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敦煌的另一個名字。即使是在當代，敦煌城市的建設者們也著力將這里打造成一片神佛相會之地。佛陀說法時灑下漫天花雨的飛天，是這座城市的標志。十字路口的雕塑、路燈上的裝飾、酒店的大堂，飯館的招牌，乃至道路上的畫磚。她們輕盈飄然的曼妙身姿，飛揚在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仿佛裟欏雙樹下的佛陀特意從印度跨越時空趕來，面對這里的游客講經說法。
所以，無怪乎今天來到敦煌的旅行者，大都會帶著一種瞻仰奇跡的朝圣心情。朝圣的中心，就是莫高窟。雄渾連綿的崖壁上，布滿佛龕的莫高窟如今已經是敦煌的象征。2010年拍攝的紀錄片《敦煌》中，莫高窟幾乎等同于敦煌。這座千佛匯聚之所，讓敦煌成為名副其實的佛國。但就像前面已經描述的那樣，敦煌并不只有莫高窟。同樣，在敦煌，莫高窟也不是惟一的千佛洞。與它相隔一座鳴沙山的地方另一端，同樣有一座布滿洞窟的崖壁，被稱為“西千佛洞”。
撰文 | 李夏恩
01
西千佛洞
盡管“西千佛洞”這個名稱，很明顯是以“千佛洞”莫高窟為中心的陪侍。但根據文獻記載，它的開鑿時間比莫高窟更加久遠。初唐時期的《沙州圖經》援引一本魏晉之際成書的《耆舊圖》稱“漢……造一佛龕，百姓漸更修營”，似乎在漢代，這里就已經有人開始修造佛龕。魏晉之際，敦煌確實已經成為了一個西北地方的佛國。《魏書·釋老志》里這樣描述晉末十六國時代的敦煌：“涼州自張軌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公元400年，高僧法顯一行抵達敦煌，在敦煌修養(yǎng)一個月后，西出大漠，開始了他史詩性的西行求法。
西千佛洞
在法顯記述其求法旅程的《佛國記》中，曾經多次提到一種佛教圣跡——石窟。這些石窟是當年佛陀坐禪入定和阿羅漢結集經之處，它們有些是自然的洞穴，但也有人工開鑿的石室。在佛陀寂滅后，這些作為圣跡的石窟往往會供奉佛影或是佛像。這種鑿山為窟的風習同樣也通過中亞傳播到敦煌地區(qū)。西千佛洞的開鑿，或許正是法顯所見到的石窟在敦煌的復刻版本。只是它早在法顯西行之前，就已經開工。而后，公元366年，也就是法顯從敦煌西行求法的34年前，由一位叫樂僔的法師首先“造窟一龕”，接著，又有一位名叫法良的禪師自東來此，“于僔師龕側，更即迎建”。開啟了敦煌的佛國時代。
然而，西千佛洞的參觀者或許會對這里感到失望，盡管這里的風景比莫高窟更加秀麗，古木蒼天，長河蜿蜒，更符合人們心中的佛國凈土形象。但經過清點，這里的洞窟只有16個，最早的第7窟建造于北魏末期，比莫高窟現存最早開鑿北涼時期的275窟要晚出將近80年。而這還算是西千佛洞僅存的碩果。來訪者會發(fā)現西千佛洞的崖壁上有許多洞穴，里面積滿碎石沙土——它們是昔日的洞窟，千年來的風沙侵蝕本就讓它們性命危殆，夏季暴雨導致的洪水，則給了它們致命一擊。許多洞窟被沖毀，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文獻中記載的那個開鑿于漢代的佛龕。
西千佛洞周邊的自然景觀。
但縱使如此，西千佛洞仍然保存了一些莫高窟難以得見的微妙細節(jié)。在第7窟的頂部角落里，居然留下了畫了一半的飛天，朱紅色的輪廓仍然留在墻壁上，但畫師卻沒有給它添上眉眼衣著和顏色。這片古怪的紅線草稿就這樣留存千年，同樣未完工的，還有一尊塑了一半的佛像，充當骨架結構的木棍和稻草從包裹的泥胎中滋露出來，齜牙咧嘴地望著困惑不已的參觀者。這些半成品固然讓人可以了解那些美不勝收的敦煌壁畫繪制的初始過程，但對富于想象力的參觀者來說，它們倒更像是不情不愿的工匠在罷工示威，對他們的不公待遇表示抗議。
被洪水沖垮的洞窟。
默默無聞的匠人，可以說是敦煌石窟工匠們的群像寫照。在石窟的壁畫中發(fā)現人名并不稀奇，壁畫下方那些供養(yǎng)人的旁邊總會有塊帶顏色的長條榜題寫上他們的姓名。除非歲月侵蝕磨滅了這些墨跡，不然他們的名字終會留存于世。但他們只是投資人。真正的營造者卻很少留下姓名。在莫高窟的290窟的壁畫中，出現了辛仗和、鄭洛仁這兩個名字，現代學者們認為他們應該是畫匠的姓名，但這些姓名并沒有正式地寫在供養(yǎng)人的旁邊的榜題上，而是被覆蓋在壁畫層的下面，這多少能讓人感到一種面對自己的作品想留名而不得的無奈。惟一一個大膽的畫師，有個霸氣凌人的名字：“平咄子”。他很大方地把姓名簽在了莫高窟303窟一幅僧人供養(yǎng)像的旁邊，字寫得比畫像還要大：“僧是大喜，故書壹字。畫師平咄子”。
敦煌工匠史料，書影
但除了這位平咄子和包括那兩個把自己名姓藏在壁畫下層的其他12名畫師之外，就再難找到作者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品上留下的名姓了。倒是一些文獻中留下了這些工匠的人生細節(jié)，但很多都是都令人鼻酸。在一份題為《乙未年趙僧子典兒契》（P.3964）的文書中，一名叫趙僧子的塑匠，因為“家中戶內有地水出來”，但手上卻沒有修補工具材料，只得將“腹生男茍子”抵押給親家翁賢者李千定六年，以換取“麥貳拾碩，粟貳拾碩”。在典契中，趙僧子不得不承諾“如或典人茍子身上病疾、瘡出、病死者，一仰兄佛奴面上，取于本物”，最左邊是他和兒子的畫押。
“工匠莫學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來奴，妻是官家婢”，在敦煌莫高窟發(fā)現的七世紀著名打油詩人王梵志的詩卷（S.5641）中如此哀嘆道。當今天的游客在大佛窟高達35.3米的彌勒佛像前瞠目驚嘆，投身膜拜時，或許很難想到如此宏偉的巨像也是由像自己這樣渺小甚至身份更低微的工匠胼手胝足建造起來的。
西千佛洞第9窟西壁頂部畫師尚未畫完的半成品“飛天”。
02
莫高窟
偉大與渺小的強烈對比，就以這種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現在世人面前。不得不承認，這正是當初建造這尊大佛時期望達到的效果。這尊由低微工匠辛勤勞動建造的彌勒大佛，是敦煌的官員們給遠在千里之外帝都的至高統(tǒng)治者，傳奇女帝武則天獻上了的一份厚禮。建造大佛的695年，這位女皇剛剛給在群臣的唯唯逢迎聲中，給自己加上了浮夸得可怕的“慈氏越古金輪圣神皇帝”的尊號。“慈氏”正是彌勒的意譯漢名。翻看編纂于這一時期的《沙州都督府圖經》，就會看到，在這場舉國稱頌最高統(tǒng)治者的競賽中，敦煌作為西北邊境的名城，同樣不落人后。證明君王圣德感天的祥瑞被成批制造出來，一名叫陰嗣鑒的鄉(xiāng)民發(fā)現一只五色鳥“頭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周圍還有“群鳥隨之，青黃赤白黑色具備”，這只鳥很快被官方解釋為“代樂鳥，天下有道則見也”。另一面官員則宣稱在冬至這天看到天上出現“五色云扶日，闊一丈已上，其時大明”，這自然是“圣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這些敦煌上報的祥瑞中，甚至包括一匹得了白化病的狼，只是因為這只狼僥幸沒有傷害人畜，就被宣揚成“白狼見，犬戎服，天顯陛下仁智明悊、動準法度，四夷賓服之征也”。官員的上奏中還包括一首據稱取自民間百姓傳頌的歌謠：“圣母皇皇，撫臨四方，東西南北，無思不服”——這般文質昭彰合轍押韻的四字諛辭，顯然不可能出自當時識字率不足百分之五的純樸百姓之口。
武則天時代建造的彌勒大佛，又稱“北大佛”，圖片取自TBS紀錄片《世界遺產·敦煌莫高窟》。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敦煌千佛洞的興衰確實與權力休戚相關。洞窟的修造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政治手段。現存最早的北涼石窟中，彌勒菩薩的交腳而坐的雕塑占據了很大部分，正是因為占據此地的北涼君主沮渠蒙遜是彌勒虔誠的信徒。他的從弟沮渠京聲正是彌勒信仰的經典《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的譯者。北朝時代莫高窟的興盛，也同樣是靠駐守敦煌的兩位官員，北魏宗師元榮任敦煌太守后，被封為東陽王，在他統(tǒng)治敦煌的20年間，莫高窟開窟建龕達到了一個高潮。繼武則天時代的彌勒大佛之后，721年，另一尊彌勒大佛在它的南部開始興建，盡管在敦煌發(fā)現的文書《莫高窟記》（P.3720）中稱這尊大佛是沙州僧人處諺與鄉(xiāng)人馬思忠等發(fā)愿建造，但也需要注意它的建造時間正是唐玄宗開啟開元盛世的第九年。
正在修繕中的130窟大佛，又稱南大像，興建于唐玄宗統(tǒng)治時期。包明杰先生供圖。
至高統(tǒng)治者鼎盛的權力造就了敦煌最恢弘的大佛與最華美的洞窟。權力的盛極而衰，也同樣將沒落的陰影籠罩在敦煌上空。一份在莫高窟發(fā)現的吐蕃文書（P.1283）折射出亂世詭譎的氣氛。這份吐蕃文書是五位粟特人寫給他們首領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提到山東被一個名為張忠志的軍閥所占據，在他的治下，“居民下顎貼著胸，會將年邁的雙親互相交換烹殺食肉”。這里的張忠志，指的就是后來成為成德軍節(jié)度使的李寶臣。張忠志是他本來的名姓，他在一生中變幻過三次名字。作為唐玄宗寵臣時名叫張忠志，投靠安祿山后，被其收為養(yǎng)子，改名安忠志。755年，安祿山起兵反叛，安忠志成為他手下得力干將，但隨著安祿山被殺，安史之亂漸次平定，張忠志又再度易主，改投唐廷，被唐肅宗封為成德軍節(jié)度使，賜姓李，更名李寶臣。由此，他在山東割地自雄，建立起對抗唐廷的獨立政權，并且與其他節(jié)度使勾結，由此開始了一直綿延兩個世紀的藩鎮(zhèn)之亂。
此時的敦煌也隨著唐帝國的分崩離析而動蕩不安。這封書信之所以用吐蕃文寫成，正是因為敦煌在安史之亂后，被趁火打劫的吐蕃吞入腹中。它所誕生的時間，正是敦煌最混亂的時代。敦煌的其他文獻顯示，在吐蕃統(tǒng)治的近七十年間，當地的商業(yè)貿易幾乎恢復到以物易物的狀態(tài)，糧食成為唯一的貨幣，人們用糧食交換日常用品，也用糧食來還債。
莫高窟標志性建筑九層樓，又稱“大佛閣”
武則天時代建造的彌勒大佛的大頭近景，取自TBS《世界遺產.敦煌莫高窟》。
這段占領時期在848年被終結，此時吐蕃內部土崩瓦解，一位名叫張議潮的漢人將軍便趁機集結軍隊將吐蕃人逐出敦煌。他統(tǒng)軍出行的赳赳威勢，被圖繪在莫高窟的156窟的墻壁上。這個洞窟也因此被稱為張議潮窟。張議潮本來可以像李寶臣一樣，割地自雄，與唐廷分庭抗禮。但他卻選擇向唐廷稱臣，上表請求獲得朝廷賜予他官位和合法的身份，使用朝廷頒布的年號和歷法，奉唐廷正朔，甚至最后將軍政大權托付給自己的侄子張淮深，以69歲老邁之身躬親前往帝國京城長安。他所率領的軍隊被唐廷賜名為“歸義軍”，表彰張議潮對朝廷的忠義之心。
敦煌莫高窟的98窟甬道兩側繪制了一鋪這個忠義家族的畫像，最前面是開創(chuàng)者張議潮，跟在后面的是他的法定繼承人的張淮深，接著是索勛，他是張淮深弟弟張淮鼎的姐夫，在892年至894年擔任歸義軍節(jié)度使。這些畫像給人一種錯覺，認為讓人覺得家族內部權力交接得相當平穩(wěn)。但實際上，在這幅怡怡樂樂的畫像背后，隱藏的是一場謀殺與背叛的權力游戲。張議潮本人在長安去世，不久后，張氏家族便發(fā)生內亂。首先是張淮深的兩名庶子殺死了自己的父母和六個兄弟。但兩名殺人兇手并沒有奪權成功，他們又被張議潮的兒子張淮鼎消滅，后者掌權也僅僅只有一年便猝然死亡。接替他的卻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他的姐夫索勛。但十一個月后，索勛又被張議潮的第十四女推翻。這位強干的女子將自己的侄子，張議潮的孫子張承奉推上節(jié)度使的寶座，號稱是復辟張氏統(tǒng)治，卻讓自己的三個兒子掌握實權，將張承奉抬為傀儡。兩年后，張承奉又發(fā)動政變，終結了自己姑母的統(tǒng)治。
《神文時代》，孫英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月版
此時，唐王朝也走向了它的末路。908年，唐朝覆滅兩年后，敦煌人才知道自己效忠的王朝早已不在。張承奉旋即自立為“金山白衣天子”。但這位自封的天子并沒有得到上天庇佑，三年后，他就不得不向步步進逼的回鶻俯首稱臣。又過了三年，他本人也被自己的手下，沙洲長史曹議金取代。曹氏決定奉中原王朝為正朔，無論這個中原王朝究竟是哪一個。這保證了曹氏在敦煌的權力延續(xù)了116年，那幅描繪張議潮父子以及索勛的歷代歸義軍節(jié)度使的壁畫，正是他下令繪制的杰作，在這鋪壁畫的對面，是曹氏家族的壁畫。
但繪制這些壁畫的工匠們，他們在這場亂世中的命運又如何呢？幸運的是，無論是吐蕃的占領者們，還是歸義軍的統(tǒng)治者，對他們來說，都需要工匠來營造自己的殿堂，粉飾供養(yǎng)的佛寺洞窟，這些修造工程無不需要手工匠人來完成。在一份題為《丁未年六月都頭知宴設使呈設宴賬目》（P.2641）的文書中詳細記述了這些工匠為歸義軍官廳打工受到的待遇“泥匠二人，早上馎饦，午時各胡餅兩枚，供七日，食斷。鐵匠史奴奴等二人，早上馎饦，午時各胡餅三枚，供一日，食斷。”盡管并不豐盛，但足以果腹。
這似乎證明，比起那些耗費巨資營造佛像修飾佛窟的權貴豪門，神佛更青睞這些親自用雙手塑造描繪自己身姿的卑微工匠們。在佛法所謂的娑婆世界，權勢猶如過眼云煙，唯有高超匠技創(chuàng)造的精美藝術會傳承古今。
莫高窟第 98 窟甬道北壁張氏諸節(jié)度使供養(yǎng)人畫像。
03
萬佛峽
歸義軍時代被認為是延續(xù)了唐代敦煌的遺韻。絲綢之路盡管隨著唐代的覆亡而衰落，但敦煌仍然保留著某種開放宏大的精神。然而，政治的混亂吞噬了它的活力。1036年，西夏攻陷敦煌。從此，敦煌的歷史進入了一種半晦暗的狀態(tài)。但晦暗中也并非沒有光亮可循。這光亮來自于莫高窟東方的另一片峽谷。那里峽谷兩邊的崖壁上，同樣布滿了數以百計的洞窟。1074年，一名駐錫這里的僧人惠聰在第16窟的甬道中寫了一方題記，描繪了他眼中的這片峽谷：
“谷內甘水長流，樹木稠林，白日圣香煙起，夜后明燈出現。”
榆林窟外景。
這就是萬佛峽，今天被人稱為榆林窟。與莫高窟在權力庇佑下的輝煌燦爛相比，萬佛峽更像是一位養(yǎng)在深閨少人識的端莊仕女。比起莫高窟前游客蜂擁的終日喧囂，這里可謂一片洗心靜地。即使是在夏日正午，你也能聽到穿過山谷的河水滔滔有聲。由于峽谷兩側皆有崖壁遮擋，所以這里的壁畫更少受到風蝕和陽光的暴曬。如果不是清代那些好心而虔敬的信徒和匠人，用自己拙劣粗糙的技藝強行修繕了一些壁畫的話，那么它的光彩會更加攝人心目。最令人驚嘆的，就是那些西夏壁畫。誠然，這個朝代在這里留下的記載太過稀少：息玉、嵬名、雜謀、播杯、麻尼則、骨匹，只有這些用西夏文字寫成的姓名和只言片語的題記，見證了這個朝代在這里留下的印記。但這種空白恰好給人以無限的想象空間。讓人愿意去想象究竟是什么樣的人，在什么時候，在這個地方留下這些引人入勝的杰作。
榆林窟第3窟文殊普賢變細部善財童子。
當你站在第3窟的文殊普賢變的巨大壁畫面前時，你會懷疑自己誤入了另一個介于凡俗與神圣之間的奇異空間。莫高窟的唐代壁畫固然華美富麗，豐富夸張的色彩令人目眩神迷。但當你站在它面前時，你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正身處一座只可遠觀，不可近前褻瀆的藝術寶庫。那是色彩與線條在眾聲喧嘩，在高歌舞蹈。
但當你凝視第3窟的壁畫時，這種色彩的喧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寧靜的邀請，邀請你進入壁畫中。這種寧靜的攝人魅力，正在于那種近乎寫實的真切感。盡管很清楚，壁畫描繪的是佛國世界，但仔細看去，畫面上的神靈和異獸，又猶似人間。菩薩身上衣帶的褶皺，合掌向佛的善財童子，乃至于海中的摩竭大魚，如果不是其中的一只魚的額頭上多了一只眼睛，它幾乎就與普通的鯉魚別無二致。壁畫背景的五臺山和九華山的峰巒高聳，宛如人間風景，山中亭臺樓榭，就像站在山腳下遙望山上寺院一般逼真。勾勒細致的水紋配上峽谷中河水滔聲，仿佛真的在流動。盛放的蓮花，如果不是因為大得夸張，就跟河中生長的蓮花一無異色。
而這幅畫最奇妙的地方，是站在河岸懸崖上，雙手合十敬拜菩薩的一名僧人。他的身后牽著白馬，白馬馱著的經書放出七色瑞光。而站在馬旁看護經書的，是一位人模人樣的猴子。毫無疑問，他們就是中國最聞名的一對搭檔，西天取經的唐僧和他的徒弟孫悟空。
著名的唐僧取經圖。
這對師徒為何會出現在這幅壁畫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神話般的故事確實是發(fā)生在榆林的一段歷史。在前往萬佛峽的路上，會經過一片龐大的廢墟。這片被稱為“鎖陽城”的遺址，是唐代瓜州州城的舊址。這里正是《西游記》中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師西行求法途經的一個重要地點。正是玄奘在這里停留說法期間，他收下了一位名為石磐陀的胡人弟子，而他正是孫悟空的歷史原型。
歷史變成傳說，傳說又成為經典。一如佛陀本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智者和導師，卻被賦予神通成為傳說人物，他的生平和話語也變成了經典。凡間與佛國之間或許只隔著一道時間的薄幕。只要輕輕揭開，兩者便會融為一起。盡管這只是個簡單的道理，但還是有必要在這座被世人稱為萬佛峽的佛國圣地點破出來：佛國即在人間。
壁畫中菩薩手勢的細節(jié)。
本文主要參考書目：
本文參考論著共計26種，謹按參考順序開列其中最重要的12種，這12本書也是研究敦煌學重要的著作
趙曉星：《莫高窟之外的敦煌石窟》，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 , 2018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5
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 , 1996
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肅人民出版社 , 1997
李正宇：《古本敦煌鄉(xiāng)土志八種箋證》，甘肅人民出版社 , 2008
余欣：《敦煌的博物學世界》，甘肅教育出版社 , 2013
孫英剛：《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5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5
沙武田：《歸義軍時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 , 2017
馮培紅：《敦煌的歸義軍時代》，甘肅教育出版社 , 2013
陳大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4
蔡鐵鷹，王毅：《<西游記>成書的田野考察報告》,中州古籍出版社 , 2018
太田辰夫：《西游記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 , 2017
感謝馬德先生、李新先生兩位學者對本文提供的資料支持和批評意見。
作者：李夏恩
編輯：徐悅東
作者：何開四
近日，作家苗勇撰寫的長篇傳記小說《晏陽初》即將付梓，索序于我，甚感欣慰。
晏陽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曾留學美國，為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建設事業(yè)奉獻70年。晏陽初曾被國際社會尊崇為“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是20世紀中國的教育家中最具國際影響的世界性人物之一。我長年從事文學工作，多次到晏陽初的故鄉(xiāng)巴中采訪，對他畢生從事的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改造事業(yè)感佩于心。這次苗勇先生的長篇小說問世，我認為是這一領域的新收獲。出于職業(yè)本能，更出自內心對偉人的敬重和仰望，我開始了對《晏陽初》的定向閱讀。細讀文本，我徜徉在一行行真切婉曲的文字里，胸中除了涌動著更多的感慨，還情不自禁地覺得應該寫點什么。為此，我就來談點自己讀后的看法和感想。茲拈出三點，以概其余。
延續(xù)一種思想和精神的寫作自覺，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文人報國無長物，唯有手中筆如刀”。按苗勇自己的話說，他就是一個“政治人”，一個希望許身報國的坦蕩赤子。骨子里，他的個人詩文才情與胸懷家國的深情總希望找到一個融匯點，我認為，這與作家苗勇的情懷有關，與自覺擔當有關，這從他過去出版的《豐碑》《歷史不會忘記》《見證天使》《生命蘆山》《直面地震工會旗幟高高飄揚》等文學作品中得以充分證明。這一次向偉人致敬，我想，苗勇是再次找到了一個突破點。表面上他是在謳歌和贊美偉人，實則是在抒寫自己的拳拳深情。晏陽初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世界平民教育運動和鄉(xiāng)村改造運動的奠基人，雖已逝去30余年，但他的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建設思想與自強不息的拼搏、奮斗精神，在幾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著鮮活的生命力，至今仍被日本學者看作進一步現代化路標之一。比如，晏陽初先生推行的以四大教育（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wèi)生教育、公民教育）為特色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契合了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對中國脫貧后實施鄉(xiāng)村振興、發(fā)展農村經濟、推動農村小康及和諧鄉(xiāng)村建設仍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小說以晏陽初一生拼搏奮進為主線，以平民教育運動、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實踐探索為副線，以愛國愛家愛平民為輔線，以飽滿的激情、細膩婉約的筆觸，藝術性地再現了晏陽初匍匐于大地、俯身于泥土、躬耕于隴田，無私奉獻于中國和世界勞苦大眾的史詩般的傳奇一生。可以說，長篇傳記小說《晏陽初》延續(xù)著一種精神，在讓人全方位地了解這一場鄉(xiāng)村變革的偉大實踐的同時，還得以將這種平民教育運動、鄉(xiāng)村建設運動思想以及自強不息的拼搏、奮斗精神，以真誠和感人的文學方式流傳下去，真正體現了“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特別是從晏陽初身上，我們可以汲取到新時代投身鄉(xiāng)村振興的奮進力量。小說立意高遠，跟隨時代的節(jié)拍，的確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
文學的至美與傳奇人生的華麗相遇，具有很強的可讀性。目前世面上有關晏陽初的作品不少，紀錄片也有，但大多是研究，缺乏故事性，自然缺少吸引力和影響力。本書有別于世面上這些介紹晏陽初的書，以傳記小說切入，較為新穎，不落俗套，是創(chuàng)新性的成果，有很強的故事性和文學性。晏陽初一生閱歷豐富，足跡遍布世界各地，既要領導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建設工作，又要四處籌集資金，光是他主持的“定縣試驗”就涉及農村教育、經濟發(fā)展、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組織建設四方面的諸多內容。事務紛繁復雜、千頭萬緒，很是考驗作者的敘事技巧。但作者有深厚的文學功底、嫻熟的敘述技巧，圍繞主人公成長的足跡，綜合采用線狀敘事結構，并綜合運用倒敘、插敘和補敘等方式，對情節(jié)進行了巧妙處理，運用事件、人物和場景，講述了一個個生動感人的故事，機心巧妙、引人入勝。特別是展現出很強的故事性和詩一般的語言，讓人讀完小說頓感酣暢淋漓，益人心智。比如，無論是文藝教育，還是生計教育，抑或是衛(wèi)生教育、公民教育，作者不是干巴巴地介紹，而是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講述。又如，描寫主人公晏陽初的家國情懷，作者是以晏陽初與底層人民特別是與背二哥交往作為重要的感情背景線，通過一個個感人的故事從側面來體現。再如，關于晏陽初抗日愛國的事跡，作者是通過講述定縣平教學員組織游擊隊、晏陽初在湖南幫助張治中搞縣政改革等故事來體現的，從而達到了情節(jié)曲折、生動、感人的效果。
苗勇在寫作中時時流露出來的詩性語言，也為本書增添了可讀性和絢麗的文學色彩。語言，是文學的肌膚。很多傳記體文學作品往往注重事實，而輕視了語言，新聞式的介紹或概念化的議論，常常會降低讀者的閱讀興趣。苗勇的語言除了流暢之外，生動且極具感染力。比如，小說的開篇就極富特色：“迤邐綿延的大巴山，西接八百里秦川，東連高聳的巫嶺，橫貫千里。山就是這里的特色，重巒疊嶂，起伏綿延，一眼望去，群山如海，萬峰如戟，太陽欲墜未墜。” 這樣的詩性語言，既有“大漠孤煙直”的雄壯，又有“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靜謐與靈動，行云流水，給人遐想，且極具畫面感。
尊重史實與完整再現歷史的高度融合，具有很強的系統(tǒng)性。“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晏陽初從1890年出生到1990年在美國病逝，剛好100個年頭。在他的百歲生涯中，從1918年在法國戰(zhàn)場開辦華工識字班開始，他為中國和世界勞苦大眾服務長達70余年。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樣一位出生于偏遠山區(qū)的少年，從多災多難的祖國出發(fā)，最終成為被中國和世界認可的世界偉人，其間多少艱難困苦、幾多辛酸磨礪不言而喻。遺憾的是，如今我們能夠找到的、看到的關于他的記錄，大多只是片斷摘記或者逸聞趣事，實屬遺憾。
本小說采用編年體形式，生動描繪了晏陽初從出生到幼時進入私塾學習儒家典籍、少年獨自外出求學，再到走出巴山遠渡重洋留學美國的艱辛歷程，以及扎根定縣，獻身中國和世界平民教育、鄉(xiāng)村改造事業(yè)的絕大部分經歷以及一生的其他重要事件，對其史詩般的一生進行再現，是對先生最好的緬懷。
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得到驗證，并成功指導了亞非拉許多國家進行了農村改造，極具歷史價值。本書系統(tǒng)地描寫了晏陽初因于一戰(zhàn)時期在歐洲戰(zhàn)場教授華工識字，從而萌發(fā)了服務貧民大眾的念頭，回國后他立志從事平民教育事業(yè)，從開辦平民學校，教授千字課為主的“除文盲”的初級階段，到開展定縣試驗，推行縣政改革，1950年后走出國門，創(chuàng)辦國際鄉(xiāng)村改造學院，奔走于菲律賓、泰國、印度等國家進行鄉(xiāng)村改造，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實踐，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平民教育體系：教育的對象由城市平民變?yōu)檎既丝诮^大多數的農民；教育的內容由單純的讀書識字轉為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wèi)生教育、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教育的方式也從單純的學校式教育發(fā)展為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最終形成了體系完備而又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平民教育思想。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苗勇是一個寫作態(tài)度極其認真的作家。據我了解，苗勇在寫作過程中，為了盡可能地獲取完備的資料，大量閱讀了世面上有關晏陽初的書，如賽珍珠的《告語人民》、吳相湘的《晏陽初傳》、晏鴻國的《晏陽初傳略》等，以及大部分介紹中國平民教育和世界鄉(xiāng)村改造運動的史料、回憶錄、紀實文學等，甚至是市面上、網絡上凡是有關晏陽初的資料，他差不多都會通讀學習，去偽存真。寫作過程中，他又實地走訪了晏陽初博物館、晏陽初紀念館、晏陽初親屬以及定縣、重慶鄉(xiāng)村學院等，力圖盡可能多地獲取原始資料。2007年初稿完成后，他又廣泛征求專門研究晏陽初的專家學者，10多年間數易其稿、精心打磨。書中描繪的故事大多有史可依、有據可查，苗勇努力做到言必有征、語無虛發(fā)，做到故事真（真人、真事、真情節(jié)）、語言真（克服會議語言），絕不因為小說情節(jié)需要而虛構篇幅。故本書在人文情懷濃烈的同時，傳奇又有志史功能，顯得尤為可貴。
以上三點，只是自己的陋見，不足以概括這部歷時十多年40余萬言的力作。我相信這部作品，以其出色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一定會受到讀者的歡迎，也希望苗勇先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問世！
來源： 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