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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弗洛伊德》由作家安德魯·納戈爾斯基（Andrew Nagorski）撰寫。1938年3月，德國軍隊跨越邊境進入奧地利，許多猶太人已經聞風逃離，而弗洛伊德——這位有名的大人物——卻決定留下來，繼續在故土生活并從事他的研究。當時他年逾80歲，身患癌癥。最終他在眾人的勸告和幫助下逃離維也納，前往英國倫敦，一年半后，于1939年9月23日病逝。不過《拯救弗洛伊德》對1938年“拯救弗洛伊德”的過程著墨并不多，大部分內容都是弗洛伊德在維也納的學術歲月和社交生活，他那時因為關于性與人性的諸多觀點不斷被批判、被攻擊。

以下內容為20世紀初的弗洛伊德。他與榮格（曾一度被懷疑為“反猶主義者”）的合作和決裂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經歷。在納戈爾斯基看來，雖然弗洛伊德遲遲不愿意與榮格正式絕交，但兩人的關系早已名存實亡。

節選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起。注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美]安德魯·納戈爾斯基

《拯救弗洛伊德》，[美]安德魯·納戈爾斯基著，陳功譯，文化發展出版社，2024年1月。

親愛的朋友榮格，“阿德勒讓情況更加惡化”

1910年3月，在紐倫堡召開的第二屆國際精神分析協會上，弗洛伊德大力支持榮格當選為協會主席，此舉遭到其他維也納同事的抵觸，弗洛伊德不得不費盡口舌說服他們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你們大部分人都是猶太人，所以你們沒法為這門新學科贏得朋友。”他毫不避諱地告訴他們，“猶太人就應該老老實實做好打基礎的工作。”幾個月后，他又提醒布達佩斯的費倫齊不要小看榮格對這項事業的貢獻：“我從未如此堅信他是未來的主人。”

為了安撫維也納同事受傷的情緒，弗洛伊德把周三研討會的領導權交給了反對聲音最大的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在寫給瓊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聲稱此舉成效顯著。“所有人都重新心懷希望，投身工作，”他宣稱，“我要像個老人家一樣退居幕后（你們可別再恭維我了!）。”弗洛伊德以這種半開玩笑的方式，表示自己已經重新安排了職權，但依然負責協調一切活動。

青年時期的弗洛伊德，圖為《弗洛伊德》（Freud，2020）劇照。

但這些靈活舉措并未平息長期存在于維也納圈子里的不滿情緒，而且有一批人仍舊對自己在整個運動中被降至二線心懷怨恨，他們的怨氣也沒有得到消除。1910年6月19日，弗洛伊德寫信給榮格說：“你知道他們—不管是在這里還是在外地—有多么嫉妒你在我心中的地位（費倫齊也是一樣，他和我的親密關系同樣遭到嫉恨），我完全可以認為，他們攻擊你的言論，也是在攻擊我。”

很快，弗洛伊德就開始后悔選擇阿德勒領導維也納小組，因為事實證明他絕非善茬，而且也沒有多少緩解圈內緊張情緒的手段。弗洛伊德在12月告訴榮格，“阿德勒讓情況更加惡化”。另外，阿德勒的理論也讓他非常不滿，這些理論淡化了性欲和潛意識所扮演的角色，而是強調生物學的重要性。弗洛伊德認為這些理論將會破壞精神分析。在下一封給榮格的信中，弗洛伊德寫道：“最近他甚至提出，就連性交的動機都不完全與性欲有關，而是涉及男性表現男子氣概的欲望。”他指出，這種推論將使我們無法理解神經癥患者的感受。

到1911年6月，兩人差不多徹底決裂了。弗洛伊德高興地向榮格宣布：“我終于擺脫阿德勒了。”阿德勒離開了周三晚研討會，并帶走了少數支持者。弗洛伊德堅持認為性欲在決定人類行為上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在這一問題上他絕不退讓。精神分析運動的首次重大分裂是由此觸發，這絕非偶然，在此之前，他與布洛伊爾分道揚鑣也是出于這個原因。

成為眾人攻擊的目標

弗洛伊德過度強調性欲的作用，讓他很容易成為人身攻擊的目標。摩西斯·艾倫·斯塔爾（Moses Allen Starr）是一位美國神經學專家，在弗洛伊德職業生涯早期曾經和他在維也納短暫共事。1912年4月4日，在紐約醫學院神經學分會的一次會議上，斯塔爾在同事面前痛斥弗洛伊德的理論。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斯塔爾批評弗洛伊德宣揚“人類的心理活動都是由性欲驅動”，并且把弗洛伊德描繪成污穢環境的產物。“維也納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城市，”他宣稱，“弗洛伊德也不是什么品行端正之人。他沒有自控能力，也不奉行禁欲主義......他的科學理論大部分是他的環境和他個人生活的產物。”

早期以弗洛伊德為故事背景的電影《弗洛伊德》（Freud，1962）劇照。

在弗洛伊德看來，這些隔三岔五就會出現的人身攻擊純屬污蔑。在寫給波士頓的詹姆斯·普特南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表示這些批評很不公平，因為“我自認為是一個很遵守道德的人”。他解釋說，他指的道德是社會道德而非性道德，而且他很自豪從未做過任何“卑劣或惡毒”的事情，也從沒有坑害或者利用他人。

但是弗洛伊德非常看不慣他眼中的美國式或者其他任何社會的虛偽的、過時的清教思想。“由社會所定義的性道德在我看來是十分可鄙的，美國就是個極端案例。”他說，“我支持無限自由的性生活，雖然我自己很少踐行這種自由，除非我自認為有權這么做。”最后這半句話總結出了他的激進理論與保守生活方式之間的反差。然而，真正導致這場運動爆發嚴重沖突的不是他的生活方式，而是他的理論。

與榮格決裂

從兩人相識伊始，榮格就向弗洛伊德表示他對于性欲相關理論心存懷疑。但是兩人都急于擱置分歧，討好彼此。弗洛伊德給榮格寫信時，經常從談公事變成聊私事，足見他對這位瑞士繼承人的信任之深。在兩人的通信中，還經常能看到他們對絡繹不絕找弗洛伊德看病的患者的不尊重。1910年10月1日，剛從意大利旅游回來的弗洛伊德寫信稱：“今天我重新開業，又要給一群瘋子看病了。我必須把假期積攢的精力轉化為金錢，以填補我干癟的錢包。”

不過，即便是在兩人結識初期，他們表面的和平下就已經暗流涌動。榮格敏銳地意識到，弗洛伊德曾經與柏林耳鼻喉專家威爾海姆·弗里斯相交甚歡，但這段友誼卻戛然而止。榮格向弗洛伊德保證“絕對不會發生像弗里斯這樣的事情”。在這封寫于1909年3月11日的信中，他接著說：“除了偶爾鬼迷心竅外，我的感情一向是持久可靠的。”因為弗洛伊德知道榮格是個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所以他很懂他的言外之意。

《都怪弗洛伊德》（Tutta colpa di Freud，2014）劇照。

雖然榮格努力向弗洛伊德表忠心，但是他有時回信很慢，好像總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要忙。1910年3月30日至31日，榮格在紐倫堡主持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大會，而在此之前不久，他剛去美國處理了一次“嚴重的職務沖突”。他的一位病人約瑟夫·梅迪爾·麥柯米克（Joseph Medill McCormick）—控制《芝加哥論壇報》的富有家族的繼承人—的母親聯系上榮格，說他的兒子因為酗酒出現精神崩潰，急需榮格的幫助。“千萬不要因為我的胡來而生我的氣!”榮格在3月9日從巴黎給弗洛伊德寫信說道，“你可能已經從我妻子那里得知我正在去美國的路上。”這趟臨時出差是為了治療麥柯米克和處理“其他一些事情”，榮格努力對這趟旅行輕描淡寫，恰恰反映出他對弗洛伊德的反應感到緊張。他告訴弗洛伊德，他的妻子艾瑪也正在幫助籌備紐倫堡的會議，并保證他只在美國待一周，屆時一定會及時趕回來參加大會。

《弗洛伊德》（Freud，2020）劇照。

此前，蘇黎世的幾位知名成員都已表示無法出席會議，弗洛伊德很擔心榮格也來不了。“要是蘇黎世人都拋棄了我那該怎么辦?”他這樣問道。但是艾瑪在大會事宜上一直和他保持聯系，并且向他保證她的丈夫會信守承諾。實際上，榮格在大會開幕第一天上午五點就搭乘火車趕到紐倫堡，并依照安排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弗洛伊德如釋重負，他寫信給當時仍然在多倫多的瓊斯稱，整個活動“非常成功”，沒有辜負他的期望。

雖然兩人合作日益密切，但弗洛伊德從來沒有真正與榮格坦誠相見。根據榮格的說法，在一同前往美國途中，他們討論了彼此的一切夢境，并涉及一些“敏感的”私人問題。但是當榮格提出要進一步分析弗洛伊德時，卻遭到了對方的拒絕。弗洛伊德對這位年輕人說：“親愛的孩子，我可不能拿我的權威來冒險。”正如幾個月后榮格在寫給弗洛伊德的信中所說：“被迫和創始人在一起工作真的很辛苦。”

相比之下，弗洛伊德在和艾瑪交流時則坦誠得多。弗洛伊德第一次見到艾瑪，是在榮格夫婦去維也納拜訪他的時候。弗洛伊德非常欣賞她，也很敬佩她明知道榮格在外面有不少女人卻依然很顧及他的面子。他告訴艾瑪他的子女是他“唯一真正的快樂”，并莫名其妙地說了一句：他與瑪莎的婚姻已經“分期還清”。他這么說，可能是暗示夫妻倆當年的激情已經不再，或許只是想安慰艾瑪她的婚姻問題絕非特例。

此外，艾瑪也察覺到雖然丈夫與弗洛伊德惺惺相惜，但兩人的關系已經出現問題。她提到自己“直言不諱地”詢問弗洛伊德為什么急于把她的丈夫指定為繼承人。她指出弗洛伊德依然身強體健，完全可以享受“理所應得的榮譽與成功”。雖然她很樂于見到丈夫成為接班人，但她不理解弗洛伊德為什么要急流勇退。直覺告訴她，雖然這位創始人主動提出由榮格來接替自己的位置，但他很可能會對這位繼承人產生反感。弗洛伊德理解且欣賞她為化解兩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所做的努力，稱她是一個“解謎人”。

早已名存實亡的關系

弗洛伊德和榮格都對原始社會和神話抱有濃厚興趣。弗洛伊德自稱“酷愛史前歷史”，這就解釋了他為什么癡迷考古學，而且收藏了一輩子的古董，也解釋了他為什么在這段時期寫了《圖騰與禁忌》。《圖騰與禁忌》是一本論文集，內容涉及亂倫禁忌、泛靈論和魔法等各種話題，在他看來，這一切都在早期人類與現代神經癥患者的思想之間建立了聯系，并再一次強調人類性欲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雖然兩人有共同愛好，但是涉及此類問題時，兩人的想法并不一樣。1902年，榮格在巴塞爾大學寫了一篇名為《論所謂神秘現象的心理學與病理學》（On the Psychology and Pathology of So-Called Occult Phenomena）的論文。開始和弗洛伊德合作后，榮格就確信需要深入研究這個課題。他堅稱：“神秘主義是我們必須征服的另一領域。”他還提到了自己癡迷占星術：“要想理解神話，這似乎是一項必備知識。”

《弗洛伊德的最后一會》（Freud's Last Session，2023）劇照。

弗洛伊德起初還試圖表示理解。“我知道你受內心驅使研究神秘學，”他在1911年5月12日寫給榮格的信中說道，“我無權反對，追隨自己的想法永遠是好事。”但他也提醒榮格這么做將會被視作神秘主義。在弗洛伊德心中，神秘主義是個貶義詞，通常代表不可理喻的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信仰。

瓊斯起初非常欣賞榮格，但是他后來對后者的評價反映出了弗洛伊德與榮格的關系惡化。在私人通信中，瓊斯寫道：“在我看來，榮格是一個有著嚴重神秘主義傾向的人，這將蒙蔽他的雙眼，影響他對科學的認識，尤其是對精神分析的認識。”或者更直白地說，榮格“腦子不太清楚”。

在弗洛伊德看來，性欲永遠是每個人的根基。這就意味著你要接受他的力比多—也就是性驅力的概念，認同力比多是決定人類行為和神經官能癥的決定因素。榮格根本沒有完全認同這個觀點，但在一開始，他會對弗洛伊德采取懷柔政策，比如他會說，“在力比多理論的幫助下”，我們可以理解神秘學。但是在他自己的講座和著作中，榮格開始越來越多地談論性欲以外的外部元素，并且淡化潛意識壓抑的作用。他這么做，實際上是在為創建他自己的分析心理學奠定基礎，取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除了頻繁感受到彼此的輕視外，兩人在通信中也很快表現出明顯的沖突。弗洛伊德改變了對榮格的稱呼，用更加正式的“親愛的博士”（Lieber Herr Doktor）取代了之前的“親愛的朋友”（Lieber Freund）。在其他同事面前，他公開抱怨榮格有“退步”的傾向。面對榮格，他語氣十分尖刻，比如在1912年12月22日給榮格的信中，他寫道：“關于你的指控，即聲稱我濫用精神分析，使我的學生處在一種幼稚的依賴狀態，認為我應該對他們的幼稚行為負責......”弗洛伊德還給瓊斯寫信，稱榮格“好像徹底失智，表現得非常瘋狂”。

雖然弗洛伊德遲遲不愿意與榮格正式絕交，但兩人的關系早已名存實亡。到了1913年年末，弗洛伊德對柏林的卡爾·亞伯拉罕抱怨他對榮格“怒不可遏”，并斥責他“情商低”。1914年4月20日，榮格辭去國際精神分析協會主席的職務。同年夏天，弗洛伊德向亞伯拉罕感嘆：“那個高高在上的榮格還有他那幫虔誠的學舌信眾，我們終于擺脫他們了。”很快，他對這位昔日繼承者的攻擊越來越尖銳。他痛斥榮格的“謊言、野蠻，以及針對我的反猶太式傲慢”。

時至今日，學者們依然在爭論曾經與弗洛伊德親密合作的榮格是不是一個反猶太者。弗洛伊德第一次見到榮格時就直言不諱地問他是否反猶，榮格回答：“不，不!我絕對不是反猶太主義者。”但是榮格卻支持極右政治運動。1937年拜訪柏林時，他還去觀看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閱兵，并對這位裝腔作勢的意大利獨裁者印象極佳，用他的話來說，墨索里尼“頗具風格，是一個很有個性且在某些事情上很有品位的人”。

相比之下，榮格對希特勒的態度則更加矛盾。盡管如此，他依然被抨擊為是納粹支持者，對此他本人極力否認。1936年前往美國時，他試圖通過樹立一個“中立瑞士人”的形象來堵住批評的聲音。他宣稱：“我打心眼里鄙視政治，因此我既不是布爾什維克，也不是納粹黨，更不是反猶太主義者。”然而，外界并未因此停止懷疑他的反猶太主義傾向和他對納粹的態度，致使他難以和弗洛伊德以及他的大部分猶太同事繼續共事。但事實證明，榮格和弗洛伊德早在希特勒勢力崛起之前就分道揚鑣實屬大幸，因為這讓瓊斯成了精神分析運動中最重要的非猶太人。

原文作者/[美]安德魯·納戈爾斯基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