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楚 譯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動物是危險的病毒庫嗎？
病毒會跨物種躍遷嗎？
東亞對于禽流感大流行有怎樣的戰略地位？
面對全球危機，我們需要怎樣的競爭和團結？
我們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在過去二十年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國的家禽數量從1300萬增至130億，幾乎增長了1000倍。野生動物數量越來越少，遺傳基因愈發一致的家畜數量越來越多，這就增加了大流行病病原體傳播的機會。
目錄
致謝
導論
第一部分 動物疾病？
第一章 感染動物的撲殺、疫苗接種和基因監測
第二章 生物安全問題與對人畜共患病的監測
第三章 全球健康和生態環保
第二部分 準備措施
第四章 崗哨和預警信號
第五章 模擬和情境反溯
第六章 囤積和儲存
結論
注釋
參考文獻
名家推薦
在這本關于亞洲預防禽流感大流行的民族志中，弗雷德里克·凱克令人贊嘆地綜合了科學人類學和制度人類學的視角，描述了生命權力的現代化，分析了瀕危狀態下的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關系，從而展現出共同價值觀是如何從彼此的脆弱性中演變出來的。這是對不同生命形式共存的規則的重大貢獻。
——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
法蘭西學院自然人類學教席教授
這是一本不錯的書，讀來既有趣又充滿真知灼見的火花。弗雷德里克·凱克將微生物學家比作獵人，又將他的本體論與特定的科學實踐相結合……如此豐富的比照讓這種嘗試頗有可讀之處。我覺得和此書一起思考既刺激又有益。
——羅安清（AnnaTsing）
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人類學系教授
《末日松茸》作者
這本書的信息既及時又經久不衰。鳥類和它們的微生物，就像古典文學的預兆一樣，見證了一個更高的真實。我們最好聽從這樣的預言。
——普利西拉·瓦爾德（Priscilla Wald）
杜克大學英語文學教授，《傳染病》作者
精彩書摘
實地演練和實景情境
在拜訪了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的加文·史密斯后，我到附近的新加坡衛生部會見了杰弗瑞·卡特。杰弗瑞·卡特是流行病學家，也是衛生部傳染病司司長，還負責“準備”新發傳染病的演習協調工作。他告訴我：“新加坡樟宜機場每年接待5000萬乘客，所以這里很有可能出現新發傳染病，我們需要做好準備。”他說在非典的時候，僅僅3月至5月之間，新加坡就有238人感染了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其中33人死亡。他們都在陳篤生醫院接受治療。該院被政府指定為非典患者的隔離醫院，這場流行病最終還導致三名護士死于感染。
在最危急的時候，全國所有學校停課10天，6000多名與非典感染者有密切接觸的人進行居家隔離。時任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公開表示，非典可能是新加坡獨立以來面臨的最大危機。當一位記者問他是否在危言聳聽時，吳作棟回答：“我只是比較現實，誰都不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而我們正處于這個疾病的早期階段。”十年后，衛生部開始為另一種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的到來做準備。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于2012年初在沙特阿拉伯出現，其后在全球傳播，截至2013年7月，已有50人感染，其中一半人死亡。
杰弗瑞·卡特把我介紹給了衛生部應急準備與響應司司長黃永昌。黃永昌曾是一名警察，現在負責組織醫院新發傳染病的演習。2006年，在泰國發現首例H5N1人傳人的疑似病例后，新加坡組織了第一次全國流感演習，被稱為“雀鷹行動”。它包括兩個階段：4月至6月的桌面討論，對六個醫院的流行病應對計劃進行探討；7月21日至22日的實戰演習——六個定點醫院需要管理潛在患者并共享他們的行程信息。黃先生解釋說，有1000人參加了實地演習，其中大部分是民間組織的志愿者和培訓機構的護士。在患者從一家醫院被轉移到另一家醫院的過程中，一些醫院對其他醫院的行為進行評估并同時根據情況將傷亡人數調整得更高（以對具體的操演實踐做出調整）。“如果一家醫院有200名傷員，他們需要哪些資源？”黃永昌認為這就是問題的核心。因此，演習的目的是使醫務人員了解如何管理大規模傷亡。他告訴我：“護理工作可不是廉價勞動，它需要日日訓練做準備。”
通常，公共衛生專家指出：這些演練的目的是找到流行病爆發時行動者之間協調不力的地方。但最為演練情境的設計策劃者所詬病的是，這些演習仍然比較浮夸，不太真實，因此難以帶動參與者。“我們盡最大努力做到真實。”黃永昌說。但他承認，人們都知道“這只是演習”。
我們可以通過改變演習的條件來提高其對于現實的擬合度，或者干脆不告訴人們這是演習，這樣人們就以毫無準備的姿態面對這一切。一份官方傳單稱與2006年相比，新加坡2008年的“雀鷹”演練在進步：“在秘而不宣的基礎上進行演習提高了真實度。衛生部應急醫務人員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出現在演習醫院的普通病房，‘啟動’了人類感染禽流感的案例模擬。”
模擬的真實度意味著什么？“情境反溯”的概念在這里是有用的。正如微生物學家想象在動物宿主內消滅病毒，公共衛生決策者也想象在患者進入醫院之前就將傳染病消滅。但這兩種情況都沒有考慮死亡，因為那是一個令人反感的事項，無法進入情景模擬。死亡只能通過對數據的處理來進行反溯。相比之下，在新加坡進行的另一種演練則非常真實。
2013年7月17日，當我在衛生部進行研究時，新加坡農業食品和獸醫局與一個同馬來西亞接壤的邊境家禽屠宰場組織了一次演習。馬來雞占新加坡禽類消費的一半，另一半則是從泰國、巴西和北美進口的冰鮮或冷凍雞肉。新加坡領土內沒有持照的家禽養殖場，生產雞蛋的農場也只有五個，因此新加坡每年從馬來西亞進口和屠宰的活雞就高達4000萬只。馬來西亞農民需要獲得新加坡農業食品和獸醫局的許可才能將家禽出口到新加坡，其間一直需要接受邊境檢疫。這一趨勢隨著禽流感的威脅加劇，但截至目前，新加坡還沒有發現H5N1型禽流感病例。
我在線觀看了這場演習，許多網站都直播了，其后我采訪了演習的組織者。這場演習的名字叫作“勇敢者演習7號”，表明這是農業食品和獸醫局自2002年以來進行的第七次禽流感演習。順利食品工業在新加坡運營的10個最大的屠宰場進行了這項演習。該公司一天能夠處理八萬只雞，可滿足新加坡25%的新鮮雞肉需求。演習的場景如下：根據應急反應計劃，1500只感染了H5N1病毒的雞需要被消滅。屠宰場有大約一百名員工必須接受體溫檢測，服用抗病毒藥物，然后佩戴背面寫有個人姓名的防護裝備（靴子、帽子、口罩、眼鏡、手套）。
受到“感染”的雞被放在綠色籠子里由傳輸帶送來，接著被浸在水里電死，然后被放進兩層生物危害袋進行焚燒。隔離和檢驗組主任葉雄和在電視上宣稱：“為確保農業食品和獸醫局為所有生物入侵做好準備，通過這個演習，我們最想培養官員和其他參與應急的相關方對反應流程的熟悉度。”農業食品和獸醫局的食品安全官員德斯蒙德·陳（音譯）在之前的一次演習中說：“經過今天的整套實踐，在今后的撲殺以及卸載死雞的活動中，我們都可以更快的速度加以完成。我相信參與撲殺的人員有能力更迅速地處理所有的問題。”
在談論這些演習中的家長作風、民族、階級和年齡的區隔前，我想先關注一下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分歧，這種分歧的重要度似乎遠遠超過了其他。醫院里虛構疫情的模擬形成一種緊迫感和資源稀缺感，而屠宰場里的模擬則順理成章地將健康的雞殺死，甚至不需要假裝它們是病雞——就像純粹的商品，可以被銷毀，像被污染了一樣，可是工人們服用藥物、穿戴防護設備的舉措則搞得雞好像真的生病了一樣。我感興趣的另一個事是，中國香港政府從人的角度組織了很多這樣的演習，但盡管流行病經常在港島的家禽飼養場爆發，港府也從未在養殖場里如此模擬禽流感。事實上，新加坡政府僅僅出于模擬的需要就殺死了并未對其國家人口造成威脅的雞。
相比之下，中國香港政府僅在病毒在禽類中流通的事實基礎上，才對禽流感由雞傳給人的過程進行模擬。這就使得“情境反溯”成為一種連接形式或行動方案：如果場景不能真實地表現死亡，那么對于最后一個事件的期待將連接模擬舞臺的所有演員。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公共衛生決策者都運用了來自電腦游戲的“情境反溯”形式，但它們實現方式的不同則取決于病原體如何跨越物種屏障，如何揭示人與動物的各種關系。這就是為什么我使用“情境反溯”這個術語來描述禽流感場景的不同形式，以及它們如何模擬動物死亡來預測人類死亡的過程。
本文節選自
《病毒博物館：中國觀鳥者、病毒獵人和生命邊界上的健康哨兵》
資料：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編輯：徐諾
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王希言
《病毒博物館：中國觀鳥者、病毒獵人和生命邊界上的健康哨兵》，[法]弗雷德里克·凱克著，錢楚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薄荷實驗，2021年1月版
1973年，人類學家格爾茲在《文化的解釋》最后一章“深層游戲：關于巴厘島斗雞的記述”中這樣寫道：“因此，使得巴厘人的斗雞變得深刻的并不是錢本身，而是金錢所導致的結果，投入的錢越多越是如此：巴厘社會的地位等級移入到斗雞這種形式中……公雞可以是它們主人的人格的代理者，是其心理形態的動物性反映，而斗雞則是——或更確切地說是有意使它是——社會基體（social matrix）的模擬，即相互穿叉、重迭、高度共同化的群體——村落、親屬群體、水利團體、寺廟機構、‘種姓’——等復雜系統地模擬，而那些熱衷者就生活于其中。……這一表面意義上的娛樂和看似一向運動的斗雞，若用戈夫曼的話來說，就是一次‘地位和血的洗禮’。”通過這段文字，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斗雞游戲之中的動物被當作一種男性氣質和社會地位的象征，而游戲本身則是一種復雜社會秩序的隱喻。
事實上，人類學界對于動物與人的關系的關注由來已久，社會學之父艾米爾·涂爾干以對澳洲的圖騰民族志為基礎，從原始宗教的角度入手，探討了圖騰與社會的關系。而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將目光投向美洲大陸，通過對動植物的分類研究，以及動植物如何作為符號為人類部落認識自己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提供思維素材。但是，將動物視作主體，亦或問題，亦即人類如何合理處理與動物之間關系的問題，真正進入社會科學領域之辯論，不過是過去二十年之內發生的事情。關于這一問題的辯論的核心主要關乎將動物視為主體或參與者，而不僅僅是作為表現的對象或媒介。人類學中的“本體論轉向”建議嚴肅對待人類所聲稱非人類存在的陳述，可以被描述為“動物主義轉向”，因為它賦予作為非人類動物一種根據古典人文主義只屬于人類的代理性（Descola，2015）。這一轉向擺脫了從十九世紀末期起建立的體質人類學（建立了超越多元性的統一性）和社會／文化人類學（在統一性的基礎之上建立多元狀態）的二元對立，提出了建立于物質性（外形、皮膚、血液等）/心理性（意識、欲望、記憶等）之上的認同與分化，四種新的宇宙觀（即自然主義、圖騰主義、萬物有靈主義和類比主義）被重新提出。在此背景下，以法國社會人類學實驗室成員為主要發起人的“結構主義的復興”正式拉開了序幕（見本書致謝辭，第3頁）。
作為實驗室成員之一，弗雷德里克·凱克試圖通過對萬物有靈主義和類比主義之間關系的梳理，將人類的差異性放置于長時段中加以分析，同時重新梳理人與非人世界的復雜關系。在其著作《病毒博物館》中，動物的存在已經不僅僅是作為社會力量的象征，對于人類和禽鳥類關系的思考顯然已經進入本體論的層面：“因此，對港臺不同形式的飛禽飼養之分析證實了該書的問題意識：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時，觀鳥者的思路是提高準備性的狩獵技術，而賽鴿俱樂部、動物保護運動、宗教團體、公共衛生行政部門使用的是提高預防性的牧領。因此，家畜革命并非導致新病原體出現的自然過程，想要理解它，需要我們在本體論層面對其加以理解；從生物平等交換的‘儲存’到一種基于階序性的積累模式‘囤積’。從存儲角度來看，病毒獵人的毒株和觀鳥者的鳥類照片都可以讓我們看到人類和野生鳥類之間的緊張關系，這已經成為在管理具有大流行病潛力的家畜時，公共衛生規劃人員和全球專家必須面對的矛盾焦點。”
經驗與思辨：從哲學史學家到人類學家
弗雷德里克·凱克（Frédéric Keck），1974年生于法國里昂，1994年以全法文科第三名的成績考入巴黎高師，并主修哲學。在碩士期間，作者赴美國伯克利大學加州分校交流，在此期間主修了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的課程，后者在構成社會生活實體的流動中觀察到的危機引起了作者對于危機/災難人類學興趣，對于哲學問題的思考開始轉向對于社會現實的關切。在題為《原始人的心智問題：列維-布留爾，介于哲學與人類學之間》的博士論文中，作者重新思考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法國哲學與人類學之間的關系,認為通過“原始心智”這一術語，列維-布留爾發現了一種不遵從于“理論邏輯”（la logique théorique），而遵從于“實踐邏輯”（la logique pratique）的思考模式。作者聲稱，列維-布留爾是介于孔德的實證主義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之間人類學學科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在進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之后（2005-2014），作者被任命編纂七星文庫（la Pléiade）版的列維-斯特勞斯文集，也是四位編者之中唯一擁有哲學訓練背景的。這段經歷也使作者就此開始從哲學更多轉向人類學領域的研究。在一次法國社會人類學實驗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sociale）內部的演講中，作者表明自己的研究并不是通過特定文化區域的田野調查得出有關人類精神的普遍問題，而是從環境或者政治災難的哲學問題出發，走向科學論辯的社會學，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作者展開了在世界不同區域中人和非人類關系的民族志考察。
這一立足點在《病毒博物館》一書中即有明顯體現，哲學史的訓練基礎使作者習慣性地關注理論的發展和概念的闡釋，所以在該書的第一章，作者也用大量筆墨進行認識論層面的梳理，即對過往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系譜學回顧（25頁）：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和口蹄疫，羅伯遜·史密斯和牛結核病，列維-斯特勞斯和瘋牛病。并以此推出不同的危機理性：準備和預防。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作者選擇以中國的港臺兩地和新加坡為主的亞洲社會作為田野（2007-2013年間），以比較研究法開展了關于人與動物關系為主的研究，包括人畜共患病，以及日常生活中和宗教信仰中對動物的處理方式，如公共衛生管理，觀鳥群體（Keck, 2015）和放生行為（Keck, 2015）。
在其隨后陸續發表的作品之中，作者將收集和檢測病原體的病毒學家家視作“萬物有靈本體論”中的“獵人”，而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以國家干預的微生物學家則被作者視為“類比本體論”下的牧羊人，而觀鳥團體也一度被視作環境的“哨兵”，而亞洲則被視作世界防止流行病擴散的檢疫“崗哨”。因為曾擔任法國人類學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的科研部主任一職（2014-2017），這段工作經歷則讓作者對于“博物館”和“儲存”等概念發生興趣，并將其納入自己的思考范疇。作者本人的學術生涯發展正好完美呼應了本書的結構安排。
迷思：實證的形而上學
值得一提的是，《病毒博物館》一書法語原名為 les sentinelles des pandémies, 直譯為“疫病的崗哨”，原文中的 les sentinelles 具有多層含義。這個譯名首先讓我想到的是列維-斯特勞斯的《野性的思維》，法語原文為la pensée sauvage, 亦可譯為野生三色堇。具有雙重隱喻的書名可謂獨具匠心，列氏曾斷言人類的藝術活動和科學活動也分別與兩種思維方式相符，正如植物有“野生”和“園植”兩大類一樣，思維方式也可分為“野性的”和“文明的”。（Lévi-Strauss，1962）
不知是巧合，還是作為學術繼承人的致敬，凱克的書名貌似在某種意義上也呼應了這種隱喻。事實上，sentinelle 一詞最初由Christelle Gramaglia（拉圖爾的學生）使用，她的作品之中將亞洲蛤蜊（Corbicula fluminea）視作哨兵生物，在實驗室或河道之中檢測鋅和鎘污染（Gramaglia， 2013）。弗里德里克·凱克在他的作品中發展了這個概念。關于sentinnelle 的含義，首先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哨兵”/“崗哨”，作者將鳥類作為環境威脅的哨兵，鳥類所體現的生態和美學價值能夠使不同群體團結起來關注和保護一些充滿環境威脅的物種和地區，此處的“哨兵”還暗含了個體為群體，自我為他者犧牲/獻祭的意涵。在法語版的后記中（本書的英語版出版早于法語版）作者曾聲稱武漢為中國而犧牲，中國為世界而犧牲。這一解釋也呼應了作者在文中所提到的礦坑中的金絲雀，即十七世紀時，英國人用金絲雀檢測礦井之中的空氣的二氧化碳的水平，從而避免人群的悲劇。
除此之外，sentinelle也可以理解為“警戒”，即人類因為不恰當的處理和非人類的關系而引發的一系列災難（如人畜共患病或自然災害）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臨界點，而這些災難則會以同樣的方式威脅到人類和非人類的生存。通過對于一些可見的和不可見的信號的捕捉，人類能夠反思自己的行為，從而避免災難的發生，而首先檢疫檢查出病毒的人和地區（如中國香港），為暫時安全的區域和人群提供警示作用從而避免了疫病大規模蔓延。 sentinelle的第二重含義即軍事戰爭或災難的前線——警戒線。
在接收到“哨兵”傳遞的信號之后，為了不越過“警戒”，人類必須有所準備和預防。列維-布留爾對巫術、占卜和神話的分析表明，傳統社會行為的目的是通過預先通過想象來預測可能發生的災難。而伯格森在評論列維-布留爾的分析時表明，這些分析將宗教定義為免于恐懼的保證，而不是恐懼的結果。而在凱克的書中，準備和預防好比是現代社會人類對免于恐懼的預防和準備。而集體的措施則是模擬病毒的視角，為病毒賦予人類的“意圖”（intention），或者儲存毒株和囤積疫苗等等。在具體對流行病的處理之中，作者將田野經驗和自己的職業經驗相結合，將人類學置于微生物學和鳥類學平等的基礎之上來看待問題。
除此之外，他還將人類歷史、人文科學、自然史和生物學歷史交織在一起，并建立了病毒學、鳥類學和人類學等知識形式的對稱系譜。通過對亞洲幾個地區的民族志考察，凱克將現代社會的流行病研究納入人類學的經典研究范疇——神話、儀式和交換，試圖重新回歸到哲學的最根本關切：真理、現實和平等。整個歷程則呼應了柏格森的實證形而上學（une métaphysique positive），柏格森認為只有“這種真正的經驗論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學”。
在本書最后，作者重新討論了列維-斯特勞斯筆下的“冷/熱社會”，認為“凍結時間可以讓人類失去時間感，并對人和動植物關系進行重新排列組合”（196頁）。而本書之所以時常讓人產生迷失之感，正是因為作者將時間定格，將現代社會的病毒專家和觀鳥者類比成“狩獵-采集”社會的“獵人”，將佛教神職人員和公共衛生管理人員視為“畜牧社會”的“牧羊人”，將病毒的傳播和鳥類的遷移進行類比，實則超越了物種的邊界。通過這種類比，作者將作為緊急事件的流行病納入生態系統的長期轉變之中進行思考，目的并不是尋求在人類發展不變的結構，而是通過對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三地的人和動物關系的考察，向我們展示了結構性的共同保留如何在亞洲背景下創造出如此實踐。從這個角度而言，作者在復興結構主義的同時，再度批判了文化進化主義以及人類中心主義。
悖論：博物館中的現代想象
本書的中譯本將標題定為“病毒博物館”，這一譯法也受到了作者本人的首肯。“博物館成了一個通過思考過去案例來預見未來生命進化的地方。”（60頁）“法國啟蒙運動之后，人類博物館將自己定義為一個儲存庫，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可以通過研究巴黎收藏的民族物件來完成……”（67頁）然而，博物館卻不僅僅是文化展示的空間，它還記錄著法國的殖民歷史。以文中所提到的凱布朗利博物館為例（Musée du quai Branly-Jacques Chirac），作為世界最大的非歐洲文明博物館，我們不禁發問：館藏三十萬件文物就足以代表歐洲以外的文明嗎？還是歐洲人對于非歐洲文化的想象？人類學的使命在于去除先見，然而展出類型化的文化的博物館難道不是一種“先見”的最好證明嗎？
同樣創建于殖民時代的法國巴斯德研究中心（Institut Pasteur）也充滿了悖論，它初建的目的在于保護身處殖民地的法國公民。通過研究熱帶病的并且儲存各種毒株，路易·巴斯德聲稱要純化法國，使其擺脫微生物，然而顯微鏡卻讓微生物變得可見，并充斥整個社會（巴斯德還通過顯微鏡觀察解決了法國的葡萄酒變酸和蠶蛹的感染問題）。拉圖爾將這一過程稱之為“法國社會的巴斯德化”，認為微生物已經成為改變社會的行動者（Latour, 1994）。作者在文中還聲稱，儲存病毒的信息可以幫助我們在下一次疫病的爆發前有所準備，然而正如博物館永遠無法涵蓋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病毒也一樣會發生變化，疫苗在變異的病毒前會失效。正如凱克所言：疾病只是在存在物之間建立了一種關系，而非生命經驗的轉折點。
不論是博物館還是現代科學，一直致力于總結歸納，然而無論再多的準備和預防，都不足以應對大自然的突變。然而我們并不能因為不可控而停止思考和發掘。對于未知的探索，恰恰是作為人的使命。同樣作為結構主義的繼承者的法國社會人類學實驗室成員Charles Stepanoff 長期致力于北亞和北美的薩滿研究，通過經典的民族志研究重構了薩滿儀式中不可見世界的想象，他試圖借此探索人類的認知發展、宇宙觀以及權力關系的形成。而凱克的關注點則在于現代社會中人類對疫病的準備/預防和管理。閱讀當代結構主義代表人物的著作，兩者的作品中都非常頻繁地提及一個詞匯：想象（imagination）。繼列維-布留爾對原始人想象力的驚嘆之后，“想象”一詞也繼續出現在“結構主義的復興”之中。對薩滿思想的探索，對流行病的準備都離不開“想象”。“想象”涉及人類的認知形成，權力關系的源頭，藝術和技術的發展，以及人和非人類關系的生態。從這個角度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一樣，都是致力于對未知世界的探索。而博物館，則是超越了自然與文化的對立以及時空遷移，為我們提供了想象的基礎。
參考文獻：
Frédéric Keck，Sentinels for the environment: birdwatcher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China Perspectives，2， p. 41-50， 2015
Frédéric Keck，Liberating Sick Birds: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s on the Biopolitics of Avian Influenza，Cultural Anthropology，30, 2, p. 224-235， 2015
Phlippe Descola，Par delà nature et culture，Paris, Gallimard, 2005
Lucien. Lévy-Bruhl，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es，Paris, Alcan, 1910
Henri Bergson，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1932
Lévi-Strauss Claude，La pensée sauvage， Vol. 289， Paris: Plon, 1962
Charles Stepanoff, Voyager dans l’Invisible, Techniques chamanismes de l’imagination, la découverte, 2019
Gramaglia, Christelle, and Robyn Draheim， "Sentinel Organisms: ‘they look out for the environment!’." Limn 3 (2013): 11
Bruno Latour, Pasteur: une science, un style, un siècle， Paris: Perrin, 1994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欒夢
021年一種叫做「Incaseformat」的蠕蟲病毒開始席卷互聯網。一旦被感染，電腦中 C 盤之外的文件夾都會被清空。
而放在這個年代來討論電腦病毒，和回憶「鉛筆刀卷磁帶」一樣，它們的古早感不相上下。
維基百科上有個非常細分的數據：全世界有 200 萬有能力寫較成熟電腦病毒的程序員。其中大多數是被「格子襯衫」標簽化的上班族，很小一部分人成了黑客。
兩者在這互聯網的幾十年里，見招拆招，推動著各種產品形態的變化。病毒也不例外。
現在的惡意軟件多半是為了盜取用戶信息、信用卡信息，還有境外博彩、殺豬盤等各種隱藏騙局。而老一輩的黑客，喜歡的是用病毒摧毀別人的電腦，炫耀多于牟利。
Internet Archive，是創辦于 1996 年的互聯網檔案館。芬蘭安全公司 F-secure 的 CEO ，將上世紀 8、90 年代的一些電腦病毒整理歸檔，在這個檔案館里打造了一個電腦病毒博物館，The Malware Museum。
這個線上博物館收藏了 78 種惡意病毒，每個用戶都可以下載。但這些病毒的程式碼已經被改寫，破壞性的內核已經被徹底移除，只留下了視覺效果。
比如 1992 年發現的Walker 病毒，被感染的電腦每隔 30 秒，屏幕上就會出現一個 ASCII 老人，從右至左地走過去。而在這段時間里，任何操作都不會影響系統，只能等老人消失。
這和 1989 年的 Ambulance 病毒差不多。
Spanska_II，又名 Elvira，是一個非常浪漫的病毒。一旦被感染，只要電腦的分鐘在 30 ，且秒鐘處于 0-16 之間時，電腦屏幕上就會出現類似于「星球大戰」開始時的字幕。
每次的字幕和語言都不一樣，但基本都是一句很浪漫的情話。比如：
Pars, Reviens, Respire,
Puis repars.
J'aime ton mouvement.
離開、回來、呼吸、
然后離開。
我喜歡你的做法。
Bruja con ojos verdes
Eres un grito de vida,
un canto de libertad.
綠眼的魔女
你是生命的吶喊，
自由之歌。
還有一款叫SKYNET的病毒，更加暖心，像現在某些時間管理的 App 中的「休息提醒」。每次觸發這個病毒時，屏幕會出現一整片的紅色背景，然后幾行小字會慢慢打出來：
Don't be afraid.
I am a very kind virus.
You have do many works today.
So, I will let your computer slow down.
Have a nice day. Goodbye.
別怕，我是個很友好的病毒，
你今天做的工作已經夠多了，
所以我會讓你的電腦慢一點。
好運，拜拜
這么看來，早期的黑客們要么炫技，要么是強行降低電腦運行速度，弄一個暖心的惡作劇。硬要說，都沒什么壞心眼。
但既然是「病毒」，那它肯定就不是有益的。上了一定年紀的人應該都知道「熊貓燒香」，那是中國警方破獲的首例計算機病毒大案。
它偽裝成游戲安裝包，一旦電腦中毒后，后綴名為 .exe 的文件就無法執行，并且文件的圖標會變成熊貓舉著三根香的圖案。
而病毒作者將其賣給了 120 多人，從中獲利 10 多萬。而購買者再將病毒繼續改寫，用來盜取網友的游戲、QQ 賬號密碼，從而繼續牟利。上百萬的個人用戶、網吧、企業都受到了攻擊。
而在那 12 年之后，同樣是在中國，有人把病毒做成了藝術品。
郭偶東，出生于泉州的互聯網藝術家。2019 年，他和網絡安全公司 DeepInstinct 合作，將近些年危害性最大的 6 種病毒全部灌入電腦，并將其命名為「混亂的持久」（The Persistence of Chaos）。
他把這臺「最毒電腦」放在紐約的線上網站上公開拍賣，最后以 135 萬美元的價格被身份不明的買家買走。
「一臺幾千塊的筆記本，就能給全世界帶來威脅」，這就是他在這個作品里想要表達的荒誕、諷刺、預警。
ILOVEYOU、MyDoom、SoBig、WannaCry、DarkTequila、BlackEnergy，就是這臺筆記本里的 6 種惡意病毒。它們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攻擊過數百萬用戶的電腦，摧毀計算機、復制個人檔案、竊取銀行信息，造成的損失累計高達 950 億美元。
ILOVEYOU，最開始是在 2000 年的一封電子郵件中發現的。它以「ILOVEYOU」的標題出現，并在附件中添加了「LOVE-LETTER-FOR-YOU.TXT.vbs」的文件。只要點開后，就會以自己的郵箱將病毒發送給其他朋友。
前后破壞了 50 多萬個系統，把大家的好奇心拿捏得死死的。
BlackEnergy，最開始出現在 2007 年的一種病毒。它有著非常嚴密的隱藏、加密功能，每臺主機可以同時定位多個 IP，以逃避各種殺毒軟件的檢測。
而在 7 年之后，它更新到了第三代，入侵了烏克蘭三家能源公司的信息系統，直接導致了烏克蘭的大規模停電。
而其中最新的一款病毒，WannaCry，利用 AES-128 和 RSA 算法，先加密用戶的文件，再把壁紙切換成一封勒索信，要求用戶支付 300-600 美元等價的比特幣。勒索信里也有說：
病毒在之后可能會舉行免費恢復活動，對象則是那些運氣好但沒有錢的窮人們。
傷害性很大，侮辱性更強。
2001 年，受邀于第 49 屆的威尼斯雙年展，歐洲網絡藝術聯盟 0100101110101101.ORG與黑客組織 Epidemic創建了一種計算機病毒，Biennale.py。當病毒進入計算機時，它會停留在計算機中，并被隱藏起來，試圖盡可能長時間地存活。
在雙年展的現場，他們置放了兩臺相連的電腦，以無盡的周期相互感染和殺毒。
0100101110101101.ORG 的匿名發言人說：“病毒唯一的目標便是繁殖。我們的目標是讓人了解計算機病毒是怎么樣一回事，當下一次被攻擊時不會這么緊張和歇斯底里。”
為了推廣這種病毒美學，他們把「Biennale.py」的原始編碼印在了 2000 件 T 恤和 10 套限量光盤上。但按照很多國家的相關條例，把具有破壞性的編碼透過網絡傳播屬于違法。
藝術家則覺得這種「普及知識」的操作沒違法。也有媒體理論的專家稱，藝術家要表達計算機病毒這個主題，只有親自傳播病毒。
這種由病毒引發的觀念上的沖擊，在病毒載體的互聯網上持續擴散開來，并引發接連的討論，是不是也是一種病毒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