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馬富春實習生王豪盧夢夢
80后青年教師黃超怎么也沒想到，因為在網絡上直播課堂內容，自己一夜間成了“網紅”，迎接他的有鮮花和掌聲，更多的卻是網友的口誅筆伐。
“很多家長反映不知道孩子在學校學了什么，只能按自己的理解給孩子輔導。”秋季剛開學，在蘭州市西固區福利西路小學，經與家委會商議，二年級語文老師黃超將時下最火的直播搬進了課堂，在映客上分享了自己執教班級的上課情況。
“黃老師要進行課堂直播”，消息一經傳開，三百多位觀眾涌入了直播間，短短40分鐘內，參與直播的家長不斷“點亮愛心”、送出“映票”。黃超也經歷了平生第一次大規模“漲粉”，一下收獲了100個粉絲。
進行第三次直播時老師在課堂上是否需要避免使用電腦，有網友將直播課堂的信息轉發到微博上，令黃超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課堂直播引起了廣泛爭議，他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很快，課堂直播活動被校方緊急叫停，所有上傳視頻也一并下架。
直播課堂引爭議：教育創新還是斂財手段？
在嘗試課堂直播時，為了確保效果最佳，黃超早早在講臺上固定了手機攝像頭，保證整個教室的場景都能容納在內。此外，他還再三完善教案、設計與學生的互動環節，“努力呈現完美的課堂效果”。
“直播上課對我也是挑戰。”一堂課下來，已有8年教齡的黃超難免有點緊張。他也發現，“課堂效果不錯，學生覺得有家長關注著，上課更加認真”。
“朗讀課文時聲音洪亮，舉手也更積極了。”在第三節直播課堂，學生家長林一這樣評價兒子課堂表現，在她看來，這些改觀源于課堂直播后自己對孩子的及時引導。在第一次觀看直播時，林一發現兒子一直不敢舉手回答問題，她專門抽出時間，與孩子談心，找出并化解了因預習不足不敢參與教學互動的問題。
并不是所有家長都和林一一樣，覺得課堂直播有價值，因為直播平臺的商業屬性，甚至有個別家長對黃超直播的目的產生懷疑。
“是不是我不刷禮物，老師就不好好照顧孩子了？”黃超班上的一位家長告訴記者。這位家長還指出，課堂直播還會被家里老人反復觀看，從而對盯著孩子的錯誤不放，給孩子造成心理壓力。
網上留言也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人為黃超的大膽創新點贊，有人則針對課堂直播提出種種疑慮。
“直播中都是小孩子，如果被別有用心的人隨便截圖，了解孩子的信息后，有可能會對安全存在威脅。”有家長直言自己的擔憂。
也不乏有人將黃超這一舉動定義為“變相”收禮。“以后上課是不是這樣的：家長們好，我是數學老師王大錘，各位家長們關注走一波。然后家長們，哎呀王老師真帥，先送一波贊。”一位名為“無所謂和無所謂懼”的網友發表了這樣的言論，很快得到了近200個贊，在眾多評論中遙遙領先。
面對屏幕前的激烈爭論，處在輿論旋渦的黃超感到了一絲悲傷。他有些坐不住，便拿出手機，在熱火朝天的微博評論中，寫下一條簡短的情況說明：“直播經過家長同意，并未影響上課質量”。
最讓黃超感到委屈的是“借直播斂財”的說法，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三次直播獲得的禮物兌換成現金僅有12元，其中貢獻最大的“土豪”，是同一課題組的同事。記者仔細觀察發現，在課堂直播過程中，黃超全程與參與家長沒有互動，課堂的主角始終是全班學生。
網上輿論關注度居高，黃超所在的西固福利西路小學也就此做出回應表示，校領導班子集體約談黃超后，雙發已達成共識，將即刻停止課堂教學直播活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影響。同時，該校聲明也強調，黃超善于創新課堂教學，注重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出發點是好的”。
對于課堂直播被叫停，黃超沒有太在意，他仍然在利用課余翻閱資料，尋找錄播案例，與周圍的老師、領導交流，思考如何讓家校共建作用最大化，切實提升教學效益。
互聯網+教育，究竟該如何實踐？
當下，互聯網直播方興未艾，網絡直播在各種場景廣泛應用。直播課堂也在多方嘗試，可在一些學校，因直播課堂卻引發了各種爭議。
今年4月，一個名為“水滴直播”的平臺中就出現了全國多地學校的課堂畫面。針對部分質疑，“水滴直播”開發方360作出相關說明，默認關閉360智能攝像機的“水滴直播”功能，開啟與否完全由用戶自己決定。同時，360官方針對課堂直播定制開發了“幼兒園模式”。該模式只有老師發送“分享碼”給家長，家長確認后才能觀看。且“分享碼”有效期僅為半小時，一人一碼，成功分享后立即失效。
操作難度的增加，讓直播課堂的推廣之路愈發坎坷。當下直播在各行各業興起，卻在中小學課堂教學中反應平淡。有報道顯示，先行者“水滴直播”已逐漸向“辦公室”“商鋪”“餐飲后廚”等場景過渡。
課堂直播是否“知難而退”，不少網友并不以為然。日前，一個關于“水滴課堂直播”的調查顯示，仍有85%的被調查人員認為課堂直播對于杜絕校園暴力、規范課堂紀律等方面有幫助作用；有90%的人認為如果老師經過家長、學生同意，可以公開進行課堂直播；此外，還有82%投票者認為“水滴課堂直播”不應該被關閉。
越來越多的人對直播課堂持肯定態度，小學教師何文文對此卻并不認同。“能直播的往往不是課堂實錄，是公開課，是作秀課。”何文文還認為，用攝像頭來替代教師營造課堂教學秩序老師在課堂上是否需要避免使用電腦，是“懶政”的體現，不利于教師自身在引導課堂教學、提高學生自律方面進行探索。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全面普及，很多教師其實也在不斷適應形勢發展。何文文坦言，自己也在主動出擊，積極擁抱互聯網。
“不一定要直播，家長想了解孩子渠道很多，比如和老師通過班級群直接溝通，或者在家長開放日走進課堂。”何文文會在家長群里不定期上傳學生課堂上的照片、參加活動時的視頻，歡迎家長隨時點擊，并和家長就孩子情況隨時進行溝通交流。
在西北師范大學教育技術學院院長郭紹青看來，直播課堂已經不是一個“新名詞”，目前教育部已經面向農村地區實施了專遞課堂和同步課堂，利用直播技術，解決農村地區師資不足的問題，促進教育公平。
“直播的出發點毋庸置疑，但必須搞清楚教室是公有場所還是私人場所。”郭紹青直言，能不能借助直播進行家校互動在某種意義上只是一個模糊的命題，還要明確在什么范圍內進行直播、如何直播等問題。
“教育系統應該主動作為，建立支持保障隊伍，對教師的創新方案有一定的審定制度以及相關的技術保障，這樣才能讓家校互動真正落到實處。”郭紹青說。
教育學家熊丙奇則建議，老師要更多尊重課堂參與者的權益，在得到學校以及學生、家長的同意后進行課堂創新，進而實現教學資源的開放共享和有效輻射。
教育科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