史的流變。我的老師李庸觀看了說，“一個時間，一個空間，你利用電影的兩大特色時空相連，寫了一本電影史。”老師的話讓我頓悟，我自己都沒有想到過！
看到他者的強大，看到自我的優勢
北青報記者：您曾說，天時、地利、人和創造韓國電影的歷史奇跡，這其中“386電影世代登場”是人和的表現，怎樣理解“386世代”這個概念？
范小青：所謂的“386世代”這群電影人，他們都是上世紀60年代韓國嬰兒潮時期出生，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當他們30多歲時進入職場，把一腔熱忱投放到了大眾文化當中。他們經歷了很多韓國電影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也因此，上世紀90年代初嶄露頭角的電影制片人和“386世代”的大舉登場，預示著韓國電影變革“人和”條件的成熟。
事實上，“386世代”不僅讓本國觀眾看到了本國電影的沖擊力，讓觀眾自動走進電影院支持本國電影，而且“386世代”有能在商業上發力的，也有能在藝術上發力的，比如2019年奉俊昊執導的《寄生蟲》，左手拿起金棕櫚，右手拿起奧斯卡，他們讓本民族的觀眾看到了本民族電影所具備的視覺效果和情感效應，同時在海外發出了聲響。
一個國家的強大自信是通過文化潤物細無聲，韓國的“386世代”就擔當起這個文化軟實力的責任。比如李滄東導演，他曾經是韓國最著名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得遍了韓國的文學大獎，但他為什么在40歲的時候毅然決然放棄寫小說轉而投向大銀幕？他說，“我看到了侯孝賢的電影，為什么侯孝賢能夠把我心里的秘密說出來？”他意識到電影可以掙脫文字的束縛，能夠把他的想象力傳遍世界，是找到他的讀者的最便捷、最活色生香的路徑，所以他放棄了再用文字去跟人溝通。
北青報記者：在您看來，韓國電影是如何在全球范圍內獲得認可和關注的？
范小青：在電影史發展的歷史長河當中，韓國人一直是憋著一口氣想要發聲的。韓國電影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看到了他者的強大，也看到了自我的優勢。我覺得韓國文化當中的一個特殊的點，或者說韓國電影最能夠打動人的都是他們把自己的脆弱呈現出來，跟希臘悲劇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先感動自己，然后感動他人。
韓國電影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這個過程中他們剖析自己民族的東西是真誠的，有人類共通的情感，這點是非常重要的特質。他們首先類型化講好故事，其次在講好故事的同時，不會放棄問題意識和個性表達，這是它的文化含金量，所以它既被普通觀眾認可，也被電影業界認可。
范小青和同學們
通過更多的電影節、文化活動，培養年輕一代的電影文化趣味
北青報記者：請您談談值得關注的韓國女性導演，以及對韓國女性導演群體崛起這一現象的思考。
范小青：作為一個生活在韓國的中國女性，我很切實感受到了“她力量”。這些文化女性不是依賴男性去獲得權威感，她們完全是通過自己的專業水準，通過單打獨斗獲得認可。比如我接觸的“386世代”的女導演以及和她們年紀相仿的研究生院的前輩，她們目前都是各個大學的女教授或者是女學者，她們有共同的特征，比如她們都是短頭發，不化妝，大多數是獨身的，活得很爺們。她們為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為了將來的女性在電影片場有一席之地，放棄了特別多的“美滿生活”。
但自從進入到韓國電影的“江南時代”之后，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女性導演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明朗，雖然她們都還是拍一些低預算的電影為主，但是她們通過正視自己的女性主體，去表達有女性訴求的電影，去傳播這種影響，我覺得這是一個大的進步。
北青報記者：人們對電影的判斷其實非常復雜，您認為如何培養大眾對電影藝術的審美能力和審美趣味？
范小青：電影文化潮流特別關鍵的一點，在于年輕一代的興盛。所以我們要培養真的有電影審美能力、審美趣味的年輕一代，就要有更多的電影節，有更多的電影文化活動，包括市民文化活動，比如像FIRST青年電影展，在青海已經舉辦了多屆，既能引導群眾性的文化欣賞，同時又能調動文旅結合，像這樣市民互動的活動每個省都能有一個，勢必能帶動文化鑒賞力、文化趣味性，同時又能帶動經濟發展。那些受到大學生群體喜歡的電影節，比如像北京國際電影節、中國大學生電影節等等，這樣的電影節在上海、廣州、重慶、南京等大城市都可以多一些，通過文化放映活動去影響年輕人和普通市民，培養大眾的文化審美和趣味。
北青報記者：您在教學過程中感受到當代大學生有怎樣的精神面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他們如何建立文化自信，實現文化出海？
范小青：我跟我的學生溝通蠻多的，他們也比較活躍。但也有令人隱憂的點，現在的年輕人對人和人、人和社會的交流欲望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至于說如何實現文化出海，首先知己知彼，比如要了解和學習別人從“借船出海”到“出海造船”的策略。電影《寄生蟲》有一組數據值得思考，截至2020年2月已經為韓國帶來了1293億韓元的直接經濟收益，產生了7668億韓元的消費品銷售和出口，帶動了1.46萬億韓元的生產額，并新增了6399個就業崗位。2022年，韓國文化產品出口高達133億美元，是2005年的10倍。從電影來說，我們是文化大國，講好中國故事，一旦沉睡的電影雄獅醒來，必會與全球產生碰撞與共贏。
來源：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