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前湖青草枯枝清運，2080元；5號廠房裝電動卷簾門，6208元；垃圾車補胎，8元……”聽著報賬聲，村監會的胡欣偉、陳忠安拿著紙和筆，對著賬單和發票等原始憑證仔細核對，并簽名確認。
這是今年5月，浙江金華武義縣白洋街道后陳村召開的村財務支出公開會議。自2004年成立全國第一個村務監督委員會以來，每月一次的村務、財務公開“唱賬”會議延續至今。“唱賬”時，所有村民都可以來旁聽。
20年來，以發源于武義的“后陳經驗”為代表，浙江省各地紛紛積極探索黨建引領創新和完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制度實踐形式，實現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形成了一批“眾人的事情眾人商量、眾人的事情眾人實干、眾人的事情眾人督評”的基層生動實踐。
從一村破題到全域實踐，以民主促民生
20世紀80年代，后陳村靠著養珍珠蚌，一躍成為當地有名的富裕村。然而，90年代后期，隨著武義縣工業化進程加快，地處城郊的后陳村大量土地被征用，村集體資產迅速擴增，同時增長的還有信訪數量，成了典型的“問題村”。
“村里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有多少錢村民不知道，怎么用掉的也不知道。”后陳村村民徐岳祥回憶道。還有的村民說，那時候社會風氣不好，明明是公務接待，村干部還把親戚朋友帶上，一吃就一大桌子，大家意見很大。
為解決村級財務管理混亂、干群信任危機等問題，2004年6月，后陳村率先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村務監督委員會。
村監會成立后，村民反映最多的就是村集體資金、宅基地問題。時任后陳村村委會委員陳連桂說，“剛開始，群眾對新事物是持觀望態度的，是村監會成員的過硬表現，讓大家重拾了信心。”
在位于后陳村村委會三樓的展示廳內，最初的那張泛黃的“活頁現金日記賬”，記錄了辦公所需購買的燈泡、電線、電茶壺賬目，乃至配鑰匙、打字、復印費用，每一筆支出都有經手人和賬單。
“村監會建立后，有了制度推進監督，村務都公開了。”后陳村黨支部副書記、村監會主任胡欣偉說，后陳村招待費從2003年10多萬元下降到2004年的8000多元，信訪量更是明顯下降。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成長過程，恰似破繭成蝶。
位于浙西北的安吉縣高禹村，十多年前由三個村合并組建。“那時候大家各懷心思，竟連村名都定不了。”2010年，時任村黨委書記李更正帶領村兩委班子，堅決推行所有決策村民定、所有討論可參與、所有決定都簽字、所有干部不碰錢、所有財務都公開。
“村務信息公開到每一個村民，公開到每一張發票，村兩委班子贏得了村民的信任，也激發了大家參與村莊治理和發展的熱情。”高禹村黨委書記柯紅標說。
以村務公開破題的“后陳經驗”，不斷與時俱進鞏固拓展，不僅在浙江省產生了巨大的輻射影響，還被寫入了國家政策和法律。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村應當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務監督機構，在法律層面上升為頂層設計。
從2013年開始，村務監督相關內容連續多年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后陳經驗”從“治村之計”上升為“治國之策”。
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提升“眾心”滿意度
沿著蜿蜒的鄉村道路，記者驅車駛入杭州市余杭區徑山鎮小古城村，環形構筑物上“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醒目大字、池塘邊的“樟樹下議事”等標志一一映入眼簾，這些已成了村莊的精神標識。
小古城村錢三組地理環境優越，自然環境優美，民房錯落有致，庭院精致別樣。而此前，村民卻將美麗的景象止步于高墻之內。
隨著美麗鄉村的建設，小古城村計劃打開村民心墻、擦亮生態底色，重塑鄉村韻味，將原先農戶自建的圍墻全部拆除，建設不高于1米的矮墻加綠籬。
“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小古城村黨委書記林國榮說，由村干部牽頭，組長、黨員、村民代表共同參與，召開戶主會議，協商討論圍墻拆除、改造事宜，“以前期協商決議形成的設計思路為主導線，入戶走訪，結合農戶實際情況進行設計，達成共識，最大程度滿足農戶的實際需求。”
2017年10月，“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寫進了黨的十九大報告。如今，小古城村圍繞“議什么、誰來議、怎么議、議的效力”，實行“群眾提—支部審—網格議—代表決—專人督—群眾評”協商法，搭建百姓議事會、鄉賢商事會、調解和事老、創業分享會、圓桌暢聊會等協商平臺，群眾“有渠道反映訴求、有平臺協商問題、有主體解決困難”。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體是“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要依靠人民。
嘉興桐鄉高橋街道越豐村是“三治融合”發源地，2013年，在全國率先探索黨建引領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模式。“三治融合”經驗做法被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
“2010年開始，土地大規模被征收，高鐵站、工業園區等工程相繼建設。”越豐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吳新惠說，土地征收帶來的安置問題，成了矛盾的焦點。“倒逼”之下，針對新情況新問題，村黨委創設“一約兩會三團”（村規民約，百姓議事會、鄉賢參事會，法律服務團、百事服務團、道德評判團），廣泛動員群眾參與村務決策、村務管理、村務監督，“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大家滿意了，鄉村風貌也煥然一新。
浙江省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副教授汪瑋表示，基層民主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領域，基層協商必然成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實踐內容，“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等探索凸顯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要求。
全過程互動煥發乘數效應，匯聚美好前景
“在民主廣場施工現場，我查看時發現，雕塑周圍的臺階寬度只有20厘米，一只腳可能都放不下，這樣的臺階上去下來肯定有危險。我拍了照片將情況反饋給村委，后來臺階寬度改為了35厘米。”后陳村群眾監督員陳南祥說。
如今的后陳村，大大小小的項目同時在建設。黨支部書記陳軍說，村監會只有三名成員，任務很繁重，“村里大小事，村民共監督，集思廣益后，群眾監督員應運而生。”
武義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邱昂認為，“后陳經驗”開啟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層新探索，通過村監會這一平臺，積極推進黨領導下的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一體建設、相互融合，為農村基層構建全過程人民民主閉環鏈條提供了重要支撐。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今年5月10日，《村務管理》系列國家標準新聞通氣會暨現場交流會在寧波寧海縣舉行。這里，是“村級小微權力清單‘36條’制度”的全國首創地。小微權力“36條”，基本涵蓋了村級組織和村干部行使村務權力的全部內容，比如遇到村級重大決策事項，規定必須進行“五議”：村黨組織提議、村務聯席會議商議、黨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會議決議、實施結果接受群眾評議。在這一過程中，村監會全程監督。
2013年，下畈村成為寧海縣村級小微權力清單首批試點村。“村干部行使村級權力照章辦事，村民全過程監督，村里先后高質量完成了環境整治提升村、美麗宜居示范村、藝術特色村創建等工程。”下畈村黨支部書記周方權表示，去年以來，村里引進親子樂園、農事體驗等項目，部分群眾提出疑問和質疑，村里專門組織參觀考察類似項目，以實際行動打消疑慮換來支持，村里重大項目落地越來越順暢。
“群眾作為基層發展的參與者、推動者、維護者，對于身邊發展存在的問題看得最準、感受最深、最有發言權。”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所所長鐘其說，“后陳經驗”“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小微權力清單”等民主實踐，既暢通了表達民意的渠道，又搭建了廣集民智的平臺，用“民主的方法”找到了“民生的解法”，全過程互動煥發乘數效應，有助于加速實現美好生活。（記者鄔煥慶 岳德亮 李平）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本報記者 楊碩
想要重拾駕駛技能的“本本族”、剛出駕校不敢開車上路的“菜鳥族”、不熟練車況路況難免戰戰兢兢的新車主……在閑魚等網絡平臺上，針對此類人群的陪駕服務鏈接越來越多。
新手上路時，找一個專業陪駕，不僅能夠積累更多駕駛經驗，而且能提高行車安全性。而陪駕服務既為缺乏自信的駕車新手提供了一次“回爐”的好機會，更在無形中帶火了陪駕這一新職業。不過，長期以來，包括收費標準、陪駕流程及效果評價等陪駕服務一直未形成市場規范，也無“汽車陪練”這一職業的相關培訓標準和資格證。此外，陪駕過程中如發生交通違法、交通事故等情況，如何劃分法律責任也存在爭議。
新手司機
樂找陪練攢“實戰經驗”
2011年首次領取駕照的陳炎(化名)，2017年已經換過一本駕駛證了，然而過去這些年里她卻很少有開車的經歷。用當下時興的說法，她就是不折不扣的“本本族”。
感受到今年各大汽車廠商不斷加大的降價力度，陳炎決定購置一輛新能源汽車。從決定買車到要買什么車，陳炎都沒有費什么腦筋，困難的是拿駕駛證十幾年卻沒有太多“實戰經驗”，讓她在開車上路這事上露了怯。
“我想過讓朋友用自己的車教教我，但是后來覺得有點難為情，萬一練車時有個擦碰啥的就很麻煩，另外還要耽誤別人的時間。”陳炎向記者表示，決定買車后，自己第一時間考慮的就是先得練車。
機緣巧合。陳炎在一次逛閑魚的時候，在首頁刷到了“上海練車陪練”：“自帶車找學員練車，保證學員安全，新手上路或拿了駕照很久沒開車，上路膽小，想找回車感，又害怕剮蹭到愛車的都可以找我……”看了帖子的詳細介紹后，陳炎很是動心。一番溝通之后，陳炎以120元一個小時的價格，最終下了4個小時訂單。
“現在就是時間還沒敲定，等我跟教練協商好就去上課，爭取能很快上手。”陳炎充滿信心地說。
其實，與陳炎有同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很多網絡平臺上“陪駕”的咨詢量正在不斷攀升。
網上平臺
報價參差不齊無標準
那么，開車找陪練究竟是什么體驗？近日，記者通過閑魚平臺下單試了試。
在經過一番認真查詢以后，記者發現閑魚上的陪練價格參差不齊。既有50元一小時的價格，也有一小時開價超過一百元的情況，究竟如何定價似乎并無標準，全憑這些陪練自己定奪，時長則基本都是4小時起訂。
“你加我微信吧，我拉你進我們的群。”記者在與一名寫著全上海接送的陪練簡單溝通以后，就被拉進了一個已經有150人的微信大群，在群里大家都是曾經有過學車經歷或者前來咨詢的，足見這一市場需求真不小。
該教練在群里更新了他的時間安排表，從該表來看，駕車陪練最早從8時開始，最晚21時結束。另外，從預約量來看，周一至周五的時間較為空閑，教練周末的安排則較為緊張。
“如果雙休日練車，需要提前兩周預約。”該教練告訴記者。
一番搜索后，記者最終鎖定了一位陪駕師傅李先生，“我們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開你自己的車，另外一種是我們提供車。如果選擇后面一種，你要告訴我是我來接你還是你來找我？我來接送的話，油費你付……”在記者下單以后，這名陪駕教練迅速與記者商議了一些具體的細節。
現場體驗
2個小時花費近170元
第二天，李教練開著車準時在約定地點接上記者，讓記者坐上了駕駛座后，他全程坐在副駕駛座予以指導。
95后的李教練，除了做駕陪以外，還有幾份兼職。“我平時也在駕校接單，那里的單對你們來說要貴一點，要200元一小時，駕校會抽成一半。我個人這里只收六十多元，還是比較劃算的。”
記者注意到，李教練的車是一輛私家車，不同的是，副駕駛座位下方加裝了一個剎車。“這一裝置是我買車以后花500元裝的，與正規駕校的教學車配置一致，可用于隨時采取緊急制動，提升服務的安全性。”
“上車先調整座椅位置，再看一下左右兩邊的后視鏡，然后起步要打燈，一切都要遵守交通法規。”李教練向記者介紹了擋位、油門、剎車和儀表等車輛裝置，便囑咐記者開動起來。令記者詫異的是，在溝通時，教練詢問了記者的駕駛證拿證時間、是否有開車上路經驗、平時出行路段的路況情況、待解決的駕駛問題有哪些，但并未實際檢查記者的駕照持有情況。
兩個小時的陪駕過程中，在李教練的指導規劃下，記者先后開車途經閔行、長寧、青浦三個區的多條地面道路和高架。整個過程中訓練了變道、轉彎、掉頭、靠邊停車等操作。
隨后，記者還先后來到一處商場停車場和地面停車場，在李教練的指導下進行倒車入庫和側方停車的練習。
費用方面，陪駕指導的費用加上油費和停車費用，記者一共花費了將近170元。
兩小時的陪駕課程結束，記者將車停在車位后，李先生仍然認真指出記者在停車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并針對在行駛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再次進行總結。
陪駕市場
魚龍混雜管理待完善
“我早上五點就出門了，你是我今天的第五個學員，估計要干到晚上一兩點才能到家。”臨走前，李先生告訴記者，自己也沒想到在網上能接到這么多訂單，他很看好陪駕市場的未來發展。“目前來看，大家對陪駕的需求挺高的。”
雖然陪駕的市場需求很高，然而記者了解到，這一行業目前也存在不少問題，亟待解決。
汽車陪駕并非新興行業，十多年前上海就有一些駕校針對“本本族”推出陪駕業務。然而直至今日，陪駕行業仍未形成明確規范，從業者魚龍混雜的狀況也未得到根本改變。
有業內人士指出，目前，我國汽車陪練行業處于“無主管單位，無統一標準，無準入門檻”的“三無”狀態。與駕校教練不同，國家目前還沒有“汽車陪練”這一職業的相關培訓標準和資格證，大多數提供陪練服務的人員僅持有駕照。
對于消費者而言，選擇到已推出陪駕業務的駕校還好說，大多使用的是專門的教練車，也有專業的教練負責陪駕。但是如果選擇到一些個體戶，對方的帶教能力根本無法令人放心。
除了教練的業務能力需要仔細甄別，購買陪駕服務的用戶到底屬于學員還是駕駛員還未厘清，陪駕服務涉及的法律責任歸屬存在爭議。
“購買我服務的是這樣的，如果是開你自己的車，那么遇到事故和違章你要自己承擔，如果是用我的車，事故和違章的責任我會全部承擔。但是，不是所有的陪駕教練都是這樣的，還是有不少人會把全部責任都推給學員的。”在給記者做陪駕時，李教練曾這么告訴記者。
對于此類現象，有專業人士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對這類“陪駕學員”沒有專門的身份認定。從交警部門的角度來看，駕駛人只分駕校學員和駕駛員，對于“陪駕車”發生交通事故，交警會根據事故的因果關系認定駕駛人的責任。涉及事故賠償問題時，可先由保險公司或駕駛人承擔，然后按照雙方約定進行分割。如果沒有約定，雙方的責任和義務屬于另一層法律關系，可通過雙方協商或訴訟解決。(來源：新民晚報)
來源： 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