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名那一刻開始，佘沙就很忐忑，不知該如何跟父母說。
佘沙是四川省第四人民醫院沙河院區內科的一名護士。武漢首先報告新冠肺炎疫情后，四川省第四人民醫院第一時間派出5名醫護人員隨省隊出征，由于第一批選派的是重癥監護室和呼吸科的護士，佘沙沒趕上。在工作群里看到醫院第二批援鄂報名的通知，她立即請戰。
佘沙找到科室的趙永琴護士長，提出申請，著重講了3點理由：
第一，我年齡小，如果不幸被感染了，恢復肯定會比年長的護士快。
第二，我沒有結婚也沒有談戀愛，家庭負擔小。
第三，身為汶川人，我得到過很多的社會幫助，如果我有機會去前線出一點力，我一定義無反顧。
晚飯時，父親聽佘沙說要報名去武漢，怔怔地看著女兒，沒有說話。母親理解女兒的選擇，轉身把女兒的飯碗盛得更滿實了些。
2020年2月2日，佘沙接到電話，通知她被選為四川省第三批援鄂醫療隊隊員，并將作為他們醫院第二批唯一一名醫務人員出征武漢。佘沙既感到高興，又有一絲絲擔憂：這還是她人生第一次，一個人出遠門。
第一次，便是奔赴戰場，自己能行嗎？
四川航空3U8101航班劃破長空，準時起飛。執飛的“英雄機長”劉傳健在廣播中向乘機的“逆行英雄”致敬。但佘沙的內心深處，其實早就銘刻著一群逆行英雄的身影，那一抹抹軍綠，那一襲襲潔白。
2008年5月12日的經歷，佘沙永遠都不會忘記。
那一年她12歲，在汶川縣漩口鎮逸夫樓小學讀五年級。那個下午，他們在教學樓五樓上音樂課，老師的手指飛舞在電子琴上，突然，教室搖擺起來，琴聲戛然而止。他們幾十個孩子也隨著教室的搖擺翻滾在地，哭聲，叫喊聲，轟隆聲，垮塌聲……各種聲音交織著，伴隨著漫天塵土。
佘沙家所在的漩口鎮宇宮村離映秀鎮車程只有十幾分鐘，那一帶是震中位置，受災最嚴重。學校其他幾棟樓都垮塌了，只有上音樂課的那棟教學樓沒有倒，佘沙得以幸存。
那時候的佘沙年紀小，還沒有地震的概念。跑出來后，大家集中在操場上，她看到山坡上的房子成片成片倒塌，她跟著其他小朋友一起哭。
那個晚上，下了整夜的雨。幸存下來的家人聚在一起，臨時搭個棚子，遠遠守著那個已經被夷為平地的“家”……有直升機在村莊的上空盤旋，螺旋槳呼呼地響，隨同機器轟鳴聲而來的還有食物和水，以及“活下去”的希望。
很快，救援隊開進了他們的村莊，解放軍來了，醫生來了，志愿者來了。
再后來，災后重建的隊伍也來了，滿目瘡痍的漩口鎮一天天恢復重建起來。
初中畢業那年，佘沙選擇了學醫，入讀四川護理職業學院，因為廢墟中那些白衣戰士的身影深深地鐫刻在她心里。
“感覺救死扶傷的他們很神圣。那時我就在想，如果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就好了。”佘沙說，在汶川地震之后，感覺自己突然就長大了。
歲月悄然流逝，12年的光陰，改變了當年的災區，也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軌跡。
佘沙長大了，成為一名護士，一名如當年為拯救生命逆行而來的白衣戰士。她來到武漢抗疫前線，帶著她曾感受過的陽光和溫暖，去守護同樣需要幫助的人們。
二
佘沙是四川省第三批援鄂醫療隊年齡最小的隊員。這支隊伍都是精兵強將，全隊126人，其中醫護人員有122人，18名醫生、101名護士、3名技師，他們來自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四川大學華西第四醫院、四川省人民醫院、四川省腫瘤醫院、成都大學附屬醫院、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等14家醫院的呼吸與重癥醫學科、心內重癥、綜合ICU等科室，都是經驗豐富的各個科室的業務尖子。
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這支隊伍的戰場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而東院區3號樓5病區的8樓則是他們日夜奮戰的前沿陣地。2月2日晚，剛到駐地的醫療隊沒有做過多的休整，便立即投入緊張的戰前工作。他們接手的是重癥病房，要和時間賽跑，跟病魔搶生命。
2月11日，佘沙進入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的前沿陣地與隊友并肩作戰，協助負責總務和醫院感染控制（院感）的工作。佘沙用“守門員”和“搬運工”兩個詞來形容她的兩項主要工作。院感是“守門員”，為大家把好這道安全門，守好這一關；總務則是“搬運工”，清查和補充所在科室每天的醫療物資。工作時間是兩班輪換，上午7點到下午1點，或者中午12點到下午6點。
在其他醫護人員沒有上班之前，院感護士需要先對整個環境進行消毒，所有醫護人員用的電腦以及要接觸到的地方都需要細心地擦拭消毒，每天兩次，不留死角。醫護人員的面屏和護目鏡是重復使用的，要對這些反復使用的物品進行浸泡，再交給其他專業人員拿去消毒。醫護人員的更衣室和脫防護服的地方也都貼了完整的操作流程，必須按照步驟一步一步來。她和同事們盯著每一位進入病區的醫務人員穿防護服，發現不合規就要馬上糾正，防止因防護不到位而發生感染。
“搬運工”則讓佘沙吃了不少苦頭。剛到醫院那段時間，人手少，病人多，科室醫療物資消耗非常大，每天都要去各處物資領取點領東西。醫護人員所需的防護服、手套、藥品這些還算輕便，患者要用的醫療器械就不好搬運了，比如呼吸機，只能一臺一臺地往回挪。為數不多的推車，進了污染區之后就不能再出來，所以物資都是靠人工搬運，肩扛手提。那幾天，佘沙的手累得都抬不起來。
到醫院工作后，佘沙認識了最讓她感激的人，因為這個人曾經救助過他們汶川的父老鄉親。
這個人叫葉曼，現在是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腸胃外科護士長。
2008年，葉曼正是佘沙現在這個年紀，也是剛剛入職醫院的新護士。看到汶川地震的消息后，她主動報名成為一名志愿者，堅守在一線，護理因汶川地震轉運而來的受傷患者。“沒想到我們以前幫助過的這群人，又回到了我們身邊。”葉曼感慨緣分的奇妙。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后，葉曼一直奮戰在一線。尤其在戰斗初期，患者激增，人手嚴重不夠，后來四川醫療隊來了，幫了大忙。
葉曼在朋友圈中寫道：跟四川隊共同抗疫兩周，工作流程，崗位職責，大的問題都基本解決，每天共同對患者進行救治，原本以為只是這樣的戰友關系。但看到佘沙、鄧小麗兩位汶川感恩者的表現，突然覺得除了戰友之外，還增加了惺惺相惜的緣分。
善良和感恩好比兩個原點，佘沙從受助者成為援助者，而今天這些受助者又將去援助其他人，循環往復，善良和感恩終將相遇。
三
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在心懷感恩支援湖北的四川隊戰友中，除了佘沙，還有一位汶川女孩，她叫鄧小麗。
鄧小麗是一位羌族女孩，85后，來自四川省人民醫院骨二科。看到醫院召集支援湖北醫療隊的通知，鄧小麗第一時間報了名。她說，她有重癥護理經驗，希望能到一線來盡一份力。
汶川地震那年，鄧小麗在汶川縣威州中學讀高三，也是這場地震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高考填報志愿的那段時間，如火如荼的救援工作在汶川各個角落鋪展，看著那些解放軍戰士和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鄧小麗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成為他們那樣的人！
她選擇了瀘州醫學院，現在的西南醫科大學。鄧小麗講了一個現象，她高三的同班同學，將近一半的人選擇了學醫。她說，如果沒有那場地震，大家的選擇可能會更加多樣化。今天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她的同學們大都戰斗在抗疫一線。
鄧小麗來武漢，她的丈夫陳一文最支持，還千方百計籌集防護服等醫療物資。2月9日，陳一文將所募集的650套防護服送到了四川省人民醫院。
剛剛進入病房那會兒，鄧小麗給自己測量了心率，110到120，比平時高了不少。數字不騙人，說明心里非常緊張。
心理考驗是一關，穿著幾層防護服工作則是更難的一關。她平時連續工作12個小時都挺得住，但是穿上防護服之后，不一會兒就感到難受，胸悶、氣短、呼吸不暢、大汗淋漓，人都虛脫了。
護目鏡也是一道難關，模糊且不說，鄧小麗本就戴著近視眼鏡，再加上護目鏡和N95口罩壓著，鼻梁上第一天就被壓出了傷，幸好她把隱形眼鏡也帶了過來。
2月初，他們接管的這個病區有40多個重癥病人，很多人生活不能自理，除了治療，吃飯、上廁所等日常起居都要護士照顧。他們一個班組6人，其中1個執行醫囑，1個負責治療配藥，其余4人管病人，從上班到下班，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工作中雖然辛苦，但是看到病人逐步好轉，陸續有一些病人出院，她由衷地感到高興。有一次，一位即將出院的老奶奶握住鄧小麗的手，用很大的力握著，看著她，也不說話，老人家眼淚就流了下來。鄧小麗當時也差點哭了，將雙手握上去，安慰那位老奶奶。
溫暖總是相連的，說到這里，鄧小麗的手機響了。
視頻接通，稚嫩的聲音傳來，是她兩歲的女兒，在那頭不停地喊著：媽媽……媽媽……
看到媽媽戴著口罩，女兒說，媽媽是在給別的娃娃打針嗎？我是聽話的娃娃，媽媽好久沒回家了……
隔著手機屏幕，鄧小麗與女兒的眼神中，蕩漾著溫暖的光，正像那一刻鄧小麗窗外洋溢的、武漢的陽光。
四
佘沙和鄧小麗屬于四川省第三批援鄂醫療隊隊員。在第八批援鄂醫療隊中，還有一位來自汶川的藏族女孩，她叫張琴，1996年11月出生。她的家鄉一碗水村距離佘沙家不遠，真正處于汶川地震的震中——映秀鎮。
跟佘沙同齡，地震那年，張琴也正讀小學。地震救援、災后重建的情景，在年幼的張琴心里播下了感恩的種子。
12年過后，張琴也成為一名白衣執甲的戰士，有如當年逆行汶川的醫護人員一樣，在武漢疫情最吃緊的時候，前往武漢一線。
張琴是成都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重癥醫學科的護士。2月13日，隨四川省第八批援鄂醫療隊支援武漢，進駐武漢協和醫院腫瘤中心。他們成建制接管該院區九樓重癥病區，60多張床位收治的全部是重癥新冠肺炎患者。
救治的患者中，有一位70多歲的老奶奶，一位獨居老人，一個人承受著病痛的折磨。老奶奶特別理解這些醫療隊員們的辛苦與感受，張琴每次為老人家做護理，她都會拉著張琴的手說：“姑娘，不要有心理負擔，你們沒有放棄我，我很感謝你們！”
“12年前，全國人民給了我們無限溫暖，現在該是我盡綿薄之力的時候了。希望能給武漢人民做點事，希望我們一個個小小的星火匯聚起來，可以照亮武漢的星空。”張琴的話語，道出了汶川地震災區人民的心聲。
“5·12”汶川地震，漢源縣是嚴重受災縣之一。在最艱難的時候，湖北省對口支援漢源縣的重建工作，第一時間調集人力、物力、財力千里馳援漢源。川鄂的情誼山高水長。2月9日，由漢源縣人民醫院內一科副護士長龍秋帶隊的“五朵金花”，加入雅安市首批支援湖北醫療隊奔赴武漢，在漢陽方艙醫院日夜奮戰。“只要湖北人民需要我們，我們就上！”龍秋、何交、夏雅梅、陳麗娟、曹夢詩帶來了漢源人民的拳拳之心。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軍隊援鄂醫療隊來了，上海援鄂醫療隊來了，廣東援鄂醫療隊來了，新疆援鄂醫療隊來了，黑龍江援鄂醫療隊來了……各地的醫療隊迅速集結，從四面八方匯聚武漢，馳援湖北。他們與5900萬荊楚兒女并肩作戰，向新冠肺炎疫情發起一次又一次總攻。
2018年11月，因為采訪大學生西部志愿者，我到過汶川，那是一座歷經劫難、浴火重生的新城，在那里，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力量。
2020年3月，我來到武漢采訪，我感受著、聆聽著抗疫前線的聲聲號角，經歷著、陪伴著這座正在浴火的城市，堅信著、等待著這座城市鳳凰涅槃。（曾散）
晨四點半，我例行起床續更當天的文章，但我的手提電腦竟打不開了，反復開關重啟數次，她在臺燈下始終給我一片沉默的淡藍。
一個走筆的黎明就這樣被掐斷了。這一天到底還是來了。我只好在手機上為這個早就在意料之中的道別作個記錄。
我手邊的這臺電腦，跟著我已有十一年了。2010年末在成都電腦城海量的筆記本電腦中，我相中你，你相中我，最終以一筆三千來元的交易，命運使我們成為形影不離的伴侶。相遇于偶然，就像兩個人在茫茫人海中相逢一遇成知己一樣。
我們從此開始印證相濡以沫這個詞語的含義。她每天隨我上下班，我開車她安靜地坐于副駕駛，我走路她挎于我肩上，我飛跑她提在我手上。有時在辦公室，有時在會議室，有時在處置事情的現場，我急她不急，我怒她不怒，我樂她不樂，我狂她不狂……她始終緊隨著我，隨時在我需要時把我的急，怒，樂，狂撫慰得平靜安詳，幫助我默默地整理好情緒，梳理出頭緒，然后給我從容，使我優雅，讓我不至于丟人現眼。我出差無論到北上廣深等大都市，還是偏僻到無路可走的山村，她始終一路相隨。她上可登廳堂，能大大方方在國家級的學術交流會上毫不發怵，在講演桌上把我的觀點投影出來，下可沉入貧寒山區，替我記下一張張樸實的臉。我旅游，她從不缺習，一路把我看到聽到想到的點點滴滴留在她的內心，供我日后整理。很長時間，同事朋友形容我的形象，說是想起我就想起我身上挎著的電腦。我們一起走過許多路，看過許多景，經歷許多事，但這不是我們最傾心的時刻。最傾心的時刻，是在一天里最安靜的深夜，工作遠去了，喧囂遠去了，我和她坐在夜的岸上，我剖開層層包裹著的內心，毫無保留地向她傾訴，把苦樂憂思都打進她的記憶，然后從中找到第二天的勇氣，盼望和努力。閑情的時候最是快意，我們憶舊游，憶鄉愁，憶少年，她任由我啪啦啪啦地訴說，幫著我把舊日時光里那些閃耀光芒的碎片拼接起來，整理歸檔。尤其在我遭遇兇險的時期，她更是寸步不離。此如2018年我在華西醫院重癥住院的時候，在檢查，在麻醉，在手術，在輸液的間隙，她就是我病床上的心理醫生和隨床看護。我將一切心緒托付于她，從而忘記了憂，痛，懼。短短半年，她硬是像搶跑時間的運動員一樣替我敲出了我的第一部隨筆集《隔墻的時光》。
在長達十一年的時間里，我們車船輾轉不停息，晝夜交替心相印。我們先后在騰訊，在網易，在新浪開辟了不同昵稱的家園，如桐歌一曲QQ空間，笑君博客等，上月她又隨我來到安營。我們一起歌哭，一起放飛，一起思索，一起品讀，一起朝向未來的方向。
讀書筆記，生活札記，日記，心情隨筆……我的十年行程，十年心事全都裝在她的肚子里。上千張照片，有祖國大好河山的容顏，幾十個小視頻，飛轉著生活的難忘時光，數以百萬記的文字，記錄著個人青絲變白發的歲月痕跡和身邊社會澎湃的潮聲。
此刻，她的鍵盤上有我手指的呼吸，有我的淚滴，有我的傷別。
其實從三四年前起，她就已經顯出疲勞，近年更是一副不堪重負的狀態，也維修了幾次，連維修師傅也說，早該換了。現在她光開機就需要十幾分鐘，開機速度僅打敗全國百分之幾的電腦。途中也時有卡頓，緩慢得叫人惱火。就像一頭已經老邁得拖不動犁耙的老牛，卻仍被驅趕著耕田。
我也早就想換一臺新電腦，卻一直拖著沒換。不是沒錢換，而是真舍不得。十一年，用熟了，順手了，處起感情了。
我知道遲早會有作別的一天。我余生還有余，而她顯然跟不上我的腳步了。但是，我怎么會忘記她呢？即使不能再陪伴我共度余生，也必是我永遠的珍藏。
此刻唯一憂心的是，她的離去，會不會把裝在她心里的我的十一年時光，連腸腸肚肚一齊帶走，只剩下一個空空的我。以我現在的記憶，即使用余生去復原這十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就在今晨，為君道別，用以上文字，以資紀念。
2022年1月16日清晨
興麗在舞臺上表演。 受訪者供圖
未知少年樂隊和新褲子樂隊互動。受訪者供圖
聚光燈亮了，11個穿著校服的女孩登臺，拿起吉他、貝斯、架子鼓槌，有人站到麥克風前。演出開始，她們的聲音在山谷里回響。
老歌新歌都有，唱到《你要跳舞嗎》，女孩們隨節奏跳起來。演出結束時，煙花打上天空。
這些姑娘來自海嘎小學曾經的兩支樂隊，“遇”和“未知少年”。這是一場畢業生的“返校”演出，8月19日傍晚，在貴州省六盤水市鐘山區大灣鎮海嘎村海嘎小學操場臨時搭建的舞臺上，她們完成了這場屬于自己的演唱會，中國知名樂隊“新褲子”是演出嘉賓。
村民和學生坐在臺下，揮著熒光棒為她們喝彩，還有142萬人在主辦方的直播平臺在線觀看了這場演出。
海嘎小學在大山深處，位于海拔2360米，一度只剩1個老師和8個學生，2019年之前，沒有一個學生從這里“小學畢業”。
如今，這里的108名學生每人都掌握一種樂器，還有人叫這所小學“搖滾學校”。
1
海嘎小學坐落在貴州最高峰韭菜坪的山腰上，演唱會的舞臺設備從北京來，9.6米高的大貨車卡在離小學300米處，動用了拖吊車。
海嘎村住戶相對分散，有的孩子上學要翻山，放學還要幫家里分擔農活，喂豬、放牛，他們的父母多在外地打工。
新褲子樂隊的貝斯手趙夢記得，她剛到海嘎小學，聽到第一遍排練，就流眼淚了。她參加過無數演出和音樂節，大多數時間里“不會想太多”。但這一次，她覺得“女孩的力量比我們都強大”。
“遇”樂隊主唱晏興麗的父親在外打工，她和弟弟、妹妹住在家里，家務主要由她來做。吉他手龍夢要帶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盯著他們寫作業，為他們做飯，父母年底才回家。晚上害怕的時候她對自己說，“睡著就沒事了”。
鼓手羅麗欣和小自己一歲的妹妹、吉他手羅春梅同在“遇”樂隊。低年級的時候，家里讓羅麗欣留級一年，“等妹妹一起上學”，目的是以后去鎮里讀書能一起租房，省錢。
她們沒手機，很少聽音樂，幾乎不上網，沒人能給她們更多的指導。黃玉梅和奶奶親近，她在家里彈吉他，奶奶聽著聽著就睡著了。
老照片里，海嘎小學的合影找不到露齒笑的孩子。他們習慣沉默，很少主動張口說話。課堂上的游戲、唱歌環節，沒人愿意參與。“未知少年”的主唱晏興雨，總是一個人縮在角落。
把音樂帶給學生的人叫顧亞，一個2016年來到海嘎小學的特崗教師。
一次課間，顧亞彈吉他，發現一群學生扒著門縫偷看。他就把吉他帶到教室，讓孩子們試著撥動琴弦。最開始，海嘎小學沒一件樂器。“學校小，辦公經費不足，想買也買不了。”校長鄭龍回憶，他去借，大灣鎮10多所小學，只有兩三所學校有樂器，他從3所學校借來4件，“厚著臉皮”一再拖延歸還的時間。
后來，組過搖滾樂隊的顧亞又搞來幾批捐贈，目前，學校里吉他、貝斯、尤克里里、手鼓等樂器總數超過200件，每個學生都能用上。
一二年級的孩子嘗試尤克里里、吉他，三四年級的學生挑戰架子鼓、貝斯和手鼓。午后的樂器時間是海嘎小學最熱鬧的時刻。
“從音樂的專業性上來講，這些孩子還差得遠。”顧亞說，每一次排練，每一場演出，每個成員都出過小小的“岔子”。
2
一開始，顧亞只教孩子們玩樂器，后來，他嘗試為每一屆學生組建樂隊。
第一次選拔成員時，沒人知道啥是“樂隊”。顧亞在黑板上畫了幾個樂器，把它們連起來。
樂隊按5人來設置，1名主唱、1名鼓手、1名貝斯手、兩位吉他手。學一首歌，從旋律到技巧，再到舞臺上“釋放的動作”，都要靠著老師來教。
海嘎小學的校長鄭龍扎根鄉村教育20多年了。他畢業于六盤水市鐘山區職業技術學校數學專業，一直做全科教師，除了教數學之外，“哪科缺老師就頂哪里”。
鄭龍在附近的3所學校教過書，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作為音樂特崗教師的顧亞，是他見過的“第一個正正經經的音樂老師”。
在此之前，鄉村小學也開音樂課，老師不懂樂理，說不清節奏變化，只能教學生唱幾首歌。鄭龍也教過音樂，有一次，他在課上講著講著就忘詞了。
“遇”樂隊兩年學會了4首歌。顧亞有編曲經驗，“把譜子往簡單了改”。每天中午，顧亞要教3種樂器，吉他、貝斯、鼓，講10分鐘換下一個。校長鄭龍也學，再“照葫蘆畫瓢”教給學生。
這是最簡單的排練場地，30平方米的教室，水泥地面，沒隔音設備。樂隊里最“潮”的人，是“未知少年”的鼓手黃玉梅，只有她一個人看過一部2001年播出的臺灣偶像劇，懂一些“梗”。
一開始，女孩們抱著樂器呆呆地站著，被老師調侃像“五根木樁樁”。后來，她們試著隨節奏搖晃身體，還是覺得別扭。
“只想后退，不敢往前走。”龍夢回憶，她總是低著頭自顧自地彈唱。
第一場演出在小學附近的停車場，海嘎村委邀請孩子表演節目。那時，樂隊剛組建4個月。之后，鎮里的邀請也來了。
演出前一天的排練，顧亞不滿意，發了火。第二天孩子們上臺，音樂一響，他捂著眼睛不敢看了。
令他意外的是，那天，“遇”樂隊表演了《追夢赤子心》，她們隨著節奏盡情搖擺，“挺像那么回事”，他放下遮住眼睛的雙手，覺得那是自己看過最好的演出。
這一天，他第一次把樂隊的演出視頻發到網上。
顧亞回憶，那段時間“差不多一年兩三場”，村鎮辦活動，或是教育部門舉行晚會，演出沒有報酬。
每次演出，孩子們都穿著校服，扎著簡單的馬尾辮，不化妝。
校長鄭龍的海嘎小學微信家長群一共有60多人，有人的孩子跨了幾屆。鄭龍會把樂隊表演的視頻發進群里，大部分時候，家長的反應很沉默，偶爾會私下說一句，“老師辛苦了”。
羅麗欣和羅春梅的爸爸在家里務農，來學校看過兩三次樂隊的表演，他覺得舞臺上的女兒“很帥”。他不懂樂理，但喜歡唱山歌，放牛或是在田里干活時都會不自覺地哼唱。
他沒反對過女兒學樂器，一個原因是，學校免費教。他很少用手機，不會看網上熱門的內容，但他專門存下了女兒唱歌的視頻，時常拿出來翻看。更多家長常年在外務工，幾乎沒人完完整整地看過演出。
3
熊會在最新的演唱會上登臺。拿著話筒唱起《小鎮姑娘》，她的童音清澈而有穿透力。最新一屆還沒有名字的樂隊里，鼓手羅超是羅麗欣、羅春梅的弟弟，吉他手黃玉蘭是“未知少年”鼓手黃玉梅的妹妹，貝斯手熊勇、主唱熊會的姐姐是“未知少年”貝斯手熊秋花，熊會還有位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侄女”熊唐雨蝶，也在這支樂隊里做吉他手。
學音樂之前，這些孩子幾乎從未離開過海嘎，有人去過最遠的地方是鎮上。去年，天津電視臺邀請樂隊前往當地錄制節目，顧亞看到，孩子們麻利地收拾著背包。
那是他們第一次坐飛機。透過飛機舷窗，羅麗欣看到高樓大廈閃爍著燈光，龍夢第一次發現，外面的世界比自己想象的還要豐富。她想以后一定要出去看看。
很多學生都渴望“走出大山”。黃玉梅的理由很簡單，在家要干農活兒，走路上學實在太遠。李美銀想去北京或上海，這是她在電視和書本里看到最多的地方，那里有故宮、東方明珠，也有更多的樂隊。
在她們最常演唱的《平凡之路》中，李美銀挑了一句喜歡的歌詞——“我曾經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她說，那種“很平凡的感覺”和自己很像。
如今，學校的新訪客用“不怕生”來形容孩子們。看見陌生人，他們會主動擁抱，有女孩纏著記者幫忙扎辮子，有人塞過一顆糖，嘰嘰喳喳地開啟話題。
“遇”樂隊的鼓手羅麗欣，15歲。這個原本少言寡語的女孩，選了“自由而霸氣”的架子鼓，過去“面對喜歡的事不敢說也不敢做”，現在有了想法就會大聲說出來。
學吉他后，李美銀也變得自信，表演時很少感到緊張。龍夢從不敢直視別人的眼睛，到現在敢說敢笑，“每天上學都很開心”。
從2002年開始，鄭龍到海嘎小學任教，2014年做了校長。海嘎村是漢彝雜居自然農業村寨，“農業生產環境惡劣，畜牧業附加值極低，無任何工礦企業及村集體企業，村積累來源無渠道，是名副其實的‘空殼村’”。2010年時，360多戶的海嘎村有300戶貧困戶。
一開始，海嘎村沒通自來水、沒電，也沒公路，老師去鎮上開會時才有機會洗一次澡。鄭龍從山腳下二塘鎮的家走到學校要花三四個小時。第一天來上課，他在松林迷路，趕到學校已經放學了。還有一次，霧太大，他和別人撞在一起，兩人都以為對方是來搶劫的，撒腿就跑。
20多年來，海嘎小學一直沒有高年級，繼續讀書要去山下的大灣鎮。大部分老師選擇離開，鄭龍在山下的小學勸過四五位老師上來，最后不敢再勸，“那時候老師有限，上來了，底下的學校就辦不下去了。”
2014年，這所小學只剩下1名教師和8名學生，在鎮上“墊底”。鄭龍還是鎮里另一所臘寨小學校長，每周回海嘎一次。
鄭龍總記掛著海嘎小學，“再動員幾個老師上山，很可能辦成完小”。他總講海嘎小學的故事，講完卻不好意思說“現在就跟我一起上去吧”。
2016年，考上特崗教師的顧亞被鄭龍說動心了，兩個人湊了4名教師，和教育部門打了報告。
為了讓海嘎村的孩子能就近入學，鄭龍把適齡兒童一個個找出來，2016年8月，趁著其他學校都還沒開學，他們就去家訪，動員學生來上學。
“未知少年”貝斯手熊秋花的爸爸當時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如果你不把這個學校辦到六年級，我把我的小孩背到你家去念完。”
孩子們習慣說彝語，老師說普通話，放學后誰愿意留下做作業，老師就挨個兒輔導。等到作業都寫完，已經晚上10點多了，鄭龍和顧亞再把沒家長接送的孩子一個個送回去。一有空閑，他們又去家訪，兩人各騎一輛摩托車——去學生家的路窄，還要拐來拐去，汽車進不去。
鄭龍記得，到訪時，一半的家中只有學生，沒有家長。平均下來，每家有3個孩子，一個在看電視，一個在寫作業，一個在切菜做飯。
偶爾，鄭龍和顧亞會給孩子們做飯，從學校出發前，他們也會拿些牙具、零食、衣服，或者背上一把吉他。
李美銀和龍夢是他們從臘寨小學帶上來的學生。后來，龍夢參加市里的比賽，沒有一套穿得出去的新衣服，顧亞咬咬牙，買了條200多元的白紗裙給她。
在學校，鄭龍挑過水、接過電、修過路。顧亞給破損的樓梯拐角刷過白漆，把“Rock School”刷在老教學樓面。在學生眼里，他們不代表“權威”，鄭龍被稱為“長得最不像校長的校長”，顧亞則“又胖又矮，但很可愛 ”。
新校舍的墻上，有他和學生一起繪制的“Mussic Rock”。“music”代表樂隊的5個成員，中間多出的“s”是“師”，融入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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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海嘎，顧亞聽風聲、鳥獸鳴叫聲。妻子有時上山找他，覺得“太冷了”，直到現在學校也沒空調。學校建了新校舍，鄭龍給老師們隔出幾間宿舍。他們一個月回一趟家，有人直到節假日才會離開學校。
顧亞發布的視頻一開始并未受到太多的關注，平均下來，每條只有20個贊。2020年夏天，視頻忽然走紅，媒體開始報道，不少音樂人轉發、點贊。
顧亞在心里想，“一場暴風雨要來了”。他和鄭龍很欣慰，但也憂慮，熱度過了，孩子們要承受落差帶來的壓力，事實上，學業對他們來說更重要。
最新的演唱會落幕，顧亞馬上召集學生開會，“不要跑偏，不要一味追求被關注，首先還是學習”。
鄭龍記得，有網友批評“這幫老師和學生不務正業”。他想了好幾天，想通了，“成績沒掉，孩子們也更快樂了”。
顧亞如今留著平頭，看起來很沉穩。在20歲出頭的時候，他蓄著“殺馬特風格的長發”，劉海兒遮住眼睛，身上掛著“要多閃有多閃”的鏈子，鞋擦得锃亮，打算文身。他報六盤水師范學院音樂專業，是想搞音樂，從沒想過當老師。他練琴、創作、演出，以為可以靠音樂吃飯。但現實是，演出幾個月也沒有一場。后來，聽家里的話，他考了大灣鎮臘寨小學的特崗教師，“保證一份穩定的工作，再利用假期玩音樂”。
剛去學校的第一天，他覺得和校園格格不入，讓校長“別排課，我可能之后不來了”。然而后來，他不僅決定留在學校，還在兩年后跟著鄭龍來到海嘎小學，擔任語文兼音樂教師。
這所學校里的孩子談起夢想，龍夢直言“想成為顧亞這樣的人”，把所學的知識教給學生，讓他們也愛上音樂，改變自己。龍嬌想當服裝設計師，還有人要做攝影師，“那感覺很酷”。
“接觸更多，才會更有想象力。”顧亞說，“能通過學習改變以后的生活，這才是最真實的夢想。”他從沒想過，孩子們接觸了樂器，然后整所小學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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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海嘎小學的操場上都會舉辦畢業演唱會。
已經畢業的“遇”和“未知少年”還未解散，但女孩們已經很少有機會再拿起樂器演奏。
去年，“遇”樂隊成員升入同一所初中，學業緊張，寢室也不能練琴，她們沒能再以樂隊的身份一起登臺。除了老師，沒有同學知道，她們曾是一支樂隊。
只有1個家庭為孩子買了吉他，鄭龍和顧亞就把學校空置的樂器借給一些畢業生，有人因此有了偶爾重溫音樂的機會。龍夢每個月回家都抱著吉他練習和弦，離開海嘎小學后，她沒再學過新曲子。
兩位鼓手畢業后帶走的只有啞鼓墊。羅麗欣把2塊墊子鋪到家中矮墻上，用鼓槌敲擊，有時也會拿鉛筆、筷子敲桌子。
晏興麗后來參加過唯一一次和音樂有關的活動，是學校舉辦的一場英文歌比賽。她想考音樂學院，翻看了姐姐的高考志愿手冊，發現這類專業每年學費要1萬多元，就再沒提起過。
她把對音樂的情感寫成一首歌詞《遇》，與她的樂隊同名。當初起名的時候，孩子們嫌顧亞想的“五朵金花”太土，自己擬了名字，意為“在海嘎小學遇到這樣的老師”。
“你曾多次對我們說要勇于嘗試/向著自己的夢想前行/因為遇見你……”晏興麗說，“如果沒老師，自己連樂器都不會認識”。
羅麗欣也寫下一個版本，“無知的少年在某一個地方/幸運的光芒灑在他們的身上”。
顧亞已經很少提起自己樂隊的故事，當時的成員如今都已年過30歲，忙著手頭的工作養家糊口，有人仍在做音樂，有人當老師，有人搞培訓，還有人當了保安。他們很少能擠出時間排練。“尤其是顧亞來到海嘎后，他都撲在學校上。”顧亞的妻子說。
鄭龍的妻子也是教師，在六盤水市區教書。兩人聊起辦學方式，鄭龍覺得，城鄉學生最大的差別還是見識。“你想把它做好，但你沒人（專業的特崗教師）也沒辦法。”他說，學校的人才多了，才能玩出更多的花樣。他去過北京的小學，一邊轉一邊用手機拍下看到的畫面，“留著回去琢磨，有的能干，有的真沒條件干”。
他記得，2014年以前，海嘎小學的孩子看上去“好像落后了10年”。鎮上的孩子用手機看動畫片，他們還在用絲瓜藤跳皮筋。
“不過，現在看著都差不多了。”鄭龍認為，“有樂隊之后的海嘎小學，很酷很潮。”
從學生們的成績來看，2017年，海嘎小學奪得了大灣鎮第一。截至2018年的3年里，學校平均成績都名列全鎮前3。高年級也有了，鄭龍和顧亞沒再為招生發過愁，每學期學生人數都在上漲。除了“語數外”，品德、科學、體育、美術、音樂，一科不少，這所小學終于成為“完全小學”。它擁有電腦室、實驗室，教室墻面貼上了隔音海綿，演唱會的主辦方還拉來了其他贊助。
新裝修的排練教室鋪上棕黃色的地板，圖書角和廣播站搭建完成。一個暑假，顧亞就收到了四五份樂器捐贈。價值5000多元的電箱琴、一整套TAMA鼓……有的寄件人不知道顧亞的電話，胡亂寫了號碼，地址只寫海嘎小學。
初一期末考試，羅麗欣拿下了全班第一名、全鎮第二名。鄭龍很得意，他教過熊秋花媽媽、小叔，也教過羅麗欣的媽媽、小姨。有人成績特別好，但沒讀完初中就輟學了，原因是，“每天要走兩三個小時的山路，實在太累了”。
新學期，新一屆樂隊成員找到顧亞，吵著要盡快投入訓練。一位音樂教師調離海嘎小學，所有樂器都要顧亞自己來教了。
他想在新的曲目里加上彝族特色元素，還打算給樂隊的學生錄一首屬于自己的歌。
“我沒再想過離開了。”顧亞說，小時候，在外打工的舅舅回家背了一把吉他，他一下子就迷上了那個“大葫蘆”。家里不寬裕，好幾年后，他才擁有了一把二手吉他。鎮上沒人會彈，樂器行送了他一本教程。直到考進音樂專業，顧亞才第一次系統地學習音樂。
然而在不久前那場盛大的演唱會上，這個熱愛音樂的人拒絕了與新褲子單獨合作曲目，“希望它純粹屬于孩子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景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