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檔已至，木鳥、途家及美團三大民宿預訂平臺都蓄勢待發，各自憑借平臺活動吸引用戶，各大平臺也在盡可能走出“差異化”之路，如何能夠在同題競爭中殺出重圍，敬請期待！
七月已至，2024年暑期檔終于要“熱”起來了。
6月26日，木鳥民宿發布了暑期預測報告，報告中提到，隨著暑期游旺季臨近，暑期民宿預訂逐日增長。鄉村民宿增長超三成，北京、蘭州多地訂單再創新高，暑期檔的競爭已拉開帷幕。
趁著暑期檔的流量熱潮，木鳥、途家及美團三大民宿預訂平臺都蓄勢待發，以更多精品活動爭奪市場流量。
暑假向來是旅游業的重要窗口期，從木鳥民宿2022年年度報告可以看出，七八月民宿訂單占比較大。
目前來看，為了爭奪暑期檔流量，木鳥、途家與美團三大平臺分別呈現出了不同的選擇。木鳥與途家暑期專題再次上線，成為了兩大平臺獲客促單的一大法寶。
木鳥民宿與途家民宿近期上線的暑期專題活動中，前者延續木鳥民宿的優惠券設定，后者聚焦早鳥優惠。二者各自憑借平臺活動吸引用戶。
木鳥民宿的優惠券延續了此前的慣例，共計110元。分為五檔，單次至高可減35元，用戶只要登錄就可以領取，領取難度較小。從其優惠券詳情來看，領取后一周內均可使用。
另外木鳥民宿在其房源列表頁仍然保留了包括早鳥特惠、今夜甩賣、首單特惠等常規優惠內容，用戶可根據自己需要選擇最大優惠使用。
途家民宿給出了早鳥預訂的優惠政策，但點擊之后主要為新客特惠的常規活動，沒有更多優惠信息釋放，誠意不大。途家民宿一直以來偏向于做優惠的匯總，加一個主題即在APP上線，曾經上線過的活動大多采用這種套路。進入七月中旬以后，不知道途家是否還會有更有誠意的優惠釋放。
在活動方面，美團民宿不同于木鳥和途家，常規免單活動仍然在線，邀請的房源大多集中在三四線城市或當日入住，且入住時需要支付試住保證金，如中途取消保證金不退還。此外，美團民宿于近期上線了58/88/128/188四檔民宿團購券，民宿團購券的模式讓美團更傾向預售。但伴隨暑期出游旺季的到來，兌換會是一個問題。
暑期檔果然不失所望。從APP store下載量來看，除美團之外，木鳥和途家民宿近半月下載量一直波動上升。
在下載量這個體現用戶認可度的維度來看，木鳥民宿更具優勢。據七麥數據顯示，截至7月5日近七日日均下載量來看，木鳥民宿9506>途家民宿7706>美團民宿3111，木鳥民宿在第三方平臺上的排名及下載量反而要超過途家和美團，或與其一直以來宣稱的自有流量有較大聯系。
故事早有預兆。
自美團民宿開啟免費住宿活動后，盡管營銷套路、全是噱頭的負面聲音不斷，但美團民宿想打開一片新天地的急切性，不言而喻。
不過，面對這一全年跨度最長的黃金檔期，鉚足干勁想做出一番業績的不僅有美團民宿。
6月底，木鳥民宿官宣品牌升級，并推出了品牌IP小木鳥，這或許是木鳥民宿發力品牌建設的重要一步。
木鳥民宿搶先領跑，最近發布的暑期預測報告中再次強調了鄉村民宿及小眾城市的高增長性。從今年暑期檔趨勢來看，木鳥民宿手握網紅特色民宿這一利器，在占據優勢的一二線城市持續布局的同時，縣域民宿以及蘭州、貴陽等非傳統主力城市民宿貢獻了更多的訂單增速。
這恰恰說明，比起盲目內卷，提供好的住宿體驗才是獲取用戶的關鍵。
2020年以來，途家民宿的日子過得一直不太順心，尤其是在2020年4月底關停20城直營業務后，途家一直以來遵循的B2C戰略宣告折戟。到了2022年，雖然途家民宿開始學習木鳥民宿發力網紅民宿建設，但情況依舊不容樂觀，途家在此后的兩年內，平臺策略幾度變化，網紅民宿、周租、多人入住等營銷活動輪番上陣，途家民宿還需要多久才能步入正軌，還需打上一個問號。
無論是免費住宿活動，還是最近推出的民宿通兌券，都沒能為美團民宿帶來新增長，這一點從APP store近半年的下載量就可以看出。營銷聲量尚未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新增用戶，不免有些可惜。
不過暑期檔剛剛開始，結果如何尚未可知。可以預見，真正“嗆人”的硝煙將好戲在后面。
需要看到的是，隨著近兩年受眾市場的擴散，三四線市場正在打破網紅一二線城市一統天下的局面。在暑期檔，更多小眾城市正在被看到。
攜程數據顯示，五線城市及縣域等下沉市場依然表現活躍。暑假期間，五線城市旅游訂單同比增長34%，縣域旅游訂單同比增長22%，均高于一線及新一線城市增速。木鳥民宿數據顯示，鄉村民宿訂單同比增長三成。
下沉市場基數較低，增長空間更大。從去年的延吉、淄博、哈爾濱，到今年的泉州、天水，這些新一代“網紅城市”迅速走紅，相較于以往出游看重景點打卡，興趣愛好成為吸引年輕人出游的主要動力。從城市規模上來看，相比于老牌的旅游城市，這些新一代“網紅城市”體量更小，大部分以三四線以及“十八線小城”為主，城市越小越“寶藏”。
與此同時，為了能夠在同題競爭中殺出重圍，各大平臺也在盡可能走出“差異化”之路。
曾經憑借B端房源占領商旅用戶流量的途家民宿，在關停自營房源尋求轉型后，整體與巔峰時期仍有較大差距，仍有C端房源運營的課要補。
一直主推網紅特色民宿、瞄準年輕用戶的木鳥民宿優勢相對突出，今年暑期家庭游用戶對一二線城市研學游以及親子民宿的需求加大，適合家庭入住的民宿相較酒店更具有吸引力。
美團民宿憑借預售模式，也同樣獲得了不少現金流，后期退款率將成為重點關注內容。
而今年暑期檔能否復制去年的傳奇，這將是全年最大的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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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一體學思踐悟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
◇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明永續傳承的戰略高度，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發展大歷史觀，深刻洞悉中國歷史發展大趨勢，從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中，高度概括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理論體系和時代精華。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加快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煥發新的生命力，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
文|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
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2022年7月30日攝） 李賀攝 / 本刊
泱泱中華，歷史悠久，文明博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蘊含豐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華文化的瑰寶。要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激發起蓬勃生機。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一體學思踐悟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深刻闡釋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重大意義和實踐要求，為我們堅持“兩個結合”，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必然要求。
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悠久文明歷史的深厚底蘊，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走什么樣的法治道路、建設什么樣的法治體系，是由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決定的。近代以后，一些人試圖在中國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終都歸于失敗。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只有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時借鑒國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法治基礎。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然要求。
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只有將國力的強大轉化為文明上的興盛，堅定走自己的路，成為新文明的主體，一個民族才能最終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要讓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成為現代的，就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讓源遠流長的中華法系融入與時俱進的中華法治文明。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充分發揮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偉大智慧，也需要充分運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積累的偉大智慧。
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我們要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精華，吸收借鑒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善于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維，廣泛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行法治之力、積法治之勢，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長期性的制度保障，為中國式現代化構筑強大法治保障和文化支撐。
基本內涵和時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明永續傳承的戰略高度，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發展大歷史觀，深刻洞悉中國歷史發展大趨勢，從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中，高度概括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理論體系和時代精華。這些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同時也賦予了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
——“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出禮入刑、隆禮重法”，指在治理國家時應當將禮儀和法律結合起來，既注重禮儀教化，又重視法律制度。荀子提出“治之經，禮與刑”，正是強調了治理國家的兩種基本規范類型。“出禮入刑”并不是機械地要求禮和法在適用上完全對應，而是強調禮和法是有差異的統一。“隆禮重法”最早是荀子在綜合孔孟禮樂思想和法家法學思想的基礎上提出的，強調禮的功能在于積極規范、法的作用在于消極刑禁，將禮和法統一起來。這一思想對我國秦漢以后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思想觀念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努力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和社會秩序。”“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2021年，我們隆重舉行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祝活動，慶祝活動盛大莊嚴、氣勢恢宏，禮序乾坤、樂和天地，充分體現了儀式感、參與感、現代感，辦出了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風采，起到了統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的作用。近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有關法律制定修改過程中，更加重視在立法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比如，制定出臺了愛國主義教育法、英雄烈士保護法、反食品浪費法等多部旨在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提高全社會道德水平的法律。這些法治實踐都傳承和彰顯了“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理念和策略。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指只有以百姓為國家的根本，根本穩固了，國家才能安寧。《尚書·五子之歌》根據夏王失德失民亡國的教訓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從西周統治者關于“敬天保民”思想的提出，到孔孟關于“德治”“仁政”理論的形成，漢唐明清政治家、思想家都注重民心所向。
人民立場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也是民本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傳承和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全過程。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權益。”
近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設立的基層立法聯系點，成為讓基層聲音原汁原味抵達國家立法機關的“直通車”，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實踐。檢察機關深入踐行“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理念，聚焦社區團購、網絡營銷、直播帶貨等新業態涉食品安全問題加強公益訴訟，守護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源自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也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一脈相承。
——“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無訟”是儒家的理想目標，“以和為貴”是最理想的道德境界。孔子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我國古代的一些思想家認為，作為治理者，如果能正人心、厚風俗，以德化民，就能達至天下無訟。
我國的國情決定了大量社會矛盾、糾紛不能“一訴了之”，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當前，我國政法領域正在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積極推動訴源、訪源、案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新時代“楓橋經驗”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與“未雨綢繆、預防在前”的治理理念、“以和為貴、息訴止訟”的司法理念、“重義輕利、義在利前”的文化基因等相契合，成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生動法治實踐。
——“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德主刑輔、明德慎罰”，指對待百姓應以愛養教化為本，并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刑罰的懲戒效用，強調重視道德教化和刑罰適中寬緩。中國古人很早就認識到德與刑的辯證統一關系，在德與刑的運用上，主輔秩序儼然。時至今日，“德主刑輔、明德慎罰”思想仍在我國法治實踐中得以傳承和發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兩次簽署主席特赦令，依法對符合特定條件的服刑罪犯實行特赦，充分彰顯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承續中華文明慎刑恤囚、明刑弼教的優良傳統，彰顯了我國法治大國、文明大國的形象。
——“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援法斷罪、罰當其罪”強調判斷罪情要有法律依據，罰與罪應當均衡。其淵源可追溯至先秦，具有樸素的罪刑法定主義意味。西周時期成文法以大綱的形式記載于刑書中，作為刑官判斷罪情輕重的依據。據學者統計，現存唐代司法判牘與擬判大部分能夠征引律文，或至少引據法意。這一平等觀念體現于中華法系的法典條文和司法實踐中，彰顯著中華法治文明的先進性。
在我國當代法治實踐中，“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理念仍發揮著重要影響。比如，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旨在加強法律適用的準確性和規范性。隨著電影《第二十條》熱映，正當防衛成為熱詞，“法不能向不法讓步”進一步成為全社會共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2024年工作報告都提到正當防衛典型案例，進一步明確了正當防衛的法律規定和立法精神，切實矯正錯誤傾向，確保依法準確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中國古代的恤刑思想流傳久遠。《說文解字》將“恤”解釋為“憂也。收也。”是指人們產生惻隱之心的時候，就能感同身受去憐憫他人。“恤”與“刑”連用，即為對罪犯施以刑罰時，要存有憫恤之意。恤刑最早見于《尚書·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周禮·秋官》有“三赦之法”，即對年少體弱的人、七八十歲的老人及智力有障礙的人采取寬宥政策。秦漢以后建立了一系列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和法律制度。
我國的法治建設一貫重視恤刑的理念和價值。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護困難群體的實體與程序制度，在司法實踐中樹立了保護老弱婦幼等群體的鮮明的價值導向，成為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亮點。比如，近年來，司法機關積極落實并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貫徹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就是傳承古代慎刑恤刑思想的重要體現。又如，在刑事司法實踐中探索建立的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檢察廳以及針對青少年、年長者的量刑從寬政策也是對恤刑原則的傳承。
實踐中把握三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從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高度，著重從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三個方面為我們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明了道路。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實踐中，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精神，應切實把握好三個基本原則。
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這三個“更”，凸顯了“文化自信”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定法治自信，積極闡釋中國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張和成功實踐，講好新時代中國法治故事。加強涉外法治理論和實踐前沿課題研究，構建中國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彰顯我國法治大國、文明大國形象。這為我們堅定文化自信、堅定法治自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和實踐途徑。
秉持開放包容。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不意味著故步自封，閉上眼睛不看世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因此，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學習借鑒不等于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盤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
堅持守正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文化建設來說，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守正，守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要求我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等重大問題上做到頭腦特別清晰、立場特別堅定，不能被西方錯誤思潮所誤導。創新，創的是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要在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指導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加快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煥發新的生命力，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執筆：朱乾乾）（《瞭望》2024年第32期）
來源：《瞭望》
源：新華網
新華社北京8月8日電 題：“教育他們比殺死他們更劃算”——起底美加澳殖民式寄宿學校
新華社記者闞靜文
提起記憶深處那輛駛往北達科他州的深綠色大巴，年近八旬的美國印第安老人拉莫娜·克萊因仍控制不住地顫抖。7歲時，她和五個兄弟姐妹就是被那輛大巴送往離家200公里的一所寄宿學校，開始了噩夢般的生活。
饑餓、體罰和強迫勞動是克萊因對那所學校的全部記憶。尤其讓她恐懼的，是舍監用來“教育”學生的掃帚和短槳。克萊因多次被罰跪在掃帚柄上，還曾被舍監用短槳打得遍體鱗傷，“這是一生的疤痕，一生的創傷”。
克萊因的經歷是美國原住民悲慘歷史的一段縮影。美國內政部日前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1819年到1969年間，至少973名原住民兒童在美國政府運營或支持的寄宿學校就讀期間死亡。報告指出，原住民兒童在寄宿學校遭受虐待，被強迫改變信仰，因說母語而受懲罰，這些做法給原住民群體造成長期的傷害。
近年來，關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過去設立原住民寄宿學校虐待學生的調查報告屢見不鮮。從美、加兩國數千座無名墳墓，到澳大利亞實施“同化”造成“被偷走的一代”，當地原住民遭遇的骨肉分離、暴力虐待、文化滅絕等悲慘經歷正在受到越來越多關注。
“一場針對原住民兒童的戰爭”
自1819年制定所謂《文明開化基金法》開始，美國在全國范圍大規模建立原住民寄宿學校，強制原住民兒童入學。
這些學校條件惡劣，大批兒童在校內遭受體罰和性虐待，不少人因此死亡。美國內政部發布的報告顯示，在全美65所寄宿學校舊址中，存在至少74處墓地用于埋葬那些在校期間死亡的兒童。美國學者芭芭拉·蘭迪斯指出，原住民寄宿學校是美國“歷史上尤為丑陋的一章”，“我不認為有任何辦法能洗白它”。
加拿大的原住民兒童也同樣遭受寄宿學校摧殘。加拿大聯邦成立后，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制度逐步建立。印第安事務官和騎警會敲開原住民的家門，通過脅迫手段帶走兒童。如果孩子的父母表示反對或不滿，就會被當局以違反《印第安人法》為名逮捕。
孩子們被帶往遠離原住民保留地的寄宿學校。這些學校衛生狀況堪憂，醫療服務不足，數千名兒童因疾病、營養不良、暴力及事故等原因死亡，還有很多孩子不堪忍受暴力與侮辱而從學校逃跑，最終喪命于漫漫尋家途中。
根據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公布的報告，自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加政府建立了139所寄宿學校，至少有15萬名原住民兒童被強制送入這些學校，4000多人在就讀期間被虐致死。在加拿大多地的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附近，有1700多座無標記墳墓。“寄宿學校是一場針對原住民兒童的戰爭。”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幸存者多麗絲·揚說。
類似的悲劇也在澳大利亞上演。為同化原住民，澳政府在20世紀初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允許部分聯邦州當局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將原住民兒童從父母身邊帶走，并將其送往原住民寄宿學校或教堂進行集中教育。在這些地方，原住民兒童被迫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還要忍受非人的虐待。
澳政府1997年公布的一份報告估計，在1900年至1980年間，澳大利亞約有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兒童被送入寄宿學校。這些被迫與家人分離的原住民兒童被稱為“被偷走的一代”，他們中的很多人再也沒能與親人團聚。“從被帶走的那天起，我覺得我不再有家，也不再有回家的希望。”幸存者邁克爾·韋爾什說。
“別告訴我這不是種族滅絕”
“原住民寄宿學校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而是一個龐大殖民體系中的一環。”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學者特里西婭·洛根說。
美加澳的寄宿學校都起源于殖民計劃，其背后是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偏見。
從歐洲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陸起，他們就將原住民視為其劫掠擴張的阻礙和對殖民地的威脅。為驅趕這些“野蠻人”，殖民者發動了針對印第安人的戰爭，殺死和驅趕他們，但戰事也給殖民者帶來了不小的負擔。因此，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等人提出，可以通過強迫原住民融入白人文化來減少流血事件。
1881年，時任美國內政部長卡爾·舒爾茨說，“教育”一名印第安兒童的成本遠低于在戰爭中殺死一名印第安人，因此“開設原住民寄宿學校是最真實、最明智的節約之舉”。數年后，時任美國印第安人事務專員托馬斯·摩根更是在演講中直白地宣稱：“教育印第安人比殺死他們更劃算。”19世紀末，美政府開辦了第一所印第安兒童寄宿學校——卡萊爾印第安工業學校，該校創始人理查德·亨利·普拉特正是臭名昭著的“消滅其印第安人身份，拯救這個人”口號的原創者。在隨后近半個世紀中，有近8000名原住民兒童進入該校。
加拿大政府從美國“汲取靈感”，效仿卡萊爾印第安工業學校的模式在全國建立寄宿學校，并禁止原住民兒童進入除寄宿學校以外的其他教育機構。
美加兩國的寄宿學校打著鏟除“野蠻”的土著文化、拯救“不開化”的原住民等旗號，對他們實施文化種族滅絕。美國歷史學家戴維·華萊士·亞當斯在其著作《滅絕教育》中指出，寄宿學校將掠奪原住民民族身份認同作為其同化政策的核心內容，同化手段包括強行改變原住民兒童的姓名、逼迫剪掉長發、禁止穿著傳統服飾、禁止說本部族語言、強迫放棄自己的宗教習俗等。
“他們奪走了我們的語言、文化、家庭紐帶和土地。別告訴我這不是種族滅絕！”美國原住民寄宿學校幸存者本·舍曼說。
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指出，寄宿學校實施文化滅絕的目的是破壞原住民社群的文化延續，“以阻止其文化和身份認同代代相傳”。加拿大國家統計局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受以寄宿學校為主的殖民政策影響，加拿大全部70多種原住民語言都不同程度地面臨消亡的危險，僅有13.1%的原住民能夠使用本部族語言流利對話。
殖民時期，澳大利亞政府為了打造一個白人國家，奉行“白澳政策”，將大部分原住民兒童強行交給教會或孤兒院撫養的同時，特意將其中膚色較淺的混血孩子挑選出來送入寄宿學校，意圖從文化上把這些孩子“漂白”。根據澳1947年人口普查，當時全國人口為750萬，其中99.3%為歐洲人后裔。澳大利亞終于實現了其目標——成為歐洲以外最“白”的國家之一。
“殖民者隱藏得最深的秘密”
加拿大作家娜奧米·克萊因指出，人們已經注意到原住民寄宿學校的罪惡，卻很少問“為什么”。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給出了答案——政府希望通過文化滅絕擺脫對原住民的法律和財政義務，并獲得對其土地和資源的控制權。
《滅絕教育》中一針見血地指出，18世紀末美國政府面臨的問題可以總結為這樣一個事實：“印第安人擁有土地，而白人想要土地。”
這是2022年5月17日在美國華盛頓拍攝的美國印第安人國家博物館里展示的“血淚之路”相關繪畫作品。新華社記者劉杰攝
據美國研究者統計，1887年至1933年，美國政府以不平等協議、橫征暴斂或屠殺掠奪等手段從印第安人手里掠奪了約3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布倫達·蔡爾德看來，美國和加拿大的原住民寄宿學校背后隱藏著同樣的目的，“寄宿學校制度擴張最快的時期，恰好也是原住民土地被大規模竊取的時期”。
從原住民手中搶來的土地及其資源被政府分配給大學等公共機構。蔡爾德所在的明尼蘇達大學正是建在“偷來”的土地上。根據美國格里斯特媒體組織今年2月發布的報告，自1851年成立以來，明尼蘇達大學通過政府的相關法令從原住民部落手中奪得超過750平方公里土地。通過租售土地、開采礦產、發展畜牧業等，明尼蘇達大學獲得了豐厚利潤，僅2018年至2022年間，這些土地上的礦產資源開發就帶來了超過1700萬美元收入。明尼蘇達州印第安人事務委員會執行主任香農·格希克認為，土地掠奪是殖民者“隱藏得最深的秘密”。
地廣人稀的澳大利亞長期被殖民者認定為“無主之地” ，他們無視在這片土地上長期生活的原住民，認定這里“沒有定居的居民，也沒有既定的法律”。殖民者通過立法剝奪了原住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并以驅逐、沒收等手段占有他們的土地。已故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帕特里克·沃爾夫曾指出，這些歐洲殖民者的主要目標就是土地。
在殖民者劫掠土地的過程中，大量澳大利亞原住民被殺害，而那些僥幸活下來的原住民則因無法繼續從事傳統農業生產而失去經濟來源，這不啻為一場大屠殺。根據澳大利亞一些學者統計，1788年殖民者初到澳大利亞時，那里的原住民人口約為100萬至150萬人，至20世紀初，原住民人口銳減至不足10萬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本·基爾南指出，殖民者在澳大利亞的迅猛擴張導致種族滅絕式的殺戮不斷增多，“其嚴重程度超過了澳大利亞此前所經歷的所有災難”。
“不幸會像滾雪球一樣代代相傳”
道恩·麥金泰爾的父親曾就讀于加拿大一所原住民寄宿學校。受父親經歷的影響，她曾參與當地搜尋寄宿學校受害兒童遺骸的行動。在搜尋過程中，麥金泰爾感受到寄宿學校中所埋藏的悲慘回憶和揮之不去的苦痛。她認為，寄宿學校帶來的創傷難以消除，“不幸會像滾雪球一樣代代相傳”。
寄宿學校破壞了原住民家庭結構、毀滅了原住民文化，受虐待的經歷還讓原住民飽受抑郁、暴力傾向、藥物成癮等問題的困擾。加拿大多項研究顯示，由于在寄宿學校中并未受到正規教育，原住民往往缺乏基本的讀寫能力，這導致他們收入水平較低，犯罪率和自殺率更高。加拿大一項研究發現，原住民寄宿學校幸存者的子女酗酒和遭受性侵的風險更大。研究人員指出，寄宿學校的創傷仍在影響著今天年輕的原住民群體。
美澳原住民也同樣受到寄宿學校的長期影響。美國北達科他大學助理教授厄休拉·貝爾研究發現，那些曾上過寄宿學校的原住民更易患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他們罹患癌癥的風險是普通學生的4倍，這可能是由于寄宿學校常以“消毒”為名往原住民兒童身上噴灑殺蟲劑。與此同時，父輩上過寄宿學校的原住民兒童患慢性疾病的可能性更高。“強制性寄宿學校對幾代美國印第安人產生深遠影響。”貝爾說。
在澳大利亞，研究顯示，與其他孩子相比，那些當年被強制從家中帶走的原住民兒童接受中學以上教育的可能性更低，而濫用藥物的可能性更高。澳政府統計數據顯示，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平均預期壽命比非原住民低約8歲，嬰兒死亡率、肥胖率、失業率和自殺率則高于非原住民。
澳學者帕特里克·沃爾夫指出，殖民者對原住民的傷害不能只被當作一個歷史現象，而是一種持續性問題。原住民的痛苦不僅來自過去，時至今日仍在不斷被復制、被傳遞。
正如美洲原住民及原住民族研究協會聯合創始人基豪拉尼·卡瓦努伊所說，當一些人談論“殖民主義遺產”時，他們企圖將殖民主義留在過去，但對遭受殖民主義殘害的原住民來說，傷害至今仍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