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經濟專題是《IMI宏觀研究月報》的特色，主要針對一些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經濟金融問題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提高了本報告的學術內涵。本文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張鵬、 張平、 袁富華。本文分析了工業化過程中的就業系統特征、 發展及其轉換問題，并且基于典型化事實，分析了就業漂移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負面影響。同時，本文使用 CHIP 數據庫 2013 年的微觀數據對勞動力就業漂移與收入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詳細檢驗，總體上發現就業漂移將會對勞動力人力資本積累形成負面影響。最后，本文從就業系統轉換視角探討了轉型期勞動力漂移的深層次原因， 并指出了未來中國就業系統轉型方向和幾個關鍵建設點。

以下為文章全文：

1 內容摘要

居于國民經濟核心地位的就業系統的形成、演進和調整，與經濟發展階段和結構條件變化密切相關。受到經濟追趕所必須的高強度資本積累的制約，中低層次人力資本主導的中國就業系統，源于城鄉二元分割制度且被低價工業化模式強化。面對高質量發展要求和城市化轉型，中國的這種工業化就業系統呈現出越來越大的不適應性，主要表現在大量勞動力漂移于低端部門，低端鎖定現象明顯。理論和經驗分析結果表明勞動力就業漂移將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明顯的負反饋效應，特別是高人力資本勞動力和成熟勞動力群體表現尤甚。本文的基本結論是，形成于大規模工業化時期邊疆開拓式發展環境下的維持型就業系統，在向城市化和高質量轉型中導致大量勞動力就業漂移，人力資本在漂移中不斷耗散，形成中國向高質量增長階段跨越的極大障礙。在中國發展逐步觸及創新與福利這些最本質的現代化理念時，就業的制度組織應從維持型就業系統轉型并逐步建立有利于人力資本持續積累激勵的分享型就業系統。

2 引言

馬克思將“勞動循環”置于 “資本循環”之中探討了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方式本質上是勞動力“貧困積累”。打破這種資本占有勞動力的循環，推動勞動力人力資本持續積累，形成創新分享體制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質量轉型的關鍵（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15；張平和郭冠清，2016）。發達經濟體把就業系統建設置于政策核心，源于1970年代經濟減速和城市化的高度發展。二戰后基于大眾消費的大規模工業化發展，不僅加速了發達國家高強度的資本積累和工業化進程，而且推動了公共服務支出的快速提升，分享型就業系統既作為工業化的結果也作為高端現代化的條件應運而生。這個體系的特點突出表現為就業組織化、就業安全、以及工資收入與生產率之間的指數化聯動，生產發展轉換為收益分享、勞動力要素升級、知識中產階層擴大再生產是這個體系運轉的重要成果，最終實現高度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鑒于已經變化了的結構條件和發展環境，20世紀最后二三十年發達國家的就業制度雖然發生了不少變化，但是保障就業安全、提升勞動者福利仍然是主線。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形成了中國工業化就業系統特征，中國就業系統處于比較明顯的分割狀態，就業系統總體上來看仍然屬于維持型或生存型，以便保持比較競爭優勢和高資本回報吸引資金的特征。維持型就業系統內生于中國低價工業化追趕模式，在特定工業化條件下有其合理并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

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結構性減速趨勢逐漸顯著，增速換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啟了城市化新模式的塑造。作為中國工業化和高強度積累的內核，維持型就業系統也正在面臨向分享型就業系統的轉換，新舊壓力交錯下的矛盾激蕩，也最集中表現在這個領域。原有支撐低價工業化的就業制度正在失去活力，教育、培訓系統的制度性缺陷以及人力資本的低端化，導致就業系統的不適應。就業系統的不適應一方面將會帶來失業、裁員、離職等沖擊，造成人力資本積累路徑出現中斷。現有一些文獻對此問題進行了分析，Ortego-Marti(2016)在擴展的工作階梯模型中證實了由于失業導致無法向更高階梯工作爬升，將會帶來技能損失，從而降低勞動力收入水平，其他一些文獻也發現了類似結論(Keane & Wolpin，1997；Ljungqvist & Sargent，1998；Albrecht et al.，1999；Kunze，2002；Shimer & Werning，2006；Dennis & Grip，2008；Pollak，2013；Mooi-Reci & Harry，2015；Blundell et al.，2016)。另一方面，在就業系統轉換過程中，很多勞動力為了避免失業而被迫選擇就業(Fujitai，2011)，其就業特征在于選擇漂移于不穩定的就業環境，長期鎖定在低收入或者有就業無增長情形，帶來人力資本耗散。

對轉型期中國而言這一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第一，路徑依賴和低端就業鎖定現象比較明顯。1990年代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徹底打破了原有農業部門和城市部門分割的就業系統，衍生出了農民工這一特殊的勞動力市場。連同城市初級勞動力市場，較為薄弱的人力資本和制度化保障的缺失，使得這部分勞動力長期漂移在不穩定的就業環境中。第二，中國的大規模工業化采取了積累導向，這種模式的任務是從事競爭性的產品而非從事競爭性的知識技術生產，勞動力升級路徑受阻，加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體系處于行政壟斷，人力資本拓展空間受限制，根本上不適應于城市化的差異性活動及其創新要求。因此，一旦大規模工業化的占比下降，人力資本升級滯后的問題就會凸顯，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普遍低下的勞動力在就業市場不能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頻繁的工作轉換只能導致人力資本耗散而非積累。第三，國際城市化發展經驗教訓所揭示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城市化過程中效率增進/福利提升協同演化的核心因素是勞動力組織的制度化與社會化，分享型就業系統的建設是基礎。中國轉型時期面對的首要問題，是推動維持型就業系統向分享型就業系統的轉換。把占勞動力大多數的農民工和城市初級勞動者限制在低端就業市場是一種危險的舉措，打造有利于這些勞動力職業生涯規劃的就業制度，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

本文的可能貢獻在于：第一，首次從就業系統演進視角，探討了減速時期中國就業系統調整所帶來的震蕩，即勞動力就業漂移所帶來的人力資本耗散問題；第二，我們在加入就業漂移沖擊的工作搜尋模型中，分析得出就業漂移將會帶來勞動力收入下降，而收入下降實質上相當于在就業系統轉換中置入負反饋機制，導致勞動力人力資本耗散；第三，基于CHIP數據庫2013年的微觀數據，對勞動力就業漂移的典型化事實進行了梳理，并為勞動力就業漂移對收入增長的影響提供了微觀證據。鑒于中國目前正處于就業系統轉換和制度建設的探索之中，我們期望這些分析能產生一些啟發作用。

文章結構如下：第二部分為工業化過程中的就業系統特征、發展及其轉換問題，文章基于幾個典型化事實說明工業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維持型就業系統在向城市化時期分享型就業系統轉換中存在的不適應問題，主要表現為農業轉移勞動力和城市初級勞動力被鎖定于低端部門，向上流動渠道不暢，就業漂移現象突出；第三部分在典型化事實上，本文分析了就業漂移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負面影響，我們在加入就業漂移沖擊的工作搜尋模型中發現就業漂移將會帶來勞動力收入下降，收入下降本質相當于在就業系統轉換中置入負反饋機制，導致勞動力在就業漂移中人力資本耗散而非積累；第四部分為實證分析，我們使用CHIP數據庫2013年的微觀數據對勞動力就業漂移與收入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詳細檢驗，總體上發現就業漂移將會對勞動力人力資本積累形成負面影響，特別是在高人力資本群體和成熟勞動力群體表現尤甚。第五部分從就業系統轉換視角探討了轉型期勞動力漂移的深層次原因，并指出了未來中國就業系統轉型方向和幾個關鍵建設點。

3 工業化過程中的就業系統特征、發展及其轉換問題

1. 典型化事實Ⅰ

經濟二元性的工業化初始條件以及路徑依賴，導致中國勞動力市場呈現低層次人力資本雍塞和高層次人力資本不足的矛盾，人力資本升級滯后構成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門檻。

基本認識：改革開放開啟的持續高增長和高強度工業化積累之路，是基于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這種積累導向的發展模式，再生產以中低教育程度勞動力為特征，但是，當標準化、大規模工業進程結束，低層次人力資本雍塞和高層次人力資本不足的矛盾，將會由于城市化生產生活方式變化而凸顯出來，就業系統的不適應問題由此提出。數據分析：工業化推動了中國勞動力素質的穩步提高，但是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依然明顯（圖1、圖2、圖3）。（1）分年齡組比較。中國20-39歲年齡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40-64歲年齡組人口，2015年二者分別為9.78年和7.68年，反映了中國大規模工業化時期第一代產業工人更加重視子女教育，“80后”、“90后”新一代人力資本水平相比父輩有了大幅提高。從接受中學教育占適齡人口比重情況看， 20-39歲和40-64歲接受中等教育勞動力比例快速上升，這也契合了中國大規模工業化對勞動力需求的特征，中國接受中等教育勞動力仍是勞動力主體(袁富華等，2015)，不同的是20-39歲接受中學教育的人口比重從新世紀開始已經增長趨緩，未來有下降的趨勢，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提高。20-39歲年齡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在新世紀后有比較快速的上升，相比較之，40-64歲年齡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比重上升幅度較緩而接受中等教育人口的比重卻有快速的上升，顯然20-39歲年齡組人口人力資本升級趨勢更加符合經濟轉型特征。（2）國際比較。無論是20-39歲年齡組還是40-64歲年齡組，中國接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已經達到其他發達國家水平，但接受大專及以上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卻顯著低于發達國家。未來十五年內40-64歲年齡組人口逐步步入退休年齡將退出勞動力市場，20-39歲年齡組人口將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組成部分。2015年中國20-39歲年齡組人口接受各類教育比重分別為：小學及以下為8.6%、中學為70%、大專及以上為21.4%，未來十五年內的人力資本結構依然是中等教育程度主導。

圖1 20-39歲和40-64歲年齡段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圖2 20-39歲和40-64歲年齡段接受中學教育占適齡人口比重

圖3 20-39歲和40-64歲年齡段接受大專及以上教育占適齡人口比重

2. 典型化事實Ⅱ

中低教育程度勞動力就業的穩定性，依賴于大規模工業化對就業崗位的“邊疆拓展”，一旦開發式的就業創造機會消失，將導致這部分勞動力在低端崗位漂移和人力資本積累中斷。

基本認識：作為高度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指的是通過搜尋爬升到更高的崗位階梯(Hornstein et al.，2011)，以達成職業向上流動與收入提高的良性循環，促進總體人力資本升級、積累(Blumen，1955)。受制于維持型就業方式和低價工業化積累體系，中國大部分勞動力表現出低端產業內“漂移”，收入與人力資本同步增長機制缺失，人力資本積累出現“間斷點”。數據分析：基于CHIP數據庫2013年的微觀數據，中國20-39歲人口工作轉換的比重達到47%，將近總人數的一半經歷過工作轉換，其中33%人口換過一次工作，9.4%人口換過兩次工作：（1）從勞動合同性質角度考察，可以發現短期或臨時合同、臨時工工作轉換概率將近40%，顯著高于固定職工與長期合同工[1]，說明工作轉換主要發生于臨時工或短期合同工集中的部門，而這些部門一般都以低端部門為主。（2）從受教育程度角度考察，可以發現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就業的穩定，小學教育水平下20-39歲年齡組人口就業穩定性最差，經歷過工作轉換的比重為52.43%，其次為中學教育人口為51.56%，最低的為大專及以上但仍高達34.06%，這說明低層次人力資本市場勞動力一半以上都經歷了就業轉換，高于高層次人力資本勞動力市場。

3. 典型化事實Ⅲ

工業化積累方式對低人力資本的路徑依賴以及勞動力市場分割，導致大部分農業轉移勞動力鎖定于低端部門。

基本認識：低效率部門不斷累積低層次人力資本，因此就業不穩定和風險等因素在這些就業者中不斷累積。非生產性的壟斷部門和高效率部門吸納了高人力資本，但是只占勞動力的較小部分。農民工的上升通道阻斷，這種分割長期中不利于城市化的效率改進。

數據分析：

（1）公式設定。使用CHIP數據庫2013年的微觀數據并參照Blau & Ducan(1967)及周興和張鵬(2015)的方法來計算流動性指數。假設有n個職業（行業）類型，是第一次工作的職業（行業）為i、當前工作的職業（行業）為j的頻數，如果第一次工作的職業（行業）與當前工作的職業（行業）相互獨立的話，則的觀測值與獨立假設下的期望值趨于相等，即兩者的比值應該接近于1，否則則會偏離1。因此我們可以用頻數的觀測值與期望值之比定義流動人口職業（行業）流動性指數為：

（1）

如果mi,j>1，則說明第一次工作的職業（行業）為i，當前工作的職業（行業）為j的實際觀測頻數大于理論期望值，因此第一次工作的職業（行業）為i的個體，當前工作的職業（行業）為j的可能性較高，反之則較小。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計算出不同職業（行業）流動的流入指數和流出指數。職業（行業）j的流入指數為：

（2）

職業流入指數衡量了第一次工作的職業（行業）不是職業（行業）j的個體中，個體當前工作進入職業（行業）j的可能性。該指數越小，則反映出這種職業（行業）的流動性越小，其他職業（行業）的個體進入這種職業（行業）的障礙越大，反之，則說明這種職業（行業）接受其他職業（行業）個體的可能性越高，職業（行業）流動性較強。

與之類似，職業（行業）流出指數的表達式為：

（3）

該指標衡量了個體從事第一份工作為第i種職業（行業），而當前工作不為第i種職業（行業）的可能性。職業（行業）流出指數越大，則說明該職業（行業）的流動性越強，個體第一份工作為此職業（行業）而當前工作流出該職業（行業）的可能性越大。

（2）數據描述：①基于行業。表3中我們將行業分為農業、建筑業、制造業、低端服務業、高端服務業和科教文衛及公共組織等壟斷部門等六大類，橫軸為個體第一份工作所屬行業，縱軸為目前工作所屬行業，流動矩陣中對角線元素為個體第一份工作所屬行業和目前工作所屬行業相同的可能性，而其他元素為個體第一份工作所屬行業流入目前工作所屬行業的可能性，根據公式(1)只有流動性指數mij大于1時結果才有意義。主要發現有兩點：第一、觀察對角線元素，其數值都大于1，反映了農民工流動基本固化在相同行業，這以從事農業和建筑業的農民工表現最為明顯；第二，觀察其他元素，可以發現流動主要發生于三個方向：即從事行業為農業的農民工向制造業和低端服務業流動、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向制造業流動、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向農業回流，這基本符合進城務工人員在行業間流動現實。流出指數(O)和流入指數(I)都全部小于1，這一方面說明各行業的農民工流出到其他不同行業的可能性較小，另一方面也說明各行業農民工接納其他不同行業農民工的可能性較小，說明了農民工自由流動于不同行業間還存在較大障礙。表3的結論證實了目前農民工所從事行業主要在低端行業漂移，自然人力資本向更高梯度爬升也無法突破。

②基于職業。表4進一步從職業角度進行了分析，與表3類似，可以發現兩點基本結論：第一、對角線元素全部大于1，說明從事某一職業農民工經歷工作轉換后仍然從事這一職業的可能性最大。由于專有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辦事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機關事業單位負責人的職業轉換相同的可能性都較高，職業流動也最有可能在相同職業內變換；第二，對角線外其他大于1元素，農民工職業流動主要表現為農業人員更有可能向生產制造人員和商業與專業服務人員流動，而流動到其他職業的可能性低，說明農民工職業向上流動空間不暢，低端鎖定特征更加明顯，使得他們只能漂移在城市低端部門。流出指數(O)和流入指數(I)依然全部小于1，說明農民工所從事各類職業的封閉性較強，他們通過職業流動來擺脫就業漂移狀態的可能性較小。

4. 典型化事實Ⅳ

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率較低，未能充分利用老年特別是低齡老年人口人力資本。

就業系統的不適應性除表現為勞動力市場內部外，也表現在老年人口群體，其主要表現為勞動參與率低，未能充分利用老年人口所蘊含的人力資本。隨著我國預期壽命的不斷增長和人口老齡化的沖擊，勞動力數量和質量都將對經濟增長構成挑戰，但目前相對剛性的退休制度，使得老年人口法定退休年齡在生理退休年齡(盧敏和彭希哲，2018)到達之前就過早退出了勞動力市場，特別是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一些退休人員，都是老年人口中人力資本層次較高的群體，這種現象也是人力資本耗散的表現。我們使用國際勞工組織提供的各國勞動力構成中老年人口比例來對這一事實進行分析，從圖4可以發現：中國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率較低，特別是低齡老年人口(60-64歲)勞動參與率顯著低于發達國家。2010年人口普查中60-64歲勞動力占比不足4%，不僅低于歐美國家，更是遠低于日韓等亞洲國家，目前日本與韓國60-64歲勞動力占比分別在8%和6%以上，即使65歲以上勞動力占比，日本與韓國仍然達到5%-10%的水平，遠遠高于中國目前水平。

圖4 老年勞動力比重構成國際比較（左：60-64歲勞動力；右：65歲以上勞動力）

4 負反饋：漂移與人力資本耗散分析

由上述典型化事實可知，大量勞動力漂移在低端部門，導致人力資本升級滯后，因此勞動力漂移實際上是在就業系統中置入了一種負反饋機制。特別是涉及到就業系統與經濟效率（或收入）的關系時，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因果累積將導致人力本耗散，對長期增長的不利效應也值得重視。本部分對這種機制給出一個啟發性模擬。

Burdett & Mortensen(1998)將人們的就業狀態分為兩種，其中一類處于就業之中的勞動力，而另一類處于失業并搜尋工作的失業者。代表性就業勞動力的價值函數可以表示為：

（4）

其中，r為折現率，為工資為w的情況下個體的價值函數，為最高工資（工資上限）。個體搜尋分為兩種狀態，第一種為通過搜尋找到工資大于w的工作并實現價值增長，其中為工作崗位出現的概率，文獻中一般假定其服從泊松分布。假定為企業投放工作崗位（offer）隨機變量的分布函數，因此(4)式第二項說明個體可以通過工作搜尋實現自身價值增長、職業向上流動，同時人力資本也不斷積累。第二種狀態是指由于工作替代或破壞導致個體意外失業，其中為發生意外失業的外生概率，現實中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必然有部分工作崗位被時代潮流拋棄，使得個體在非自愿失業的情況被迫退出就業狀態，因此(4)式第三項反映了外生工作破壞所致的價值損失。綜上可以發現，勞動力的價值函數反映了其就業狀態在不斷的工作搜尋中得到更新，如果將蘊含不同人力資本的工作崗位從低到高排序，個體通過搜尋工資更高的就業崗位來不斷向蘊含人力資本更高的工作爬升，實現Hornstein et al.(2011)所論述的工作階梯（Job ladder）不斷上升。相應地，失業者的價值函數為：

（5）

其中，為失業者得到工作崗位的概率，b為閑暇價值。(5)中第二項表征了失業者通過搜尋高于最低工資而帶來的價值增長。

因此，一般工作搜尋模型中所隱含的理性個體在不斷搜尋中必然帶來價值增長與典型化事實中所論述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所存在就業轉換速度快、且多集中于城市低端部門現象不相符合，很多勞動力通過轉換工作崗位可能不會帶來收入增長，工作搜尋也可能帶來收入下降，勞動力在不斷的工作轉換或搜尋過程中更類似于隨機“漂移”狀態。“漂移”一詞源于物理學，反映了粒子由于受到外力沖擊而引起偏離正常運動軌跡，導致粒子在漂移中部分損失，將這一術語運用于就業過程意在說明勞動力市場摩擦導致一部分勞動力游離于正常工作搜尋渠道之外，偏離生命周期下正常人力資本積累路徑，使得人力資本積累出現“間斷點”，收入增長減緩甚至下降。為反映就業漂移沖擊對勞動力搜尋過程的干擾，參考Jolivet et al. (2006)的研究，我們將方程(4)擴展為：

（6）

經過擴展后，勞動力的工作搜尋狀態除搜尋高于目前工資的工作和意外失業之外還存在就業漂移狀態。假設由于勞動力市場摩擦使得一部分勞動力被迫選擇游離于正常搜尋渠道之外，他們只要工資高于最低工資就會接受就業，其通過工作搜尋可能不會帶來工資增長而可能僅僅為了就業，表示就業漂移沖擊。顯然，當時，方程(6)就退化為Burdett & Mortensen(1998)所討論的正常搜尋情形，隨著就業漂移沖擊的增大，就業漂移對勞動力的價值函數影響也越來越大。方程(6)中第3項表示在遭受就業漂移沖擊的情況下，勞動者只能以最低工資接受就業，否則就將面臨失業風險，而第2項說明不存在就業漂移沖擊情形下勞動力將會通過正常搜尋實現價值增長，第4項為意外失業導致的價值損失。因此，就業漂移沖擊的存在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為兩類：（1）在正常勞動力情況下，勞動者通過工作搜尋或職業流動，實現職業階梯的不斷上升，人力資本職業階梯爬升過程中逐漸積累，帶來勞動力價值函數的增長；（2）在勞動力市場不完善或存在摩擦情形下，一部分勞動力無法進入工資增長和人力資本積累的正常搜尋過程，他們被迫在最低工資之上漂移于城市低端部門，工資增長緩慢甚至下降，人力資本積累也會在“漂移”中慢慢耗散。

為求得最低工資，根據文獻的通常做法，將帶入(6)式使得勞動力價值函數等于失業者的價值函數，則：

（7）

經過簡單整理可知：

（8）

對兩邊求導可以得到：

經過簡單整理可以得到：

（9）將(9)帶入(8)中可將最低工資表示為：

（10）令G(w)為工資不高于的所有勞動力的分布函數，u為失業者比例，1-u為就業人口比重。在工資為w的情況下，勞動力流出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因就業破壞而退出的人群，另一份部分為當工資高于w的情況下勞動力也會轉向更好的工作機會，即工作崗位出現的概率乘以工資高于w的概率的乘積，兩部分之和為：

（11）同理，在工資為w的情況下，勞動力流入也分為兩個部分，其中一部分為在工資高于最低工資情形下失業者將會接受就業，即，另外由于工資高于w的情形下一部分人被迫選擇就業漂移，他們也必須在最低工資之上選擇就業從而進入勞動力市場，否則將會面臨失業風險，工資高于w的勞動力比例為(1-u)(1-G(w))，綜合兩部分勞動力流入之和為：

（12）

在勞動力市場處于均衡狀態下，勞動力流入和勞動力流出必然相等，據此可以計算得到穩態的收入分布。這意味著：

（13）簡單整理可得G(w)為：

（14）

化簡得到：

（15）

將(15)帶入G(w)可得：

（16）

同理，對求導能夠得出其密度函數g(w)表達式為：

（17）

其中，f(w)為F(w)的概率密度函數，類似于Tjaden & Wellschmied(2014)，可以得到勞動力的平均工資為：

（18）

使用分部積分法，則勞動力的平均工資可以轉化為：

（19）

為了直觀反映就業漂移對勞動力工資增長的具體影響，我們通過設定參數對模型的主要結論進行數值模擬。模型中主要參數主要涉及工人得到工作崗位的概率、失業者得到工作崗位的概率、失業時閑暇收入b、折現率r和工作崗位外生破壞率，與Hornstein et al.(2011)以及Tjaden & Wellschmied(2014)類似，假設失業者得到工作崗位的概率為0.3，企業投放工作崗位的分布F(w)服從lnN(0,0.2)，折現率r為0.33，勞動力失業時閑暇收入b為工人平均工資的四分之一，即0.25，工作的外生破壞率為0.06。為了求出勞動力得到工作崗位的概率，參考Hornstein et al. (2011)的思路，勞動力在不同就業崗位間轉換的概率(Job-to-Job transition rate)為：

（20）

Hornstein et al. (2011)回顧了很多文獻中經驗研究得出介于2.2%到3.2%之間，本文取其中間值2.7%來求。設定就業漂移沖擊為[0,1]，并將其步長設為0.01在Matlab中進行模擬，我們得到了就業漂移沖擊與勞動力平均工資之間的關系，見圖5：

圖5 就業漂移與平均工資

從圖5可以看出，隨著就業漂移沖擊的不斷增大，由于越來越多的勞動力無法通過正常搜尋而獲得職業階梯的爬升，而通過接受最低工資之上的工作崗位在低端勞動力市場不斷漂移，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大概率無法獲得更高職位晉升，人力積累渠道出現中斷，勞動力平均工資相應也會不斷下降。圖5從勞動力平均報酬角度對就業漂移的影響進行揭示，而圖6則從給定工資情形下不同就業漂移沖擊下勞動力占比差異視角進行呈現，我們分別取四種情形，顯然隨著就業漂移沖擊的不斷增大，從概率密度圖直觀上可以發現，勞動力的平均工資將會左移，并且隨著就業漂移沖擊的減小勞動力工資分布將會出現明顯的厚尾現象，同時給定工資情況下隨著就業漂移沖擊逐步增大其累積分布曲線將變得越來越陡峭，意味著給定工資w情況下就業漂移沖擊較大的G(w)值更大，即小于等于w工資的人數比重也更大，因此與正常搜尋渠道下相比，在存在就業漂移情況下更多的勞動力都被“鎖定”在中低收入群體，爬升進入高收入群體的概率相對較難，極大程度地影響了社會總體人力資本積累的提高。

圖6 不同就業漂移沖擊下工人工資的概率密度與累積分布

5 實證分析

1. 描述性統計

為了定量分析就業漂移對個體收入的影響，根據理論模型中(19)式并借鑒Munasinghe & Sigman(2004)的研究建立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i為個體，w為其收入增長率，m為就業漂移沖擊，代表一系列能夠影響個體收入增長的關鍵控制變量。

從目前國外文獻看，理想情形下，勞動力就業漂移涉及他們全部工作轉換經歷，需要對個體的收入、工作年限、就業轉換原因、工作單位等多方面數據進行追蹤調查，這樣才能夠完整地廓清個體生命周期內工作經歷，從而判斷個體是否發生了就業漂移，譬如Booth et al. (1999)、Parrado et al. (2007)、Groes et al. (2014)、Fujii et al. (2018)等研究都使用不同國家多年份追蹤的面板調查數據界定了工作轉換概率或職業流動概率。囿于現有公開數據比較缺乏完整生命周期內勞動力就業經歷的面板追蹤數據，本文通過使用勞動力的工作轉換次數來衡量就業漂移，原因在于無論是在職培訓還是其他形式人力資本投資，都需要在穩定的就業匹配中發生，為了規避道德風險，工作轉換越頻繁將使得企業越不愿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或者繳納社保、醫保等費用，因此隨著勞動力年齡的增長（健康狀況逐步下降）和技術革新、產業生命周期迭代等導致勞動力技能沒有同步更新，勞動力在頻繁流動中將會帶來人力資本的加速折舊或損耗(Fujita，2010) ，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20-39歲)正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黃金時期，工作轉換越頻繁本質上造成了人力資本錯配或浪費，更是加劇了中國經濟步入服務業和城市化時期扭曲行為。本文采用CHIP數據庫2013年城鎮住戶調查的截面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該數據提供了2013年被訪者個人特征、工作轉換次數、個人收入等信息，數據相對較新，也符合中國步入服務業時期的現實，值得一提的是CHIP數據庫2013提供了個體當前工作入職時的收入和當前收入，這為計算收入增長率提供了便利，同時也便于分析前期工作變動是否帶來收入增長，等同于考察了勞動力工作轉換是否向更高收入階梯工作流動。

為著重分析青壯年群體被訪者的就業漂移與收入增長的關系，本文將被訪者個體年齡限制在20-39歲之間。被解釋變量為收入增長率，問卷中城市被訪者會被問到：“2013年這份工作的收入總額”和“您剛開始這份工作時，一個月的收入大約有多少”，我們將兩者分別取對數并相減即可得被訪者的收入增長率。就業漂移方面，問卷中提到：“這份工作是您自參加工作以來的第幾個工作？”，顯然如果被訪者回答為1，說明被訪者沒有工作轉換行為，因此將這一變量減1即可得到被訪者的工作轉換次數，此外本文還構造了工作是否轉換的二值虛擬變量(將工作轉換次數大于等于1設定為1，而工作轉換次數為零設定為0)。為了防止遺漏變量對估計結果的影響，我們加入一些被已有文獻證實的對個體收入增長具有重要影響的控制變量，詳見表5。

2. 實證結果

（1）基本回歸結果

表6中第1列和第2列列示了是否工作轉換的二值變量對收入增長的影響，第3列和第4列展示了工作轉換次數對收入增長的影響。其中第1列和第3列為不加入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第2列和第4列為加入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無論是是否轉換工作二值變量還是轉換工作次數變量，其回歸系數都在1%顯著性水平下為負，驗證了理論模型所揭示的核心結論。這充分說明隨著工作轉換次數的增多，就業穩定性降低，個體就業漂移性特征更加明顯，由于人力資本積累需要時間，漂移在勞動力市場的青壯年群體無法通過干中學積累通用型人力資本和專業型人力資本，甚至人力資本在不斷的工作變動中發生損耗，勢必也會影響收入增長。

從其他控制變量看，年齡和年齡平方的系數分別顯著為負和正，即年齡與收入增長呈現U型關系，這與Frederiksen et al.(2016)研究結論保持一致，反映了存在某一年齡閾值，在達到該閾值之前，隨著年齡增長將會帶來收入下降，但超過閾值后年齡的增長將會帶來收入的逐步增長。根據第4列回歸結果計算的年齡閾值為26歲，表明青年個體只有在26歲以后收入才會不斷增長，個中原因應該在于26歲以前無論是受教育或者參加工作，都屬于人力資本投資階段，當越過26歲閾值后人力資本產生的收益將會大于投資，收入也將不斷增長。就職年限越長就越能帶來收入的增長，就職年限越長積累的人力資本越多，相應會帶來收入的增長。相比非中共黨員，中共黨員個體更能獲得收入的增長。受教育程度中，相比基準小學程度，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對收入增長的趨勢顯著為正并且其系數呈現逐步遞增趨勢，這一結果正說明了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的最重要組成部分，自從Mincer(1974)量化了教育投資與收入的正相關關系以來，越來越多研究驗證了學校教育對個體收入影響的程度遠遠優于參加工作，學校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效果要優于就業干中學等形式，平均而言，接受學校教育增加一年帶來的收入增長相當于參加工作四年所實現的收入增長(世界銀行，2019)，表6中結果更加驗證了不斷增加教育投資不僅是個人實現收入增長的最重要方式，而且教育與收入之間呈現非線性且遞增的關系。企業規模方面，顯然企業規模越大越有利于個體實現收入增長，表6中隨著企業規模增大其對收入增長的影響系數也在逐漸提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規模越大的企業技術水平、專業化分工、生產效率、管理水平都較高，居間個體也越能在就業中獲得經驗、效率、知識，人力資本也能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積累，相反若個體就業集中于低于10人以下的個體企業或私營企業，往往從事的都是學習機會小、上升空間有限、收入較低的低生產率工作，人力資本非但得不到積累反而不斷耗散。

（2）內生性問題討論

由于受到遺漏變量或者就業漂移和收入之間可能同時受到政策和其他因素的共同影響，都將導致內生性問題，從而對回歸結果的因果關系造成負面影響。為此，參考程虹和李唐(2017)以及王春超和張承莎(2019)的研究，本文使用行業內平均工作轉換次數來作為工具變量對模型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回歸。一般而言，由于不同行業特性導致個體的工作轉換行為也存在較大差異，因此行業內平均工作轉換次數與個體的工作轉換行為具有很強的相關性，符合工具變量的相關性要求，同時，個體的工作轉換行為對行業整體的工作轉換次數影響有限，個體層面行為特征很難影響到行業整體層面，比較符合工具變量外生性條件。從表7工具變量估計結果看，回歸系數方向和顯著性基本保持不變，工作轉換次數與收入增長之間依然是負相關關系，這也說明回歸結果是比較穩健的。此外，從表7底部可以發現工具變量選擇上通過了識別不足和弱識別檢驗，此外由于我們僅僅選擇了一個變量作為原變量的工具變量，因此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

（3）異質性分析

前文的研究表明，不同年齡和不同受教育程度是影響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那么不同年齡和不同受教育程度青壯年群體的工作轉換行為是否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地其對收入增長的影響是否也存在異質性？為此，我們將樣本按照年齡結構分別拆為20-30歲年齡組和31-39歲年齡組、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為低人力資本和高人力資本兩個組別，其中低人力資本組別為受教育年限小于16年，即未完成大專及以上教育，高人力資本組為受教育年限大于等于16年，即完成大專及以上教育，分別進行回歸，結果見表8。

表8中第(1)-(2)及(5)-(6)結果顯示，工作轉換次數增多對收入增長的負面影響主要發生在31-39歲子樣本，上文分析中也提到職業生涯的頭十年(主要集中在20-30歲階段)工作轉換次數占職業生涯工作轉換次數的2/3(Topel & Ward,1992)，所以個體在此階段個體通過工作轉換、工作搜尋不斷向上流動實現人力資本投資，進而工作轉換也可能正是通過不斷搜尋實現崗位和自身效率最佳匹配的過程，工作轉換不一定對收入增長形成負面影響。而經過職業生涯頭十年相對頻繁的職業搜尋以實現最佳匹配后，進入31-39歲后職業將會相對穩定。如果在31-39歲職業仍然處于相對頻繁流動過程，那么很可能說明個體漂移于勞動力市場，其對收入增長將會產生負面影響。表8的回歸結果突出表明就業漂移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于31-39歲相對成熟的勞動力群體，如何采取措施將成熟勞動力群體“穩定”下來是促進通過工作經驗實現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也有利于實現包括消費提高、城市化提質、經濟結構轉型等高質量發展。從表8中第(3)-(4)及(7)-(8)不同人力資本層次回歸結果看，雖然工作轉換次數增多都不利于收入增長，但對高人力資本樣本影響更甚。Cairo & Cajner(2018)研究中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高中畢業的勞動者面臨失業的概率是大學畢業生面臨失業概率的兩倍，因此人力資本更高的勞動者在生命周期下就業波動的概率也較小，高人力資本勞動者相對低人力資本勞動者在就業穩定性方面有更大提高。此外，從收入回報看，世界銀行(2019)發現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收入回報存在較大差異，比如受教育程度較高工作經驗增加一年將會使工資收入增長2.4%，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動力僅有2%，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較高勞動力技能、知識也高，同時學習能力也較強能夠更加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因此，如果就業漂移將高人力資本勞動力鎖定在低端行業的話，將會造成就業波動較大，而在就業獲得的技能和知識更加有限，較強的學習能力也無“用武之地”，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負面影響也更甚，對社會而言將是極大的資源浪費。

6 中國就業系統的獨特演化機制、問題和轉型

通過上述理論和經驗分析可以發現，就業漂移類似于就業系統轉換中置入負反饋機制，結果就是大量勞動力漂移于低端和低效率部門，導致勞動力收入下降，人力資本不斷耗散。那么，為什么中國就業系統轉換中會出現就業漂移現象，其背后的原因需要詳細考察。

從經濟轉型視角看，中國勞動力市場上就業漂移問題的凸顯不是偶然現象，這種問題發生在工業化后期和結構服務化的轉型過程中，是由于新舊模式轉換摩擦造成的。國際發展經驗對比表明，經濟減速和結構服務化對長期增長的沖擊效應，首先集中體現在就業系統的不適應上。作為發展模式的核心，經濟轉型的成敗從根本上取決于勞動力市場優化升級狀況，包括勞動力要素質量升級程度、勞動力市場制度完善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制度調整等。收入-就業系統不適應問題的廣泛深入探討，源于1970年代以來歐美發達國家工業化減速所誘致的經濟社會矛盾——低增長抑制了效率改進與福利社會的協調與平衡，二戰后黃金時代的高增長、高福利和高消費良性循環被打破，迫使發達國家進入就業與積累體系的再調整時期，一直持續至今。爭論激烈的歐洲福利社會模式是否可持續問題，就是這一轉型摩擦的典型反應。與發達國家比較起來，中國就業系統不僅缺乏韌性而且缺乏制度化，由此為自身調整帶來困難，并且構成高質量發展轉型的結構性抑制。

1.大規模工業化階段的維持型就業系統

（1）中國維持型就業模式的演化：國際比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就業系統的重要差異，在于制度化和經濟系統調節能力。盡管就業系統的模式存在差異，但是基于就業制度與工業化關系，大致可以把歐美老牌工業化國家就業系統的制度化納入福特主義框架之下，其特色是勞動力歸屬于正規的組織，并通過集體協商參與生產率分享，在企業、行業與就業的互動中促進效率和福利提升。發展紅利共享是這種就業系統的特征，背后是勞動力市場的持續完善、人力資本的持續升級以及高收入職業的持續創造，這也是為什么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搜尋可以促進效率和收入提高的內在原因。因此，1970年代大規模工業化之后，發達國家面臨就業系統調整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持高福利和高效率之間的動態平衡。

與二戰后發達國家普遍經歷的這種福特主義的工業化道路不同，中國的工業化走的是一條積累導向的道路，二元結構作為工業化初始條件，直接決定了中國就業系統的維持型特征：一是大規模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部門轉移所推動的農民工為特征的勞動市場形成，勞動工資按生存成本定價。劉易斯拐點后，這種市場依然帶有自發特征，缺乏發達國家那種集體協商決定收入的制度化特征；二是工業化采取勞動密集和資本密集的積累形式，內生創新機制的普遍缺失迫使效率改進以壓低勞動力成本為代價；三是相對于發達國家較弱的發展紅利分享機制，抑制了勞動力要素質量提升，并且偏向于加工制造的產業體系進一步固化了低技能和低收入循環。

（2）二元就業體系。二戰后發達國家就業系統的一個極大完善，是對工薪階層就業機會的制度化保障，公司發展的穩定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反過來強化了勞動者的就業能力，收入增長可預期性、工作穩定性進一步成為高收入崗位擴大的支撐。中國維持型就業系統的演化，始終受制于這樣一種制度分割，即小的有保障的就業群體與大的沒有保障的就業群體的分割，并成為就業漂移和人力資本耗散的重要原因。①中國就業系統的路徑依賴，源于計劃經濟時期的城鄉分割和國有經濟制度，總體上劃分為農業部門和城市部門兩大制度體系。1990年代以來城鄉勞動力分割局面逐漸打破后，在這兩大體系之外衍生出了農民工這一勞動力市場形式，他們連同城鎮中的初級勞動力，共同構成推動中國大規模工業化的主力軍，這部分勞動力時至今日依然構成了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城市經濟的國有部門、外資和民營總部、知識技術密集的信息、金融產業以及公共服務部門（科教文衛體等），成為吸納高層次人力本的陣地，這些部門就業者具有穩定、清晰的職業生涯規劃，是社會身份的標志。②作為漂移于低端產業鏈且就業不穩定的農民工和城鎮初級勞動力，工業化時期的高增長一度為其創造了合意的就業機會，問題發生在工業化減速之后，當新創造的就業崗位不足——嚴格說來是符合收入預期的工作機會不足時，這些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就會被城市化進程展示為整個就業系統的內部沖突，由此，占勞動力絕大部分的這部分勞動者的制度化和社會化問題——即對發展的分享問題，自然就成為城市化發展問題的焦點與核心。

（3）就業系統路徑依賴的核心環節，是對漂移就業群體組織與管理的制度缺失。把一個龐大的就業能力不足的勞動力群體，托付給自由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不僅不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理念，而且長期中也不利于人力資本積累和城市化可持續發展。1970年代以后發達國家對就業制度的調整，以及經濟社會政策對就業的大力支持，均與就業安全性和工資收入增長的保障有關。把就業政策置于城市化的核心，也逐漸成為后工業化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征。對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經濟而言，受到就業系統調整滯后的影響，在未來一個過渡時期里，將面臨一個比較棘手的矛盾：即，由于勞動力鄉城之間不對稱流動的結束，新生代農民工和城市年輕移民已經不能回到原來的居住地，因此將會抑制勞動力流出區域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勞動力流入區域——典型如大城市而言，漂移的勞動力將導致人力資本升級緩慢，長期中又不利于大城市創新發展的突破。這就是就業系統制度化為什么重要的原因所在，通過教育和培訓系統更新以及各類職業上升通道的建立，是實現突破的關鍵。

2.維持型就業系統向分享型就業系統轉化

發達國家和拉美經驗的對比表明，后工業化時期可持續增長路徑的阻斷，源于就業系統升級路徑的阻斷。作為內生于發展模式之中的核心構件，就業系統的轉換升級既要與勞動力要素的質量相聯系，又要與分享制度的建立相聯系，這一切都與勞動力市場的制度設計有關。與發達國家分享型就業系統針對效率/福利協調的機制不同，中國在城市化時期的就業系統建設，首先面臨著原有維持型就業系統向分享型就業系統轉換問題，即首先消除產生勞動力漂移的不利機制，根本上屬于就業系統的探索性重建問題，為此，以下幾個理論認識需要明晰：

（1）適應城市化時期創新發展的人力資本體系建設。這個認識涉及知識生產配置系統的升級問題，核心是教育和培訓體系的建設健全問題。發展理論有一個認識，即居于國際分工外圍的發展中國家，在利用國外成熟技術獲得工業化比較優勢的同時，必將喪失技術進步的內部動力。原因很簡單，無論是直接引進國外技術還是利用外商投資，發展中國家都是居于產業鏈的低端位置，從事競爭性的產品生產而非從事競爭性的技術生產，最終結果是外圍的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教育基礎被沖垮，變成中心發達國家的打工者。大規模工業化化時期中國低價工業化競爭力的獲得，主要依賴初級和中級教育程度勞動力供給，這點在前文已經做過分析。素質普遍低下的勞動力創造了高產出，但是代價在現階段也開始顯現，占據勞動力大部分比重的漂移者不僅成為了轉型時期經濟不穩定的因素，而且給打破低端就業鎖定帶來了新的困難。為此，就業系統的適應性問題也相應被提了出來，適應城市化創新發展的人力資本體系建設，實際上是在填補維持型就業系統的制度缺失。

（2）知識中產群體的塑造。根本上消除漂移的一個參照是知識中產群體的培育，這是發達國家現代化之經驗。維持型就業系統產生于二元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就業漂移和低端就業不僅不利于收入穩定，長期中也將導致收入極化與就業不穩定的惡性循環，這是拉美城市化過程中陷入長期停滯的一個重要機制。發達國家分享型就業系統的設計，很大一部原因也是為了緩解工業化時期收入不公平所導致的購買力不足，與之相關的福利制度建設則鞏固了就業系統與效率改進的協調，進而促進了更大的分享。其中，知識中產階層的擴大再生產既作為分享型就業系統的成果存在，反過來也通過就業能力的增強保證了就業系統的制度化再生產，這是城市化階段比較典型的良性循環。廣泛的共識是，不可持續的城市化源于知識中產階級再生產能力的缺失，即缺少勞動力素質和勞動報酬不斷上升的工作階梯，當大部分勞動力被壓在低端就業市場上時，經濟活力將逐步消失，分享體系也難以構建。

（3）維持型就業系統受到高強度積累和生產差異化的雙重擠壓，進而加劇漂移。中國工業化向城市化轉型時期的這個問題，現階段已經很突出了。撇開資本驅動對勞動技能的替代不談，僅就高強度積累通過貨幣和金融系統對就業系統的沖擊而言，中國轉型時期的就業系統也在經歷巨大沖擊。典型如資本驅動模式已經脫離實體進入房地產市場，這種從經營產品到經營城市空間的變相積累，是以資產價格和債務循環的建立為代價的，其對維持型就業從兩方面產生沖擊：一是提高城市化租金、抑制實體部門的就業機會，二是降低居民儲蓄、削弱人力資本積累潛力。不僅如此，維持型就業系統還要受到城市化生產差異化模式的制約，這主要是對大部分不能及時提升自身知識技能的低端勞動力個體來說的。不同于大規模高速增長時期各類就業機會的持續涌現，城市化以生產差異化來創造就業機會，自然地，對于那些不具有特定技能和知識的勞動力而言，只能在邊緣化的傳統服務業部門就業。

（4）雙元人力資本積累體系的前景及其制度性含義。為了緩解規模巨大的勞動力市場漂移，就業制度化建設的核心環節應該建立在培訓和教育雙元協調發展的基礎上。這里我們旨在澄清一個認識，就是無論普通教育還是技能培訓，不能單單強調技能、知識的教育投入，還應該從系統性角度來理解。現階段中國人力資本系統的當務之急，是探索完善技能培訓體系，包括技能教育的質量如何提高？技能教育與實踐如何銜接？技能教育接受者的職業生涯規劃即晉升通道等。換言之，中國如果要完成從就業型生存模式到共享就業模式的轉型，必須首先設計基于貢獻和技能的發展共享方式。

（5）就業制度建設的重要性：現在的設計關系到未來。分享型就業系統的特征，在于強調就業的制度化和社會化，以此消除長期的就業漂移和勞動力市場分割。我們所強調的是，不同于一般的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本質上是一種群體互動的制度安排，如何盡可能把多數人納入到一種就業安全制度框架而非拋向自由競爭的市場，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制度安排。1990年代以來，中國在就業體系建設步伐加快，如社會保障全民覆蓋的推動、促進勞動力市場統一和流動性建設、最低工資制與在職培訓、消除勞動力市場歧視法律、中小企業就業扶持政策、退休勞動再就業支持政策等，這些舉措對于系統構造分享型就業體系極為重要。未來十五年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無論是產業優化還是消費升級，均與就業體系的制度化建設密切相關，有關探索切實關系到中國經濟轉型的成敗。

最后，慮及中國工業化初始條件，原有維持型就業系統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促進積累與生存發展相互妥協的結果。問題在于，這種建立在生產標準化、產出最大化之上的就業制度，與城市化時期差異化發展相悖，勞動力人力資本積累出現障礙，就業制度由大規模工業化時期維持型向城市化時期分享型轉變是發展條件變化使然。但是，由于就業體系調整涉及到發展方式和經濟社會政策的諸多方面，如何建設適合中國城市化條件的就業制度，則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和實驗。

注：本文選自原載于《經濟研究》 2019 年第 12 期的《中國就業系統的演進、 摩擦與轉型——勞動力市場微觀實證與體制分析》

編輯 侯津檸

來源 《經濟研究》2019年第12期

責編 金天、蔣旭

監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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