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篳路藍縷、玉汝于成。
本文記錄了有道漢藏詞典在研發、推廣過程中的奔波，期間，民間與官方、傳統與現代、技術與文化、草根與精英，均以無心插柳開始連接，在不謀而合中走向共識，又在神游冥想中砥礪前行。
”
引言
文化自覺的當代價值何在？理論界有自己的學術軌跡，年輕的互聯網領域，也有著從自發到自覺的田野實踐。
分明記得，費孝通先生在晚年多次表達了兩個遺憾，一是關于計算機，一是關于西藏。西藏，因為身體原因，醫生一直不讓他去，他非常關注。至于計算機，他曾不無羨慕甚至嫉妒地表示，“我自己在這方面就不行。你們可以坐在計算機前，利用鍵盤寫文章，直接輸入到微機里邊去，我的文章還得一個字一個字地寫。這說明我落后了一個時代。沒有進入到電子時代當中來。當然人是進來了，可是腦筋、技能沒有進來。”
我的田野在互聯網。
從2014年開始，我推動了有道漢藏詞典的建設，并將它送到了藏區。費先生的這兩個遺憾，我都有交集之處。2015年1月，“有道漢藏詞典”推出了試用版，4月15日正式上線，三天內在有道客戶端的頭圖點擊量為160萬，分享到社交媒體超過5萬次。在“4·25”尼泊爾地震中，詞典將地震救助信息放置于首頁，受眾瀏覽超過1000萬人次。截止到2016年12月，超過350萬用戶下載過有道漢藏詞典的數據包，累計查詞次數近800萬次，平均每天的用戶數近3000人。《西藏日報》以《有道漢藏詞典成藏漢語學習窗口》為題報道；對口支援辦的同事說，這是文化援藏的新途徑；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給這件事寫下了“促進漢藏文化交流交融”的題字。
篳路藍縷、玉汝于成。本文記錄了有道漢藏詞典在研發、推廣過程中的奔波，這是一款民間發愿，在互聯網管理部門和行業組織推動下，傳統的出版行業與互聯網企業深度互動，共同打造的移動互聯網應用產品，直接服務于漢藏文翻譯需求，促進了漢藏文化的交流交融，探索了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融通共建的新路徑。期間，民間與官方、傳統與現代、技術與文化、草根與精英，均以無心插柳開始連接，在不謀而合中走向共識，又在神游冥想中砥礪前行。
文中多次出現的“我”，并非個體，而是“有道漢藏詞典和他的伙伴們”。
一
發愿于民間的無心插柳
丁磊，他是網易公司的創始人和CEO，公司內部叫他丁老板，年紀相仿，認識多年，我習慣叫他老丁。
2014年5月，我們見面邀請他參加當年的北京網絡媒體紅色故土行時，他說，剛剛從藏區回來，而且，還頗有感受。他發現，藏區蘋果手機的持有率非常高，這讓他產生了疑問，是不是藏區的人都很有錢呢？但隨即，他也得到了答案，蘋果手機自帶藏文支持系統，而其他的系統，則無此功能或者不好用。在拉薩，他還被一位活佛問到了一個問題，手機上有沒有好用的漢藏翻譯軟件。這個問題，讓他這個老資格的互聯網人坐不住了，答案是“還沒有”，活佛問他能不能做，他說“能”，這引發了此后的故事。2014年5月，有道漢藏詞典項目在內部立項，老丁抽調了20名技術骨干組成研發團隊，自主投入200余萬專項經費。
此后的日子里，我總想從他口中聽到些宏大敘事，可我多次聽到的，就是“藏區需要一個好用的臧漢文翻譯軟件”、“我想讓藏區的孩子能免費用上”，如此而已。項目手冊上的丁老板說，“我去過西藏很多次，非常感慨于現在市面上沒有一個權威的網絡詞典，能免費給藏區的孩子們用，這個詞典應該是便于攜帶、隨時可訪問的，內容應該是權威準確的，有道詞典有責任站出來，為藏區的朋友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
周楓，網易有道公司CEO，也是個在公眾場合找不到的互聯網界名人。唯一和他的見面是溝通這款產品，他也基本沒說話，而只是認真聽我們的方方面面想法。依然是在項目冊上，他表示“開發互聯網藏語詞典，對有道來說是一種社會責任，藏文化源遠流長，是先民智慧的傳承，現在我們做了藏漢互譯，希望以后能上線更多的民族語種，讓更多的人了解并愛上我們的民族文化”。
這個產品到底有什么特點呢？一是數據權威，詞條量大。藏語詞庫來自于民族出版社編著的《漢藏對照詞典》。編纂組1991年9月的《前言》中說，“本詞典收詞八萬余條，以現代漢語為主，詞條除一般詞語外，還收有一些常用的文言詞語、成語、諺語、名言警句、方言詞以及各學科的常用詞匯。上述詞語，相當一部分出自藏文的翻譯出版物，譯文具有一定的實踐基礎和群眾基礎。”根據民族出版社官方網站的介紹，“本書是建國以來最為完整，詞條最豐富的一部漢藏對照詞典，目前在全國漢藏翻譯界都以此為標準。”
二是自動識別，聯想查詞。可以自動檢測輸入語言，不需選擇藏——漢或者漢——藏，即可實現智能互譯。用戶只需輸入首字，詞典即會自動展示多個智能匹配詞語，提供人性化服務。
2015年8月24日上午，我們在拉薩召開了首都互聯網協會2015年度第19次新聞評議會(總第103次）暨網易有道漢藏詞典建設座談會，來自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區黨委網信辦、區黨委宣傳部藏文辦、西藏日報社、西藏自治區編譯局、西藏大學信息化研究所、民族出版社、北京市網信辦、首都互聯網協會、網易有道公司等單位的同事們參會。項目建設得到了各方的充分認可，專家們提出，要進一步加強藏語文信息關鍵技術研發和應用服務，提高藏語文信息資源開發利用水平，壯大藏語文信息產業實力，為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促進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作出應有貢獻。
有道漢藏詞典和他的伙伴們，使得通過移動互聯網進行漢藏文的互譯成為可能，它的研發、推廣過程，絕非只是一款技術產品的市場經歷，而恰好詮釋了在互聯網時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因地域遙遠、文化多元而產生的距離，可以在“指尖”化解。傳統意義上的“邊疆”概念，正在因為互聯網的出現而被解構，并在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中的語境中，被重新建構。
老丁和西藏的緣分，也通過這詞典在延伸。某天，突然接到他在易信上喊話，“哎，你說說，安卓系統上的漢藏詞典該怎么做，怎么沒人開發安卓的藏文支持系統呢”，我一時不只如何回答，而他的問詢，也象是在自言自語。
二
推動于“伙伴們”的不謀而合
老丁也給我派了任務，有沒有辦法在安卓系統里解決藏文字庫的問題，蘋果系統里有的。我欣然領命，但也很快意識到了，這活兒沒那么簡單。幾次進藏，在西藏的寺院里，我見到過有“佛教熊貓”之稱的貝葉經，那是一種有著2500多年的歷史，用鐵筆在樹葉刻寫的佛教經文。記得當時想，這“文物”在當代除了考古價值之外，是否還能承擔起文化傳承的使用功能。
目前，在我國使用的少數民族語言有120余種，使用人口超過6000萬。這些少數民族語言的集中使用地區大多經濟相對落后，語言互聯網化處于科研和部分產品的試運行階段。以藏語為例，目前西藏地區97%的中小學已經實現雙語教學，同時大約有800萬人在使用藏語，但專業翻譯工具卻十分匱乏。西藏大學現代教育技術中心主任尼瑪扎西20多年間一直領銜西藏藏文信息化研究隊伍，“藏文信息化也是近20年來才出現的新現象，從簡單輸入法到各項標準的制定，從字處理到句處理、段處理，是一種社會需求的表現、技術發展的必然。”
老丁給我出了個大題目。
好在，“伙伴們”從各處來了。
羅杰，民族出版社信息中心主任。又是中央單位，又是民族出版機構，日常和我們這北京市的互聯網管理部門沒啥聯系，也從沒打過交道。后來才知道，他這單位大名鼎鼎。成立于1953年，是我國唯一的國家級綜合性民族出版機構，出的東西都很權威，就是不太好買，2015年，當我自己想在北京買一本的時候，發現書店里沒有，想網購，也總是處于缺貨狀態。我手里的一本是西藏網信辦的同事從拉薩買來寄到北京的，而且，據說這本詞典在整個拉薩地區的新華書店庫存量僅有幾十本。認識了羅杰之后，從民族出版社的門市部總算買到了。
現在回想起來，仍然覺得冒昧，拿著單位的介紹信，帶著有道的同學，通過114和網上搜來的電話，還有從民委、宗教局輾轉問來的名字，我們幾個就像推銷商似的上了門，撞進了人家的辦公室。自我介紹，說西藏之行的感受，說老丁的心愿，說網信辦的職責，本以為會被質疑一陣子，會有很多個為什么在等著我們。但他，還有藏文編譯室的達多老師，老友相見般聽我們說著，我甚至感覺他們已經等了我們很久了，等待著這樣一件事的發生，而這種感覺的源頭，就在那片雪域高原。之后的若干次商談，大家都沒有談過這事該不該做，而是在商量，這事該怎么做得更好。羅杰在為拉薩召開的評議會提供的書面發言中表示，“作為傳統紙質內容資源供應者，如何在新技術環境中繼續發揮團隊優勢、內容資源優勢，引領少數民族文化數字傳播，向民族文字數字世界提供更為便捷的內容服務是民族出版社近年來一直思索和努力轉型的重點。在北京市網信辦的誠意推動下，也有感于網易深厚的社會責任感，并基于其在業界的卓越性，民族出版社總編輯張若璞和副社長才讓加親自指導，信息中心和藏文編輯室合力推進，先后在版權使用、電子數據、編碼轉換、數據格式、技術實現、數據審核、視覺設計、產品測試等方面與網易有道協作，最終完成產品上線。”在赴藏區考察的全程當中，海拔越高，他的狀態越好，我們頭疼眼腫，高反不已時，他則東跑西顛地拍照，訪談。他是出生在云南的藏族，怪不得。
2015年4月的某天，我和網易有道的同學到民族出版社拜訪藏文編譯室的主任達多老師，他的辦公室里堆滿了書，幾乎無處落腳，那天，他頗為興奮指著桌上的高高一摞書說，這個馬上就要正式出版了，很不容易，素材是從尼泊爾找回來的，這個人的年代比蓮花生大師還早。我隨手翻了下書，一個字也不認識；達多老師說了一個名字，我也沒能聽懂，就請他在紙上寫了下來：“伯東班欽”。不久后，看到相關報道才知道這個人和這件事情有多大。伯東班欽（1376——1451），全名伯東班欽·喬列南貝爾杰哇，出生于今西藏日喀則地區定日縣玉古地方，是藏族歷史上的佛學大師、著名學者和大翻譯家，為古今藏傳佛教各教派公認和尊崇的一代宗師。據其傳記和相關文獻記載，伯東班欽的著作約為180部（一說160部），現存140余部。《藏族古籍經典系列叢書》之《伯東班欽全集》是民族出版社承擔的全國少數民族古籍“十二五”重點出版項目，目前已出版的95卷本《伯東班欽全集》，“是目前僅存的、以本世紀中葉流失國外的140余部手寫版孤本作為母本編輯整理的。全書共4000余萬字，內容以佛學為主，兼具其他，涵蓋了藏族傳統文化十明學科，是一部藏族傳統文化和藏傳佛教百科全書式圖書。”看到這則報道，回想起當時的感受，我在想，這位大翻譯家如果生活在當今時代，他該如何做呢。他可能會編輯一個叫“詞典”的東西吧，還得是在移動端的。
“伙伴們”一直在努力。目前，在用的和在開發中的漢藏互譯軟件還有深圳市的援藏項目“漢藏語言橋”互譯互學語言工具；西藏大學研發的陽光藏漢機器翻譯系統和中國電信西藏公司、西藏大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聯合研發的天翼首款定制藏漢雙語智能手機，都是由政府大力支持，國有力量主導安卓藏化團隊藏文輸入法，在不同領域均有重大突破，但同時也存在市場占有率不高，沒有市場化互聯網資源的進入，缺少移動端產品等的不足。
看來，有道漢藏詞典生而逢時，其發力點也恰好與相關產品的研發與應用有著不謀而合的互補。
三
行走在天邊的神游冥想
2015年9月，阿里，1500余公里的奔波，“我”和羅杰，還有一路陪同我們的西藏網信辦的多吉，三個人象游商般，見到每個人，都要湊上去，看看人家用的什么手機，裝沒裝有道詞典，漢文、藏文、身體語言都用上了。我的微信上也多了兩個阿里的僧人朋友，他們是有道漢藏詞典的新用戶。
如費孝通先生1936年6月3日在《桂行通訊尾聲》中表述的“我們所要貢獻的，是什么觀點呢？簡單來說，就是我們認為文化組織中各部分之間，具有微妙的搭配，在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沒有價值，只有在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評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清理這個網絡，認識它們所有相對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處。”費先生文中的“網絡”，顯然不是指互聯網，但當下的互聯網，確又實實在在發揮著這種“搭配”的作用。
扎西丹巴，科迦寺的小僧人。公元996年，仁欽桑布創建了科迦寺，位于西藏自治區阿里地區普蘭縣科迦村。仁欽桑布，是一個藏傳佛教人物，據史料記載，他一生三次往返印地、西藏，翻譯、校訂顯教經典17部、論33部、密教經典108部，把他們收錄在了藏文大藏經甘珠爾與丹珠爾之中。人們將他之后編譯的密乘稱為“新密，而此前的稱為“舊密”。 由于仁欽桑布的成就，后人給了他“大譯師”的尊稱，初看到“大譯師”這三個字時，我的高反迅速加重，呼吸都有些急促了，跨越千年，我們竟然做著同一件事，文化的互通，只是載體不再是經書，而是互聯網。8月25日，我們與科迦寺的小僧人扎西丹巴進行了交流。他今年18歲，初中三年級畢業，剛進寺院學佛3個月，用蘋果手機，但是不知道有道漢藏詞典，他平時用翻譯橋；我們幫他下載了有道漢藏詞典，并加了微信，他隨后發來了自己試用的截屏圖，他輸入了“希望”，得到了翻譯結果，他說“很好用，謝謝”。科迦，在藏中是“定居”的意思。通過交談了解到，這個寺院有13個僧人，他是年齡最小的一個。我們與寺院主持歐珠嘉措進行了交流，他表示，僧人中用蘋果手機的居多數，對漢藏文互譯的需求很大。
扎西，托林寺的僧人。托林寺坐落于阿里地區扎達縣城西北的象泉河畔，始建于北宋時期，是古格王國（公元10——17世紀）在阿里地區建造的第一座佛寺，古格國王在托林寺為仁欽桑布建立了專門的譯經場所。8月26日，我們在托林寺與僧人扎西進行了交流，他用蘋果手機，也下載了有道詞典，但是沒有更新軟件系統，因而沒有增加漢藏功能，我們現場幫助他下載了新系統，他也通過微信發來了使用情況的截屏圖，他輸入了“您好”，得到了翻譯結果，他說“很好用，謝謝”。他還提出了問題，為什么安卓系統的沒有這項功能？我們也進行了解答，目前只能在蘋果系統中用。
這種遠在天邊又近在眼前的感覺，讓我和羅杰、多吉都產生了某種異常的興奮。我們能有一個機會，把自己創造的文化產品，送到了最終用戶手中，而這個用戶，是我們跨越了萬水千山才得以見到的。那天，我們興奮地聊到了很晚，關于產品，雖然我們到了阿里，也見證了這款軟件是很有需求的，是否能夠以西藏為中心，將詞典的推廣圍擴大到四川、云南、甘肅、青海四省藏區呢；可否在民族大學、西藏中學等教育機構進行推廣呢；可否建立聯合實驗室，從編碼規范、詞量豐富、界面優化等方面入手，提高用戶滿意度呢；可否在現有蘋果系統版本的基礎上，開發安卓系統的適用版本呢。這些問題，讓我們興奮地討論到很晚，我們還還相約，要把這件事，用自己的方式記下來，寫出來。
在阿里期間，我們還與扎達縣網信辦的同事索南加措進行了交流，他用蘋果手機，也下載了有道詞典，但不知道有道詞典中已經有了漢藏翻譯功能，我們給他演示了如何使用，他表示非常好用，也會向同事們推廣。他平時用陽光藏漢機器翻譯系統。因為工作原因，索南加措每年要跑很多次古格王朝遺址，他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古格王朝遺址攝影師，我建議他不妨開個公號給大家分享，因為，他實在是離得太近了；而阿里，又實在是離我們太遠了。現在，因為想看阿里的風光，我已經訂閱了“網信扎達”的公號，那里面的很多絕美照片，我想是出自他手的。
命運共同體是否能夠形成，取決于文化是否具有包容性，費孝通將其作為實現文化自覺的一個入口，他曾說：文化的包容性就是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和態度。以語言這個文化要素為例，一個人能說多種語言或多種方言，就表明他的文化包容性比較大，或是說他在語言上能包容多種語言或方言。他雖然沒有到過西藏，他雖然自認為對互聯網是門外漢，但無疑，他的文化自覺理念安卓藏化團隊藏文輸入法，在西藏，在漢藏有道詞典這樣一個互聯網產品上，正在得到踐行。
阿里，遠在天邊，那里的藏民也在用手機，上微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并不遙遠。可是，微信上的小僧人，和我當面與之交談的是否是一個人，其實很難判斷。此后，也再未有交談，但我知道，他在線，因為有了這個詞典，他正在和外面的更大的世界建立連接。
結語
2015年，是費孝通先生大瑤山調查80周年。4月的某天，小雨中，我輾轉來到了位于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七都鎮開弦弓村南村的費孝通江村調查紀念館。村口豎著高大的廣告牌“紀念費孝通先生誕辰100周年”，顯然是2010年立的，彩色的畫布已經變得灰白了。到了門口，沒見看門人，進院，迎面一塊大石頭上刻著“費孝通江村紀念館”幾個字，費先生的全身坐像立在池旁，笑容可掬，館里沒開燈，借著室外的光線，頭貼展窗，模糊地看了一遍，展品的時間顯然和村口的大廣告牌一樣，也停在了2010年。另有一間展室，鐵將軍把門，未得進入，繞著觀景池走了一圈，粉墻黛瓦，荷花靜開；直到出來，也未見看門人。一墻之隔，就是開弦弓村委會。真是安靜呀，我把這個感受分享給了幾位熟悉的老師，他們也頗為感慨。
我想，總算沒有空手來。2016年是費孝通先生江村調查80周年，至少，有道漢藏詞典和他的伙伴們，可以為這個題目提供些新的田野實踐。無論是貝葉經、伯東班欽、仁欽桑布、“我”，還是《漢藏對照詞典》，或是有道漢藏詞典，都是在為不同文化形態之間的互通與共享，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架橋鋪路，而這座橋、這條路的力所能及之處，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有形的“邊疆”所到之處。
本文講了很多故事，故事是屬于昨天的。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說，堅定文化自信，離不開對中華民族歷史的認知和運用。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中，我們能夠更好看清世界、參透生活、認識自己；歷史也是一位智者，同歷史對話，我們能夠更好認識過去、把握當下、面向未來。
櫛風沐雨、薪火相傳。2017年就要來了，希望有道漢藏詞典的伙伴們越來越多。
作者
陳華
北京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