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健康時報網
(健康時報記者 譚琪欣)“孩子對頭孢拉定比較敏感，平時感冒一吃就見效，疫情期間頭孢拉定不好買，就想在某軟件上下單試試，本來還擔心沒醫生處方很不好辦，結果出乎意料地順利，”劉先生(化名)告訴健康時報記者，他很少能抽身請假去醫院開藥，自己或是家人遇到有小病小痛通常會在網上直接下單購買。
網絡方便了購藥的同時，劉先生也有自己的擔憂：迅速下單后心里會咯噔一下，電子處方是不是開得太隨意了?萬一出事了有人監管嗎?
4月29日，國家藥監局《藥品網絡銷售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向相關行業征求意見的閉門會。一名不愿具名的參會代表告訴健康時報記者，此稿已經征求國家衛健委、國家醫保局等多部門意見，可能接近最后的政策版本。而在此之前，《辦法》已幾經修訂，且4次公開征求意見，對于網售處方藥“放”與“不放”，業界爭論多年。
長期從事研究處方藥管理的國家執業藥師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震表示，所謂的‘網售處方藥’被討論多年，患者一直很關注，說明存在未被滿足的用藥需求。但從當前的支持配套體系和監管環境來看，處方藥線上交易行為的安全有效性尚未得到有效保證，‘網售處方藥’政策開閘時機仍然需觀望。
資料圖片，耿玉和攝。
患者：在線購買處方藥，全程沒超過10分鐘
“同個廠家的頭孢拉定膠囊，不同的平臺的藥品價格會有差別，但普遍加上運費后仍比實體藥店便宜。”劉先生說。
考慮到某外賣平臺配送速度更快，劉先生便在上面查詢“頭孢拉定膠囊”，選擇了離家距離最近的藥店，“提交用藥需求時，顯示這是處方藥，需要填寫問診信息。”劉先生勾選用藥人信息后，又在“本次用藥的確診疾病”中，點擊“急性咽炎”，并確認“使用過此藥品”。
勾選“互聯網診療風險告知及知情同意書”后，保存并同意問診。“我還在想著怎么跟醫生描述孩子的癥狀，頁面中就已經彈出一份由互聯網醫院開具的處方箋，全程沒超過10分鐘。”劉先生感嘆。
“一年跑4次長沙的三甲醫院只為了掛號開藥，如果以后能夠直接網上復診購藥就好了，費用都能節省不少。”2015年底，湖南邵陽的李昆(化名)被診斷為肝豆病，病情穩定之后需長期服用青霉胺和二硫丁，兩種藥品均為處方藥，同時也為醫保用藥，但李昆所在縣城的醫療機構長期缺藥。
要取一趟藥，李昆必須從所在的縣城坐3個小時車到長沙市區的三甲醫院，憑據處方才能開具。“路途遙遠，如果當天不能趕回家，還必須在長沙住上一晚，來回的車費比藥費還貴。”
據米內網數據，早在2019年我國零售藥品市場銷售額即已實現17955億元。其中網上藥店市場僅占138億，但另一方面，在零售藥店終端增長總體放緩，增長為7.5%的狀況下，網上藥品零售同比增長40%。
“互聯網為我們給提供更好的服務，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從理論上上講，線上診療服務的安全性可比線下服務更高，因為線上服務的透明性和追溯性更強，正像電子貨幣和數字貨幣比普通紙幣的安全性更高一樣。”北大縱橫管理咨詢公司醫療行業中心總經理王宏志表示，互聯網醫療還能夠釋放巨大潛力，能夠大大提高藥品服務的可及性、安全性和便利性。
風險仍存：電子處方專業審核缺位、處方藥濫用等風險仍高
劉先生認為，不到10分鐘，動動手指就能買到的處方藥在給患者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存在隱憂。“還未等描述病情，一份來自互聯網醫院的電子處方就已“秒開”完成，盡管藥師簽名一欄為空白，但系統自動顯示審核通過。”
實際上，網售處方藥政策的風向也一直在探索中。2014年5月，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布《互聯網食品藥品經營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首次探討放開網售處方藥。2019年8月，《藥品管理法》的重新修訂被業界視為網售處方藥風口真正來臨的預兆：新《藥品管理法》刪除了“不得通過互聯網銷售處方藥”條款。
直到2020年，網售處方藥的政策落地逐步明朗化：2020年11月，國家藥監局第四次對《辦法》公開征求意見，放開了對網絡銷售處方藥的限制，但要求應當確保電子處方來源真實、可靠，并對已使用的處方進行電子標記。
2021年4月7日，國家發改委、商務部聯合發布《關于支持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放寬市場準入若干特別措施的意見》，明確支持開展互聯網處方藥銷售。4月15日，國辦印發相關意見，提出“在確保電子處方來源真實可靠的前提下，允許網絡銷售除國家實行特殊管理的藥品以外的處方藥”。
“處方藥和非處方藥性質不同，處方藥是通過醫師開具處方醫囑產生的治療手段，處方不是購買藥品的憑證，而是藥師執行醫囑的法律依據。‘網售處方藥’這個說法容易誤導患者直接消費處方藥。當前的網售處方藥模式下，患者的身份已經被異化成為普通消費者，貨比三家，按需下單。但實際上互聯網上處方藥的流通不應該是銷售行為，而應該是滿足部分患者長期持續用藥的處方外流調劑業務。”康震認為，藥品跟普通的商品不同，患者完成購買處方藥行為前，必須得到醫生對病情的專業診斷，獲得醫師處方后才能有處方購買權，再將處方醫囑交給藥師，藥師必須對醫師處方進行審核，處方調配完后進行用藥交代，患者才能付費得到藥品，回家使用，這個過程必然是一個專業的服務過程，而不是隨意的商品交易過程。
康震舉例，如果患者想在網上購買頭孢克肟廣譜抗菌素，考慮到關于抗菌藥品的臨床應用有嚴格的適應證指證，需要通過血常規化驗后才能診斷，屬于首次診斷的適應證指證用藥，且基于衛健委對于互聯網醫療的要求，患者首診不能通過互聯網進行，而互聯網醫生僅通過平臺設置的“是否使用過該藥品”的選項判斷患者的用藥史，并不適用這種情況；加之基于互聯網交易行為的高密度，在全方位的執業行為監管體系建立起來之前，很難對可能發生的用藥風險進行精準防控。
王宏志則表示，管理辦法中明確要求要保證電子處方來源真實可靠，以現有技術條件保證電子處方‘真實’并不難，但是保證電子處方‘可靠’卻并不容易。
“可靠的處方應該同時符合臨床醫學、臨床藥學和藥物經濟學的基本要求，但在審核機制缺位的當下，做到這些并不容易。當務之急是要發揮藥師的處方審核作用，避免配伍禁忌、重復用藥、過度用藥等不合理用藥行為，二是要改革醫保支付方式，讓醫生有節約的動力。”王宏志說。
建議建立行為認證體系，有條件逐步開放
“所謂的‘網售處方藥’被討論多年，患者一直很關注，說明確實存在未被滿足的用藥需求，但我國處方藥線上交易行為的開閘，仍需漫漫長路。”康震說。
企查查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共有2.23萬家醫藥電商相關企業。2018年至今，各地都在嘗試及探索電子處方流轉，處方藥在藥店處于引流狀態。根據艾昆緯數據預測，隨著醫藥分家的推進，處方藥外流規模約為4000~5000億元，其中零售市場規模約3000億元。
康震建議，處方藥網上交易“開閘”之前，應先建立完整系統的執業行為監管體系，醫生行為、藥師行為、患者行為，平臺交易以及藥店、醫療機構和生產廠家信息流都應在整套系統中體現出來并受到嚴格的監控。此外，全國應并該建立統一的醫師、藥師、定點藥房、醫療機構以及處方編碼、服務行為編碼，跟醫療機構與藥房信息，醫生信息、藥師信息、患者信息、藥品信息相互關聯和醫師與藥師互動聯系，每張處方調劑最后可以得到醫保部門的抽檢和監管，確保發現處方存在問題，藥師能夠及時進行反饋調整，從而追溯到醫師問診、開具處方、審核處方和用藥交代以及患者用藥的全過程監控。
“這個服務認證體系不止需要技術的參與，更重要的是管理理念的更新，從當前的GSP(Good Supply Practice)認證升級轉換到GPP(Good Pharmacy Practice)管理思維路徑，應明確在這一套體系之中，各個執業者服務過程發生的行為都屬于醫療行為，供應的物品是特殊藥品而非普通商品。” 康震說。
王宏志則認為，網售處方藥的放開是大勢，但有條件的開放是必經之路。他建議，考慮到藥師對于用藥配伍禁忌更為專業，未來網售處方藥落地細則中，應完善機制，讓執業藥師參與到醫療服務的最小決策單元中去。其次，網售處方藥運行過程中，必須設置有各方相互制衡的機制，對于醫師、藥師等具有專業決策權的群體，應當通過調整績效薪酬機制，給予他們獨立審核權力、賦予自主審核的動力。與此同時，網售處方藥政策牽扯多部門多個監管環節，應建立統籌協調監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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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匯海——江浙滬皖海派繪畫名家精品聯展”（3月31日——5月28日）這些天正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展出。展覽匯聚了江浙滬皖四地文博機構諸多難得一見的海派繪畫精品，系統呈現海派繪畫與其他畫派的不同之處，凸顯海派繪畫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澎湃新聞·藝術評論》刊發的本文結合展覽呈現的作品與文獻，通過梳理上海開埠前后文人書畫雅集、書畫社團、書畫市場之興盛，窺探海派繪畫之緣起。
展覽現場
上海古稱上洋、海上，毗鄰蘇杭，古屬松江府，宋代成鎮，元代建縣，明代筑城，是一座因商而興起的移民城市。上海人崇文重道，科舉鼎盛，人才輩出。明代中后期，上海出現了一批科第世家，陸深以文學書法而著稱，顧從義家族以收藏而聞名，王圻以博學著述而得名，徐光啟以中西匯通而留名……海上三大名園、顧繡都以精妙雅致而聞于世，明代上海就已成為江南文化的重鎮。上海因商而起，因港而興，但明清施行海禁政策，上海在經濟上曾經一度沉寂。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設江海關于華亭漴闕，康熙二十六年（1687）移駐上海縣城小東門，上海再一次煥發活力，很快成為江南重要的貿易港口，有“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之美譽。雍正八年（1730），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移駐上海縣城，歷任道臺崇文重教，啟蒙書院、敬業書院、蕊珠書院相繼成立，延聘名儒執教，周邊各縣亦有學生來讀，上海縣城文化教育進一步繁榮。
清平遠山房法帖
方楷在《吾園雅集記》記載了雅集盛況
清乾隆、嘉慶年間，李廷敬先后十任蘇松太兵備道，他工詩文，精鑒賞，尤善書法，曾于官舍平遠山房刊刻名家法帖，又豁達好客，凡是有詩、書、畫一技之長的人都招攬至平遠山房，一時江浙名流群賢畢至。方楷在《吾園雅集記》記載了雅集盛況：“時觀察李味莊先生愛士憐才，著聲于江左，士以故多歸之。嘉慶八年（1803）十月，余來滬城盤桓匝月，四方因觀察至者亦數輩，皆一時知名士。滬城能詩詞文章，精書善畫者復不乏人。主賓款曲，歡極平生。自維揚、吳門以來未之有也”。上海富商李筠嘉，博習詩書，常召集名士于吾園雅集，觥籌交錯，吟詩作畫，集各地名家133人之詩詞，刊刻《春雪集》，一時為“風雅主盟”。平遠山房雅集及吾園雅集在乾隆末年至嘉慶年間先后持續二十余年，一時海上成為東南雅集之勝地。松江改琦得李廷敬賞識，并長期館于李筠嘉處，為其做紅樓夢圖，可謂嘔心瀝血，為其生平之精品。圖成后，李氏又遍邀名家為每一幅畫像題詠詩句，在其去世后畫稿外傳，后經淮浦居士重編刻印。李筠嘉有慈云樓藏書八千余種上萬卷，聘請周鄭堂為其編撰藏書志，歷時四年而成，龔自珍為其作序。原稿分兩本，李氏本名《慈云樓藏書志》，周氏本名為《鄭堂讀書記》，1940年，商務印書館取《鄭堂讀書記》縮為鈐印小本，收入《國學基本叢書》，又取《慈云樓藏書志》校補，曾補逸三十卷于后。1825年恰逢李筠嘉六十歲壽辰，胡維翰為作畫像而祝壽。圖中李筠嘉一手持竹杖，一手捻胡須，神態儒雅，悠游自得，徐渭仁以隸書“杖鄉圖”題字，裱邊有郭麐、吳信中、改琦、許乃大、許乃濟、許乃釗、屠倬、沈捊彝、毛鼎亨等江南文人題詩祝壽。洪亮吉、龔自珍、錢杜、改琦、郭麐、陳文述等江南名士等往來交游滬上，褚華、康愷、曹洪志、喬重禧、李鐘元、瞿子冶、徐渭仁等上海本地書畫家、收藏家也異常活躍。
1825年胡維翰畫李筠嘉杖鄉圖軸
清李筠嘉《春雪集》
開埠前夕，1839年常熟畫家蔣寶齡，來上海避暑，寓居城隍廟南之小蓬萊閣，名士書畫雅聚無虛日，或潑墨作山水，或調丹寫折枝，各善其盛，亦一時韻事，稱小蓬萊書畫雅集。瞿子冶、喬重禧、徐渭仁、費丹旭、姚燮等參與其中，高邕在《海上墨林》中認為“此殆為書畫會之嚆矢”。楊逸撰《海上墨林》，凡四卷，分邑人、寓賢、方外、閨彥四類，收錄宋代至清末民初上海縣及流寓海上的書畫家七百四十余人，其中開埠前上海縣籍書畫家也近200余人。上海素有文秀之美譽，明清研習書畫之風漸盛，開埠前繁榮的文人雅集，無疑為海派繪畫的崛起提供了深厚江南文化底蘊和良好的雅集傳統。上海老城廂重商的江南文化中也蘊含著海派文化中的開放、包容、多元與創新的文化因子，可見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是一脈相承的。
海上墨林（1929年刊本）
改琦紅樓夢圖詠林黛玉像
開埠后，上海迅速崛起，在清末民初已經成為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乃至成為與巴黎、倫敦及紐約齊名的國際性大都市。
特別是在太平天國戰亂影響下，江浙滬皖等周邊省份大量的平民、士紳、文人紛紛涌入上海，各地的書畫家也紛紛來滬謀生活。清咸豐庚、辛年間（1860-1861），錢塘吳宗麟發起萍花詩社于上海縣學署問字亭。同治壬戌年（1862），復就城西牧龍道院之自在樓船，集江浙諸名士結夏于中，仍名日“萍花”從其同也，起“短至”迄“重九”凡六集，集二十四人。曾由錢慧安、包子梁、王禮三人合作《萍花社雅集圖》，共繪雅集文人24人，有周存伯、嚴起云、倪夔侯、陶錐庵、朱夢泉、包子梁、翁百城、朱仁峰、秦誼亭、吳宗麟、倪小圃、劉竹￡、錢云巢、吳清卿、王禮、錢吉生、朱夢廬、姚岑芝、顧夢薌、俞少甫、閔小農、閔魯孫、費廉卿、陸靜濤，可惜此圖已散失。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則收藏了《1861年七夕一粟庵雅集圖橫批》，款識：“辛酉七夕勝社第三集同人仍集于一粟庵，友琴先生出佳紙，囑為補圖，包子梁畫柳堤、槿籬，顧夢薌作殿閣人物，吳清卿寫竹，朱夢泉補殘荷秋卉，秦誼亭繪雜樹并識于滬城之夢畫樓”，并鈐：“秦炳文”白文印、“宜亭書畫”朱文印。可知，此作由包子梁、顧春福、吳大澂、朱熊、秦誼亭等多人合作繪制而成，所繪為當時文人在一粟庵雅集的場景。此作作于萍花詩社成立之后，書畫社成立前一年，而作者均為萍花社成員，一粟庵與牧龍道院都位于上海縣城城西相隔不遠，同時都是當時文人雅集之勝地，或許此作正是萍花詩社過渡為書畫社之間的一次書畫雅集。它不僅再現了海上文人雅集的場景，也展示了清末上海老城廂一粟庵的歷史風貌。
1861年七夕一粟庵雅集圖橫批
張鳴珂曾在《寒松閣談藝瑣錄》中寫道：“道光、咸豐間，吾鄉尚有書畫家橐筆來游，與諸老蒼攬環結佩，照耀一時。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于于而來，僑居賣畫。”早期來滬的畫家，一般都集中在商業繁華的老城廂城隍廟以及豫園附近。箋扇莊在為書畫家推銷作品，提供生活上的幫助，交游雅集，提供了便利。箋扇莊，顧名思義，主要是經營箋紙、扇子以及其他文房四寶的店鋪。《滬游雜記》卷二：“箋扇鋪備制五色箋紙、楹聯、各式時樣紈摺扇，顏料、耿絹、雕翎，代乞時人書畫”。潤例將書畫家與箋扇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潤例，又稱潤格、潤筆、潤單等，指付給文人作詩、文、書、畫的報酬。書畫家一般訂好潤例，送到箋扇莊制成價目表。顧客來箋扇莊求畫時，根據潤例訂購，然后由箋扇莊聯系指定畫家，畫好后再交由箋扇莊賣給顧客。箋扇莊通過收取墨費獲得酬勞，很多潤例中都規定箋扇代收取墨費。葛元煦《滬游雜記》卷二中介紹：“上海為商賈之區，畸人墨客，往往萃集于此，……，（其最著者）畫家如張子祥熊、胡公壽遠、任伯年頤、楊伯潤璐、朱夢廬偁諸君，潤筆皆有仿帖。”仿帖是當時箋扇莊、書畫店為不同檔次的書畫家所設的潤格標簽，即一個帳本式冊頁，上面寫有書畫家的姓名，標上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書法字體的尺寸和標價，來購畫的人就根據這個標簽上的價格向書畫家訂件。同治年間，豫園得月樓箋扇肆，為當時海上書畫家必到的游憩、聚會、雅集之地。箋扇莊主人便成立飛丹閣書畫會，參加者有王禮、胡遠、張熊、任伯年、徐祥、蒲華、楊伯潤、吳昌碩等海上名家。書畫會內設書畫買賣部，有雅集茶室，供書畫家書寫作畫，還提供外地書畫家借宿。任伯年來滬時，沒什么名氣，畫作無人問津。后來經過胡公壽介紹給古香室箋扇莊畫扇，為他提供了站穩腳跟的便利條件。
賀友直所繪書畫掮客
清 朵云軒仿古名箋
中國畫會會刊《國畫》
1941年中國畫會上海本埠會員通訊錄
1889年徐園主人徐鴻逵喜好書畫，發起徐園書畫會，遍邀海上名家雅集切磋畫藝，為來滬書畫家提供便利，為會員代訂潤例推銷作品，并開啟了海上書畫家聯合賑災的先河。此后上海先后出現了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文明書畫雅集、豫園書畫善會、宛米山房書畫會、上海書畫研究會、清漪館書畫會、藝觀學會、海上書畫聯合會、中國畫會等數十個書畫社團。影響最大的有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成立于光緒中葉，結束于1926年。會館初設在福州路，后遷汕頭路，最后又遷到福州路浙江路西首的里弄。晚間會員聚于會所晤談，并把珍貴的書畫拿來陳列以供觀摩，書畫掮客每晚都帶來大批書畫前來兜售。會內備有各會員的潤格，代會員收件，吸納了更為廣泛的書畫家以及篆刻家。他們除了開展交流、觀摩等活動外，更側重于會員作品的推介，為會員代訂潤例，為顧客代訂作品，并開展推銷宣傳，儼然已經成為書畫行業公會。
1943年尤筱云山水潤例
1909年成立的豫園書畫善會，規模也更加龐大，而且更加制度化、規范化，具備了典型的行業公會性質。租賃豫園得月樓為會所，“書畫之余，籍可縱談今古，陶淑后生。所又公定潤例及章程附后，應納之潤半儲會中，存莊生息，遇有善舉，公議酌撥，聊盡善與人同之意云爾。”章程規定：“書則鐘鼎、小篆、八分、六朝、行楷、狂草，畫則山水、花卉、鬚眉、仕女、飛禽、走獸，咸應合作，即偶有獨作之件，亦必另手題款，不僅別開生面，而且可各盡所長。”“今亦議定所收之潤，半歸會中，半歸作者。如遇指名專件，仍照各人自有潤例，概歸本人，與會無涉。”通過書畫會使各自為戰的畫家個人變成了具有凝聚力的職業畫家群體，通過舉辦各種聚會為來滬的畫家提供了一個交流學習平臺。正是會員之間彼此交流切磋，合作書畫，取長補短，逐漸形成了海派雅俗共賞的風格，也保留了每個畫家鮮明的個性。近代書畫社團為書畫家提供了傳統技法的交流和彼此交游互動的平臺，既滿足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物質需求，也滿足了書畫家精神需求，成為真正的畫家之家。
陸恢、吳昌碩、蒲華、倪田、黃山壽、吳谷祥等合作清供花卉圖
1941年文藝善會舉辦征募寒衣書畫券
近代上海書畫社團還借助新聞出版、展覽會積極參與到社會活動之中，從最初的雅集遣興到掛潤鬻藝、社會美育、救濟助賑，將書畫家群體凝聚成一種社會力量，參與到近現代上海歷史發展進程中。通過出版期刊，宣揚自己的藝術主張，展開美術理論爭鳴，介紹中西方美術的流派與發展，刊登會員潤例、展覽信息等等，為海派書畫家融匯古今中外開拓創新提供了素材，進一步發展壯大了海派繪畫群體，擴大大了海派繪畫的影響。
上海歷史博物館展覽現場
20世紀20年代，美術展覽作為一種新興的藝術活動在上海逐漸盛行。舉辦展覽會是書畫社團重要的活動，一方面可以幫助社員推銷作品，另一方可以參與到社會助賑、慈善救濟活動之中，還是宣傳推廣海派繪畫的重要手段。而社團之中除了書畫家外，還有大批書畫收藏家，他們將自己收藏的古代書畫在會所陳列，供會員參觀、賞評、學習，無疑為新生代海派書畫家提供借鑒學習的機會，有助于培養海派繪畫人才。
清蔣寶齡清供圖冊頁
無論是上海開埠前后的文人書畫雅集，還是近代上海的書畫社團，都為海派繪畫的興起、發展、壯大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它們與繁榮的書畫市場，發達的新聞出版，繁榮的美術展覽，共同形成了近代上海開放、包容、多元文化氛圍和中西文化交融歷史環境。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江浙滬皖乃至全國的書畫家如百川匯海般聚于海上，沖破了明清以來因循守舊的束縛，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開拓創新，讓繪畫走出了“文人書齋”走向了大眾，創造了市民喜聞樂見雅俗共賞的藝術風格，實現了傳統中國畫的復興，開啟了傳統繪畫的現代化之路，成為中國近代繪畫史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作者系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