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口出生率下滑的大背景下，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釋放社會生育活力。但該技術的管理法規滯后、法律效力不足等問題顯示出當前輔助生殖技術管理的“觸手難及”。在政府監控不到的社會角落，輔助生殖技術應用的灰色領域悄然滋生并帶來了一系列爭議。在這樣的情況下，加快政策法規修訂進程、加強監管力度、對民眾進行相關宣傳等措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和我國當前輔助生殖技術應用中出現的問題，以向著“技術與人倫”間的融洽更近一步。
近年來，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并未如預想那般大幅提升我國出生人口數。據統計數據顯示，2017-2019年出生人口數分別為1723萬、1523萬和1465萬①；另有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②，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生率逐年下滑，人口自然增長率亦隨之下降。面對下滑趨勢，國家實施了一系列鼓勵生育政策，除去常態的加大醫保支持、延長產假等措施外，以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為代表的輔助生殖技術在提高人口出生率方面的作用正逐漸受到關注。輔助生殖技術是否能夠如愿釋放社會生育潛能？如何看待其背后的爭議？我國對此又采取了一種怎樣的管理措施？以下將會對以上問題進行探討。
（圖為國家統計局官網公布數據）
1 政策簡史
自上世紀80年代輔助生殖技術在內地首次應用后，針對此技術的管理辦法修訂出臺也提上日程。2001年2月，我國衛生部發布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對輔助生殖技術管理進行了基本規定。同年，《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以及《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倫理規則》等文件相繼發布，在提供了較為具體的操作規范的同時也規定了相應的倫理原則。
在管理審批方面，我國衛生部于2003年發布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評審、審核和審批管理程序》，對相關機構的資質審核作出規定，確保我國輔助生殖技術在國家監控下依序、合法開展。2007年后，輔助生殖技術審批權下放，省級衛生行政部口開始在地方層面負責相關技術的監管。2012年后，國家層面的監管職責由衛生部下屬的科技教育司交與婦社司③。
（表格來源于作者整理）
通過以上表格和文字，可以得出我國現目前的輔助生殖技術管理政策的部分特點：首先，該技術的應用被要求嚴格控制在國家監督之下；其次，重視該技術運用過程中的倫理原則規范；再次，隨著該技術在國內的普及，對該技術的審批管理職能逐漸下放，地方擁有比以往更多的執行權與監督權；最后，有關該項技術的法規政策在近年來尚未有更新，或許意味著我國在應用該項技術上所堅持的立場、觀念并未發生明顯轉變，然而，隨著該技術的不斷發展，相關法規的更新修訂應該被重視起來。
2 觸手難及
雖然我國近年來并未有對相關法規政策進行修訂，但隨著該項技術的推廣普及，國內具備資質的機構以及使用該項技術的人群逐漸增多，各地方政府承擔起更大的監管執行職責，逐漸根據本地情況推出了一些地方法規并開展了專項整治行動作為政策補充，以鼓勵或規范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
鼓勵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釋放社會生育潛能。根據2012年中國人口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育齡人口中不具備生育能力的部分大概占到12.5%，相比1984年增長了約8個百分點④。近來生育率的下滑或許與育齡人口生育能力的下降脫不開干系。在這種情況下，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能夠使一部分原先無法進行生育的人群具備生育的可能，從而擴大生育群體，釋放生育潛能。當下已有地方政府推行此類鼓勵措施，如湖北省咸寧市規定：“確需輔助生殖技術生育二孩的，發生費用按比例納入醫保報銷范圍”⑤；新疆石河子市規定：“接受輔助生殖技術成功生育二孩者獲得一萬元的一次性補貼。”⑥
由于輔助生殖技術的特殊性，對于其應用進行限制規范也相當必要。輔助生育技術向來處于“技術與道德人倫產生最直接沖突”的領域，對其實施嚴密監管控制能夠維系社會基本的倫理秩序。無論是地方還是中央，管控的直接手段便是對越限行為進行處罰。2010年利用輔助生殖技術及代孕媽媽產下八胞胎案引起了大眾對于其中倫理問題的激烈反應，最終以當事夫妻承擔巨額罰款、廣東省輔助生殖技術機構審批暫停并對省內醫療機構開展專項整治收尾。
然而，由于相關立法趨于停滯，一部分問題與現象也出現在我國輔助生殖技術應用與監管實踐當中，顯示出當前監管的“觸手難及”。
首先，部分地方法規的鼓勵政策難以落實，具體體現在人群甄別標準模糊與資格認定困難上。判斷是否“確需”所依據的具體標準是什么？資格的認定是否需要出具證明？對“確需輔助生殖技術”的界定標準模糊不清使得該政策無法有效篩選出目標人群。而在資格認定過程中亦存在難題：生育能力關系個人私密，但認定程序又必然要求“自證”，這在大眾眼中往往意味著“自揭傷疤”、隱私暴露，對資格認定產生主觀排斥與不信任感，遂對此類政策置若罔聞。
其次，對相關違法行為的干預多為事后，且缺乏有效處罰手段。政府雖然將具備相應技術的醫療機構置于自身嚴密觀察下，但其本身并非是直接操作者，只要機構有意隱瞞，政府便難以對違法行為進行事前干涉。事后處罰手段也較為局限：僅僅只是罰款和停止機構審批未能對違法行為形成有效威懾，出于人道又不能對已經成型或者出生的胚胎或者嬰兒進行處理。政府在這一方面的監管顯得較為被動，只能通過開展專項整治嘗試占據一定主動權。
最后，輔助生殖技術管理領域中的灰色地帶仍廣泛存在，法律效力以及監管力度未能到位。據2019年底媒體不完全統計，我國地下代孕中介已達四百多家；今年4月，一所位于廣州的商業代孕機構稱已“經手”400多個代孕嬰兒。此外，各式捐卵代孕小廣告于公共場所的女廁中時有出現。政府雖然早已從立法、審批、整治等方面入手對該項技術進行規范管理，但近年來，由于對該項技術使用規范的宣傳普及不到位、地下賣方市場導致的暴利、政府監管被動、懲罰手段威懾力不足等因素影響，濫用輔助生殖技術的灰色產業鏈正在悄然形成，對相關法律規范的更新修訂、對相關違法行為打擊力度的加大亟待實現。
3 代孕合法化？
2020年5月，據臺灣地區《中國時報》報道，由民進黨人士修訂的“人工生殖法”通過了臺灣“立法院”的“一讀”，其規定：部分條件符合的人群可以以互助為原則委托代理孕母進行生育并付給酬金⑦。在我國大陸，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規定，代孕行為是受到禁止的。而2015年12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關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中卻刪除了“禁止代孕”相關條款，此前，該法草案第35條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⑧。臺灣地區或將代孕合法化以及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修訂都帶來一個問題：代孕究竟該不該取得合法地位？
不妨以部分已實行合法代孕的國家為參考。曾經的“亞洲代孕工廠”印度，在2015年禁止商業代孕時，其國內代孕產業規模已經相當龐大，接待的客戶80%以上來自海外。在印度，代孕媽媽們大都擁有貧窮的家庭以及較低文化水平，居住在擁擠的集體宿舍內，甚至被要求簽署合同放棄自身醫療決策權以便在手術發生風險時優先保障胎兒的生命。而在美國部分代孕合法州，對孕母權益的保障條例較為完善，相關的法律程序也較為確定。部分孕母視自身行為為一種“志愿公益”行為，認為自己“為不孕家庭帶來了希望”。合法代孕在不同國家截然不同的運行狀況為我們呈現了一個“下限”以及“上限”，“下限”告訴我們可能出現的問題及負面影響，“上限”則告訴我們在一定條件下，代孕制度正常運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然而在目前，我國代孕黑市屢禁不絕。在地下中介與暴利誘惑推動下，部分省市甚至出現“代孕村”現象，不少婦女因為從事代孕行業身體遭到極大損傷，其中不乏死亡的案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國的《輔助生殖辦法》現目前只能對正規醫療機構加以規束，對一些中介機構則缺乏執法依據。在這一問題上，我國需要在更高的法律層面作出表態：如何處理代孕這一灰色產業？是用嚴格的法律來促使其正規化、規范化？還是明令禁止徹查取締，從根源上斬斷對該技術的濫用？
學界對此意見并不統一。支持立法者稱：代孕是互惠的行為，在幫助不具備生育能力的公民實現生育權利的同時也為孕母帶來經濟效益；反對者稱：代孕本質是對人的商品化，在女性權益和地位尚未得到完全保障時極易造成對經濟弱勢女性的剝削。私以為，人的生理機能并非能夠出售租借他人的商品。除去對弱勢女性身體的剝削，代孕造成的生育和撫養角色的分離也會在相當程度上對孩子后天成長產生負面影響。當前我國地下代孕產業亂象也從客觀上要求禁止代孕，且需要更完善的立法、更高的法律效力來加以禁止。
綜觀上述現象與問題，輔助生殖技術可能帶來什么？在文章的最后，將借用費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書中的部分觀點對輔助生殖技術的社會影響進行簡單分析，并對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建議。
“種族需要延續”是發生生育制度的基礎，也是輔助生殖技術產生的基礎。但技術的產生卻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有的生育制度：輔助生殖技術使得兩性之間出于生殖目的的接觸不再必要，不育家庭、單身家庭擁有了生育的可能性；單身生育現象的增多會使原有的“父母子”三角結構不再唯一，作為撫育單位的家庭不再局限于傳統結構。既然人生理的機能早已被論證無法維系種族的延續，作為人為保障的生育制度也在技術的沖擊下開始改變形式，那么為了更好地保障社會延續，我國相關制度法規的建設就得在守住倫理與道德底線的前提下開始考慮順應生育制度可能產生的變化并與之接軌。
但目前最首要的任務還是要讓制度政策趕上當前社會發展進度。主要途徑包括：在立法層面劃清輔助生殖“可為”與“不可為”、在執法層面將更多主體納入監管監督范圍、整治輔助生殖技術地下產業鏈、在宣傳層面加大對民眾的相關技術使用道德規范的宣傳……我國輔助生育技術規范管理之路還有待更多的實踐探索，倫理與技術間的融洽，或許將會是該項技術的實際運用中所追尋的最理想狀況。
參考文獻：
①祁靜，茅倬彥：《生命歷程視角下的生育支持政策研究》，《福建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2 期，第113頁。
②國家統計局：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2019年數據。
③單政：《基于案例的輔助生殖技術盜管現狀硏究——以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為例》，北京協和醫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6月，第21頁。
④中國婦女兒童事業發展中心、中國人口協會：《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北京中國婦女兒童事業發展中心，2012。
⑤咸寧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加快實施全面兩孩配套政策的意見》，2018年8月7日。
⑥兵團第八師石河子市人民政府: 《八師石河子市促進人口發展鼓勵群眾按政策生育暫行辦法》，2017年7月7日。
⑦朱真楷：《代理孕母法一讀可給酬金》，臺灣《中國時報》電子版，2020年5月2日。
⑧王蘇野：《我國代孕部分合法化探研——從刪除禁止代孕條款談起》，《醫學與法學》2017年第9卷第2期，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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