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國首次開展南極科學考察（以下簡稱“科考”）。轉瞬40年飛越，我國極地科考事業已取得長足進步，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
7月11日，南極極夜正慢慢過去，日照時間一天比一天長，正在中山站執行過冬任務的第40次南極科考隊員張雷已經習慣了一天長達十幾個小時的黑暗，打著手電開始了一天的巡山任務。第39次南極科考隊員田彪則剛好結束北極黃河站科考任務，他打趣說自己在南極曬黑的膚色剛剛白回來一點，又“功虧一簣”了。幾次參加南北極科考的經歷，讓他的“故事庫”又多了許多新素材。
我國首批參與南極科考的極地專家卞林根在媒體面前較為低調，近年鮮見的采訪報道。這一次，正逢我國極地科考事業40年，又有老友、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全球變化與極地氣象研究所所長丁明虎邀約，卞林根終于答應再講講第一次科學考察的故事。
鏡頭面前，他慢慢打開了話匣子，
就這樣，一場跨越40年的對話開始了——
看變化：
向極地強國邁進
記者：兩位老師分別參加過幾次南極科考？
卞林根：我最早參與了1981年澳大利亞的南極科考，此后參加過我國第1次、第4次、第6次、第11次南極科考，三次執行過冬任務，在南極累計時長超過5年。
2023年1月6日，第39次南極科考隊員田彪在昆侖站開展無人機大氣垂直廓線測量。田彪供圖
田彪：我參加過兩次南極考察，其中第35次南極科考執行的是中山站度夏任務，另一次是第39次南極科考，執行的是南極內陸科考任務。
記者：卞老師還記得第一次參與南極科考的情景嗎？
卞林根：那次科考有500多人參與，當時我國還沒有專門的破冰船，我們乘坐向陽紅10號和海軍補給船。20世紀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我們國家的經濟水平與現在比相差甚遠，我們基本是從零開始。在南極，我們住帳篷、吃干糧，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用了四十多天的時間建成了南極長城站，同時也搭建完成了南極長城氣象站。長城站建成的當年，科考隊就執行了過冬任務，我是留守的八人之一，主要承擔氣象觀測任務。
特別驕傲的是，氣象站建站完成后，觀測質量很高，當時就獲得了世界氣象組織的區站號，我還記得是“89058”，長城氣象站的資料數據質量獲得了認可，得以向世界共享。
記者：田彪老師聽到這些經歷會不會覺得有歷史感？您所經歷的南極科考與卞老師的相比，有哪些變化？
田彪：我經歷的南極科考與卞老師有所不同。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極地科考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卞老師剛剛提到，當時沒有破冰船，前往南極穿越冰區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但前輩們仍然義無反顧，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也令我們非常敬佩。
2022年1月，第38次南極科考隊員陳澄（左），劉維鑫（右）在中山站搭建MTP-5溫度廓線儀。陳澄供圖
目前我國南極科考裝備已經非常齊全，在內陸也有自己的保障車隊和固定翼飛機，為現場工作人員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可以說，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們已經成為極地大國，并逐步向極地強國邁進。
記者：南極站、中山站、昆侖站等幾個科考站位置不同，天氣有什么不一樣？
卞林根：長城站的氣候相對溫和，它的主要特點是降水多、陰天多，最低溫度只有零下20℃左右。我們主要開展地面氣象觀測工作，需要每天發報并繪制天氣圖、開展天氣預報。
中山站則建在南極大陸，相較長城站，中山站的位置居于南極內陸、更為縱深。那里的天氣條件更加惡劣，風大、溫度低。但在中山站氣象臺，我國南極科考隊不僅開展地面氣象觀測和天氣預報，還承擔了許多科學試驗工作，例如大氣垂直結構的探空、大氣化學成分觀測等國家級項目的科學試驗工作。
昆侖站則更加深入內陸，距中山站1200多公里，南極內陸科考也就是從中山站到昆侖站Dome A（南極大陸最高點），在沿途開展斷面考察。這段路途海拔從50米上升到4300米，溫度從零下20℃一直到零下70℃。至今為止，沿路已經搭建了十余個自主研發的超低溫氣象站。
最初我們需要與澳大利亞合作開展觀測，現在我國擁有自主產權的超低溫自動氣象站，核心技術包括國家發明專利超低溫電池以及抗凍雨風速儀，可以在南極冰蓋進行長期氣象要素的觀測，性能和質量都遙遙領先，這標志著我國極地氣象觀測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這期間，我們獲得了大量的成果，可以通過衛星傳輸氣象觀測資料，為南極氣象科學研究奠定了數據基礎。
談工作：
南極工作需要
非常強的責任心
記者：在南極，氣象工作者具體開展了哪些工作？
田彪：第39次南極內陸科考，我主要承擔兩個核心任務，一是東南極冰蓋的冰氣相互作用的觀測與研究，二是南極冰蓋內陸大氣成分觀測，這兩個任務也細分為很多具體工作。例如，我在南極內陸搭建氣象站，填補了監測區域的空白；進行無人機大氣垂直結構觀測，獲取大氣成分和臭氧濃度等垂直廓線；此外，我通過氣象局自主研發的雪粒徑觀測儀，對雪剖面的表面及雪粒徑進行觀測，還進行了大氣樣品采集，獲取南極冰蓋表面不同位置的大氣成分濃度；日常還會定時施放GPS探空氣球，用于大氣垂直結構的探測。
今年1月1日，第40次南極內陸科考隊員放飛紅色探空氣球，為祖國祈福。朱孔駒供圖
卞林根：在南極工作看起來很容易，好像只是衣服穿得厚點兒。實際上，南極積雪很厚，可以沒過大腿，走每一步都很艱難，風雪更是家常便飯，走100米需要10分鐘甚至更多時間。
在南極工作需要具備很強的責任心，而且一定要關注天氣。國內觀測一般提前一個小時準備即可，我們則需要提前兩小時到達，防止意外發生，影響按時發報。
田彪：一旦遇到惡劣天氣，我們在野外開展相關科學考察工作將變得非常困難。
我記得在第39次內陸科考回程中，距離中山站60公里左右，遇到了一次持續時間非常長的暴風雪，出艙吃飯甚至上廁所都成為問題。更緊急的是，發電機油量非常少，如果不加油，就會停電，意味著我們沒有供暖，面臨生命危險，所以我和一名隊員必須出門加油。雖然油桶在雪橇上，距離發電棟只有20米左右距離，但我們的行進與操作卻足足花費了半個小時。即使做了防護，風雪打在臉上還是像刀割一樣刺痛。加完油，我和隊友變成了“雪人”，皮膚裸露部分火辣辣的，又疼又燙，過了很久才恢復。
講經歷：
沿著前人的車轍行進
記者：南極科考期間發生過什么比較有趣的事兒嗎？
卞林根：6月21日，國內正處于夏至前后，南極則在慶祝仲冬節。在南極建有科學考察站的國家會在這天發送慰問信息，表達對科考隊員的關心，那天我們也會舉行盛大的慶祝儀式。
田彪：過了這一天，南極的極夜漸漸消失。
記者：那意味著黑暗漸漸過去，迎接光明。
2011年1月，第27次南極科考隊員丁明虎采集雪冰樣品。 丁明虎供圖
田彪：對。我印象中比較有趣的事情是發生在極晝期間。當時南極內陸科考接近尾聲，由于條件限制我們已經近70天沒有好好洗一個澡了。那天，有個隊友的科考任務是打熱水鉆，需要融化大量淡水，并通過循環加熱裝置保持一定溫度。我們大約耗費一天時間融化雪水，任務完成之后，我們看到這一汪清水還在散發著熱氣，眼睛都放光了，隊長說必須充分利用！我們特別興奮，脫掉衣服，直接跳進水囊，當時感覺特別幸福。
看到遠處太陽落下，極晝即將結束，內陸科考也接近尾聲，心里特別感慨。
記者：雖然提到內陸科考非常艱苦，但是要結束后了還是非常不舍。
田彪：非常珍惜這段時光。
記者：雖然兩位老師回憶起來顯得比較輕松、溫馨，但南極科學考察還是非常辛苦和危險的。
卞林根：對，也經歷過很多特別危險的事情。當時還沒有卡特雪地車，我們要駕駛重達幾十噸的水陸兩用車。有次乘車外出時，前方海冰突然裂開，好在駕駛員迅速加速，沖過了裂隙，否則連人帶車就全部掉下去了！這樣的危險時刻還是很多的。
內陸也會遇到非常危險的事。因為白雪覆蓋，很難看清路況，如果沒有路線圖，就會非常困難，所以現在的科考隊都配備了GPS。但是最好用的還是傳統“GPS”——前人的車轍，我們還會留下桿子，以作標記。
田彪：內陸科學考察的時候，會看到這些標記，即使10年前的車轍也非常清晰。
記者：我們隊員在沿著前輩的車轍前往目的地，也是在前人的指引下繼續前行、攀登。
田彪：看到車轍時會覺得心里非常有力量，很有安全感。
說感受：
極地研究必須要深入、
一以貫之地進行下去
記者：從搭乘澳大利亞的科學考察船到如今擁有了“雪龍”號、“雪龍2”號和剛剛交付的“極地”號破冰船，從最初對南極一無所知到現在已建立了幾十年的溫度、濕度等氣象要素曲線，從最初的南極沒有一處以中國元素命名的建筑到如今建成包括秦嶺站在內的五座南極科學考察站，可以說40年間極地科學考察經歷了巨大的飛躍。
兩位老師也是極地考察的親歷者和見證者，看到南極科學考察的飛速發展，有什么感受？
卞林根：我的經歷可以說與中國40年的極地科考歷程是交織的，這個過程中，我的認知也在逐漸成長。
過去我們對南北極的認識非常膚淺。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了解到北極在變化、北極的海冰突然減少、北極的升溫速率是全球平均的幾倍，我們稱之為北極放大效應。同時，我國氣候異常與北極的氣候變化也有很大關系。
南極海冰
過去南極海冰一直比較穩定，近些年也出現了大幅減少，尤其是今年，減少了40%。這預示著南極的變化逐步顯現出來，南極的放大效應越來越明顯。
不僅是海冰，南極冰蓋融化、冰川坍塌事件越來越多，對海平面也產生巨大影響，這也是全球關心的熱點問題。
因此極地的監測與預報已經成為全世界科學家的關注點，研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探究南極和北極在全球氣候變化中發揮的作用。
我國人口眾多，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嚴重影響人民生產生活，如果海平面繼續上升，沿海地區會直接受到海水的侵蝕。因此南北極氣候變化需要重視，極地研究必須要深入、一以貫之地進行下去。
記者：可以看出卞老師對南北極研究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對極地領域的科研人員也寄予了很大期望。
了解了兩位老師的故事，我也感受到極地科學考察事業是一項偉大且崇高的事業，也是一項勇敢者的工作。
聽說田彪老師在南極科考期間創作了一首歌，叫做《給南極的歌》，請介紹下您創作的心路歷程。
田彪：這首歌創作于第35次南極科考期間，當時我在中山站執行任務。那時，正過農歷春節，我在中山站氣象臺的老觀測棟里，看到了從卞老師第一次南極科學考察開始的歷屆極地氣象科考隊員的照片。一代又一代極地氣象工作者前赴后繼奔赴極寒之地，讓我感動又榮幸，因此有感而發，寫了這首歌。
2023年12月，第40次南極科考隊員朱孔駒調試超低溫自動氣象站 朱孔駒供圖
記者：歌詞中有句歌詞，“南極的雄鷹飛翔在藍天，風雪的英雄虎虎生風”，其實，科考隊員就是風雪中的英雄，他們胸懷國之大者，為了共同的信仰，以凡人之軀挑戰這片極寒之地。讓我們對兩位老師及所有極地科考工作者致以最誠摯的敬意——感謝他們用生命、用才智在極寒之地的熱血奉獻、在無人之境的堅韌拼搏，致敬，勇敢的極地科考人！
中國氣象報社 出品
作者：張藝博
來源： 中國氣象
2024年7月19日，著名政治學和人類學家、前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系斯特林講席教授詹姆斯·C. 斯科特逝世，享年87歲。該消息最初由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卡爾·雅各比（Karl Jacoby）在社交媒體上證實，據其稱消息來源于斯科特的孩子。藝術雜志《藝術評論》（Art Review）跟進報道了斯科特去世的消息。
詹姆斯·斯科特。
詹姆斯·斯科特，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以及比較政治學學者。他于1936年出生，曾在威廉姆斯學院獲得學士學位，并在耶魯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此后，他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任教至1976年，隨后又在耶魯大學任教。這些年間，斯科特一直是東南亞研究以及農業社會和農民政治比較研究領域的重要人物。他最著名的作品探討了國家、霸權、革命、抵抗和無政府主義等。其著作包括《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1968)《比較政治腐敗》(1972)，《農民的道義經濟學》(1976)《弱者的武器》(1986)《統治與抵抗的藝術》(1992)《國家的視角》（1998）等。
斯科特最為人熟知的概念貢獻無疑是“日常的抵抗”與“弱者的武器”。他關心那些處于社會底層、在宏大敘事中無聲又無名的農民。他的作品大多向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并內化為常識的知識發起挑戰，批判人類進入近代世界以來的線性史觀。通過長期的田野考察，斯科特指出，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于多數從屬階級而言太過奢侈，而任何一種農民政治學的歷史或理論若想證明農民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正當性，必須掌握農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這些共同構成了支配與反抗的歷史及其持久存在的張力。斯科特的作品提供了理解農民反抗與農民政治的灼見，對于分析當前全球農村社會與農民問題，乃至整個社會結構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下文經譯者授權，節選自《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第四章“谷物立國：早期國家的農業生態”。《作繭自縛》是斯科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這本書還曾入選2022年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
推薦語：
遙遠的初民（社會）生活在近現代彰顯了它強大的吸引力。至于初民是怎樣放棄原初生活形式而進入早期國家（state）生活的，被普遍接受的說法是農耕社會對灌溉技術和基礎設施的需求召喚出了國家。斯科特在《作繭自縛》中借鑒有限的考古研究成果，跨越學科知識界限，考察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等地的沖積平原，大膽地推測其實人類的谷物種植和動物馴養活動發端于濕地，種植、馴養與采獵等多種謀生之道共存，物質并不短缺，直到初民們轉向單一的谷物種植。其主要原因在他看來是最初具有群體暴力特征的人群掌控了活動范圍，將吃著雜食的人們逐個兒“拉進”了一種史無前例的群體形態，從事繁重的農耕勞動，并構成早期國家的起源。谷物的季節性、可侵占性等特征使其成為捐稅的基本單元。人們的骨骼、體形和牙齒因為飲食結構的變化而發生了改變，在初期曾一度疾病叢生。人類利用標準化手段馴化了動植物并且也馴化了其自身。在這本書中，過往以田野研究、比較研究見長的斯科特，在沒有田野的歷史通道中照樣展現了他有關群體生活歷史的想象力，他摒棄線性的時間觀，找回、修補了那些被遺漏的人類生活經歷。
《作繭自縛》，作者：詹姆斯· C. 斯科特，譯者：田雷，版本：雅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22年5月
城墻造就國家：保護以及封閉
在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平原上，最晚到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中期，大多數的市鎮就修筑起把自己圍起來的墻。歷史上首次可見，國家長出了防御性的軀殼。雖說市鎮的面積通常不大——平均而言就在10公頃至33公頃，但是建造并維護如此規模的防御環線，即便開始時只是零碎工事，也要求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一堵墻的存在，即便在最顯白的意義上，也能告訴我們，那里有某種貴重的東西被保護或者控制起來了，讓墻外的人無法染指。墻體的存在，就是一種絕對可靠的指標，證明這里曾出現過定居耕作和食物儲藏。而且，只要這樣的城邦國家轟然倒塌，其城墻徹底毀棄，常年堅持的農耕也大概會從該地區消失，這好像又反過來進一步確證了上述關聯。在打垮一個市鎮后，征服者的通常做法就是要拆除它的城墻。很顯然，正是因為存在著貴重的、可掠奪的、集中放置在某處的資源，才會形成保衛這些資源的強烈動機。這些資源在空間上集中在一起，也因此讓保護它們變得更容易些，而它們的價值也對得起保護者的勞心勞力。我們看到，農民會想盡一切辦法，保護他們的田地、果園、家戶、糧倉和牲口，將它們作為生死攸關的問題，其中的邏輯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這么說來，在《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立國之君要筑起城墻，保護他的民眾，也就不足為奇了。單憑這一前提，我們是否可作如是觀，國家的創建其實是一種聯合的所造——是否也可說是一種社會契約？——其一方是種植農作物的臣民們，另一方則是他們的統治者（及其戰士和工匠），目的在于保護他們的收成、家庭和牲畜，免遭其他邦國或蠻族掠奪者的攻擊？
但問題其實更復雜。就好像農民必須保護他們的莊稼，防范人類或動物界的掠食者，國家的精英統治階層也是如此，他們最為緊要的利益也在于守護手中權力的根基：在田里種糧的農業人口，還有他們糧倉內的儲存、權益和財富，以及在政治和儀式上的權力。關于中國的長城，歐文·拉鐵摩爾還有其他觀察者都曾指出，長城之修筑，其目的不僅在于把蠻族（游牧部落）拒于墻外，還同樣是要將內部交稅的農耕者阻隔在墻內。所以說，修建城墻，其目的就在于把國家存續所必需的資源圍在墻之內。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曾修筑起據稱是為了防御阿摩利人的城墻，而看城墻的設計，與其說是為了將阿摩利人拒于外（無論如何，他們當時已經在沖積平原上大量定居下來了），不如說是要把農耕者留在國家“區域內”。曾有學者指出，這些城墻之修造，其動力還在于烏爾第三王朝大規模的中央集權，現在有了城墻，一方面可以控制住流動人口，防止他們逃脫國家的控制，另一方面則是要對抗那些此前被強行驅逐的人員，以防他們卷土重來。歸根到底，城墻“意在劃定出政治控制的邊界”。建造城墻的理由和功能，是為了控制人口，將人口限制在“墻之內”，這一判斷很大程度上要基于一個前提，就是民眾的逃匿乃是讓早期國家苦不堪言的軟肋——而展示這一現象，就是第五章的主題了。
文字造就國家：
紀錄保留以及可識別
所謂被統治，
指的是每一種經營，每一次交易，
都必須被記錄、被登記、被統計、被征稅、被蓋章、
被度量、被編號、被評估、被授權、
被警告、被預防、被修改、被糾正、被懲罰。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
農民這個群體長期同田間地頭的國家統治打交道，故而向來都明白，國家就是一個記錄、登記和測量的機器。所以說，當政府的土地測量員來到家里，手里拿著測繪板，或者走過來的是人口調查的工作人員，他們帶著自己的書寫板以及問卷，前來登記家戶信息時，國家統治下的民眾也就心知肚明，征兵、勞役、土地征用、人頭稅，或者對農田開征新稅，這些麻煩事也就為期不遠了。他們隱約地感知到，在這一套以強力為基礎的機制背后，是成堆的文書工作：清單、文件、稅冊、人口名冊、規章、征用書、訂單——總之，大都是使他們困惑，在日常生活中見不到的東西。他們思來想去，堅定地認為文書文件乃是他們被壓迫的根源，也正是因此，許多農民起義要做的頭件大事就是把當地的檔案保管處付之一炬，燒毀其中保存的各類文件。農民這個群體領悟到這一事實，正是通過記錄的保存，國家才能看見它的土地和人口，故而他們也就斷定，蒙上國家的眼睛，讓國家看不見，就能結束他們的悲慘命運。古代蘇美爾人有句話說得好：“你上有國王，有領主，但你真正要怕的是上門收稅的。”
大約從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50年前后，美索不達米亞南部成為一處核心地帶，這里正在進行著的，是多個相互關聯的國家建構的試驗。在這一階段，南部沖積平原就好像中國的戰國時代，或者古希臘后期的城邦階段，存在著相互敵對的城邦政治，見證了它們的興衰成敗。在這些國家中，最著名的是基什、烏爾，其中又以烏魯克最廣為人知。在這個地方，當時正在發生的是在人類歷史上真正開創新局面，也非同凡響的大變動。一方面，由祭司、強人和地方首領所組成的集團正在擴大其權勢范圍，原本以親族關系為基礎的權力結構，現在正在制度化。在歷史上第一次，他們的制度創造都出現在最終通向國家的路徑之上，當然，他們不可能用國家的概念來理解所發生的一切。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農耕者、工匠、商販和勞工都
正在接受“改造”，成為被統治的屬民，且因此正在被統計，被征稅，被招募，被用工，臣服于一種新的控制形式。
大約正是在這個時候，文字在人類歷史上首次登場了。原始國家和原始文字的同時出現，讓人不由得出簡略的功能主義結論：國家的創造者也發明了記事的符號形式，對于治國而言，這些形式上的符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做出如下的判斷應當不算太狂放——如果沒有某種數字記錄保存的系統技術，哪怕就像印加人那樣采取結繩記事的形式（quipu），即便是最早期的國家都是幾乎不可想象的。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國家只要想占取資源，第一個條件必定是掌握可得到資源的“詳目”——包括人口、土地、作物產量、牲口、倉庫物資等。但是，這一套信息就好像是地籍勘察一樣，只是對現狀的一次“抓拍”，很快就會過時。國家如要持續占取資源，就必須要不間斷的記錄保存——關于所交付的糧食數量，所履行的強制勞役，征調單、收據等。只要某個政治體管轄眾多人口，即便只是數千屬民，那么只靠記憶和口述傳統就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某種符號化的計數和記錄形式。
如要確立文字與國家行政之間的關聯，我們找到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在美索不達米亞，自文字出現后，這套符號最初就是被用于記賬，而至于那些我們通常與文字相聯系的文明成就，要等到至少五百年之后，才開始反映出來：比如文學、神話、贊美詩、王表與王室譜系、編年史，以及宗教文本。以《吉爾伽美什史詩》為例，這部恢宏壯闊的作品可追溯至烏爾第三王朝時期（大約公元前2100年），然而，此時距離楔形文字最初出現，被用在國事和貿易領域內，已經過了整整一千年。
楔形文字泥板的寶藏被發掘出來，被翻譯出來，我們從中可以推斷出什么，能否由此洞悉蘇美爾人真實的治理狀況呢？至少，這些記錄透露出某種巨大的努力，通過一套符號系統，讓一個社會及其人力和生產可以為統治者以及神廟人員所識別，并從社會中汲取糧食和勞力。當然，關于相當晚近的官僚體制，我們所知甚多，由此也意識到，一方面是書面的記錄，另一方面是實踐中的事實，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系。出于私利，或者為了取悅上級，文件可以是偽造的，或者被篡改過。很多規則和規章，寫在文件里的時候是字斟句酌，然而到了現實中可能就變成了僵死的文字。關于土地的記錄，可能有營私舞弊，可能有所缺失，也可能就是太過模糊。國家記錄上的井井有條，就好像閱兵場上的秩序井然，往往掩蓋了在真實行政和戰場上隨處可見的混亂。記錄所能告訴我們的，大致只是某種烏托邦式的治國秩序，其隱藏在做記錄的邏輯、記錄所用的分類、度量的單位，尤其是記錄所關注的事項里。在這方面，不妨以我所認為的“軍需國家”為例，它們“眼中的一亮”是最有啟發的。作為這種期望的一個標志，蘇美爾文明中的王權象征就是“尺子和繩子”，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土地測量員所用的工具。只要簡要討論美索不達米亞和早期中國的行政實踐，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國家想象的運作。
有關行政事務的楔形文字泥板，最早期的來自烏魯克（第四期），大約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3100年，而這些泥板，除了清單還是清單——基本上都是記錄糧食、人口和稅收的。統計現存泥板，其主題按出現頻率依序為大麥（作為口糧配給和稅收實物）、戰俘、男女奴隸。無論是烏魯克第四期，還是此后在其他的中心地帶，重中之重都是人口名冊。所有古代王國都有一個心頭執念，就是要盡可能地增加人口數量，人口的擴充經常高于開疆拓土。人口——無論是作為生產者、士兵，還是奴隸——都代表著國家的財富。烏瑪城，是烏爾的屬國，在其原址發現了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時間可追溯至大約公元前2255年，烏瑪是非常早熟的政體，占地面積達一百公頃，下轄居民大致在一萬至兩萬名之間——對于管理者來說，人口不可謂不多。而在烏瑪城的“識別”工程中，關鍵的就是一項基于地點、年齡和性別的人口調查，以此調查作為基礎，分配人頭稅和勞役，征召士兵。它原本是“無所不包”的項目，然而很可能除了廟宇經濟和依附型的勞動力，從未在現實中得到落實。無論是神廟所有，還是私人所有，土地都要標明它們的面積、土壤質量，以及預期的作物產量，以此為基礎進行稅收的評估。在蘇美爾人所建立的政治體中，以烏爾第三王朝為代表，有一些很像是命令和控制模式的經濟——高度集權（至少在紙面上，其實是在泥板上是如此），規劃嚴格，高度軍事化，看起來如同我們所知的古希臘城邦中的斯巴達。一塊泥板上記錄著840份的大麥口糧，其分發十之八九是通過（批量生產的？）斜邊碗，可以盛放兩公升的大麥。關于定量供應，泥板記錄中提到的還有啤酒、谷粒和面粉。成群結隊的苦力，無論是戰俘、奴隸，還是服勞役者，在記錄中更是隨處可見。
在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為了處理勞力、谷物、土地和配給的計量單位，某種方式的標準化和概念化就是必須的，且構成了一整套的操作。要實現上述的標準化，早期國家必須發明出一套標準的命名法，將所有基本的類別包括進來，比如收據、施工指令、勞役通知等——而這一過程，是通過書寫或文字來完成的。起草一部成文法典，并適用于整個城邦境內，就取代了地方上口頭的裁判，而且成文立法本身就是一種消弭距離的技術，其力量可以支配早期國家并不廣遠的國土范圍。針對耕田、耙地或播種這些農業勞作的任務，國家發展出了勞動的標準，某種類似“工分”的設計也被創造出來，顯示出工作分配中的任務履行或拖欠。對于魚、油和紡織物來說，分類和質量的標準也有了詳細的規定，以紡織物為例，就是通過重量和密度來進行區分的。至于牲畜、奴隸和苦工，也通過性別和年齡加以分類。即便國家此時仍處在“襁褓”之中，它的占取之心就已顯露出來，總在設法從所占有的土地和人口處汲取更多的資源，而對于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的“統計學”也已經浮現出來。這種嚴格控制的努力雖思之令人驚嘆，但至于它在田間地頭又要如何落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文字出現在中國的黃河沿岸，還要再等上至少一千年。中國的文字可能始于二里頭文化區，只是沒有證據遺存下來。舉世聞名的中國文字出現在商代（約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考古學家發現了用于占卜的甲骨文。從那時起，經過戰國時期（約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國人一直在使用文字，尤其是用于國家管理的目的。不過只有等到聲名顯赫、銳意改革但卻曇花一現的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才能最清楚地看到文字和國家建構之間的聯結。中國的秦，就像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第三王朝，作為一個政權，它追求系統化，迷戀秩序，展示出一種宏大至極的愿景，要實現國家資源的總動員。至少在書面上，秦的雄心壯志一覽無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索不達米亞，追究文字的起源，它從一開始就不是表達語音的某種方式。
對于秦來說，要追求標準化和簡略化，就要先完成一項工作，通過改革將書寫文字統一起來——最終，秦政權刪消了四分之一的表意文字，使字的筆畫更為平直，并將其推行到國土的全境。由于中文的書面文字并不是某種方言語音的抄錄，所以中文與生俱來就有某種普遍性。如同別處的早期早成國家，秦所推動的標準化的過程，也適用于鑄幣以及度量衡的單位，以之丈量土地，稱重谷物。之所以這么做，目的在于廢除大量原屬地方的、各國間不相容的度量衡慣例，如此一來，中央的統治者才能史無前例地看清楚他的國家，知道他手中掌握的財富、物產以及人力資源。秦的理想不只是成為一個強大的邦國——只要偶爾向周圍一些半獨立的衛星市鎮索取貢品，也就心滿意足了，而是創造出一個大權集于中央的國家。到了漢代，宮廷歷史學家司馬遷回望歷史，就贊賞了商鞅在秦的成就，將秦王國變成了一部質樸的戰爭機器：“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后來，就連勞作的規范以及工具也被標準化了。
早期國家處在列國的包圍中，所面對的環境是區域性的軍事競爭，故而當務之急就是在自己的領土上壓榨出盡可能多的資源。這就意味著，要盡現有技術條件之可能，建立起一份盡可能完整的資源詳目，并隨時更新。對于國家來說，能象征其權勢的，不僅是為數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還包括細致的家戶登記，后者便于征收人頭稅以及征兵。戰爭中抓來的俘虜，都被安置到距離宮廷不遠處，各種管理也限制人口的流動。說起早期農業王國，它們招牌式的治國之道就是讓人口留在原地，防止任何未經授權的遷徙。對于稅務人員來說，人口的流動和分散是件頭疼的事。
讓收稅官員欣慰的是，土地幸好不會移動。然而，由于秦承認私人對土地的所有，國家就要進行詳盡的地籍調查工作，在每一塊莊稼地與某一位所有者/納稅人之間建立起聯結。根據土壤質量、播種作物以及降雨量的差異，國家對土地進行分類，這樣一來，稅收官員就能估算出一塊地預期的產量，然后得出它的稅率。按照秦的稅制，還規定了對生長中的作物進行年度的評估，如此就可以根據實際的收成來調整稅負，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行文至此，我們都在關注國家官員的標準化努力，他們意圖通過書寫、統計、普查和度量衡，擺脫此前純粹的掠奪行徑，轉而以更理性的方式去汲取屬民的勞力和食物資源。早期國家總在進行種種努力，塑造所轄國土的地貌，使其更富饒、更可識別，也更適于資源占取，在種種舉措中，度量工程或許是最重要的，但卻不可能是唯一的政策。雖說灌溉以及治水并非早期國家的發明，但國家出現后，確實擴展了灌溉和溝渠系統，以促進運輸并擴大種糧土地的面積。只要情況允許，早期國家也會對下轄屬民以及戰俘進行強制的重新安置，以增加生產人口的數量并加強國家對他們的識別。在很大程度上，秦之所以有“均田”的概念，就是為了保證所有的子民都有足夠的土地，這樣才有收成可征稅，才能形成征兵所需的人口基數。有秦一代，國家非常重視人口，這表現在國家不僅禁止民眾棄地而逃，還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對于生育的婦人及其家庭有稅收寬減的優惠。新石器時代晚期多物種混居營，是最早期國家得以發端的“內核”，但說起早期國家的治國之道，很多都是某種巧妙的、政治性的地貌改造，目的就在于促進對資源的占取：比方說，更大面積的糧田，數量更多、密度更大的人口，還有某種“信息軟件”，其編碼就是書寫的成文記錄，有了它，國家就能獲取更多更廣的信息。然而，成敗或在一線間，這種政治性的雄心壯志，追求地貌景觀的徹底改造，也導致了最有野心的早期國家在彈指間灰飛煙滅。烏爾第三王朝癡迷于各項事務井井有條，其延續不過一個世紀，而秦代更是十五載而亡。
既然早期的文字是附隨于國家建構的，兩者之間密不可分，那么當國家消失時，文字會發生什么變化？對此，我們所握有的證據著實不多，然而呈現出的跡象都是，如果沒有了官員體系、行政記錄以及層級間的交流，文字的讀寫能力就算不會完全消失，也會大大減弱。其實，我們對此不必訝異，畢竟，在最早期的國家中，能讀寫文字符號的，僅限于人口中的鳳毛麟角——其中大多數都是官員。從大約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古希臘的城邦聯盟崩潰，進入了我們所知的“黑暗時代”。當讀寫能力再度出現時，文字所采取的不再是“線性文字B”的舊形式，而是一套從腓尼基人那里借來的全新書寫字母。當然，在那個過渡期，并不是說希臘文化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準確地說，文化轉成了口頭的形式，我們今天所讀到的《奧德賽》和《伊利亞德》，最初就形成于這一階段，只是后來轉錄為文字。就文學的傳統來說，羅馬帝國有著更為廣遠的輻射，但即便是羅馬帝國，當它在5世紀分崩離析后，拉丁語的讀寫也近乎絕跡，只有在一些宗教機構內還留有星星之火。在此不妨推測，在最早期的國家中，文字最初的發展，乃是作為一種治國的技術，既然如此，文字作為一種成就，也就同國家本身一樣，脆弱且短暫易逝了。
說到這里，我們能否換個想法，是否可以把最早的文字讀寫視為一種交流溝通的技術，就好像作物種植一樣，也是眾多生存技術中的一種？就作物種植的技術而言，在它們獲得廣泛運用之前，早已為先民所知，而且即便推廣后，也僅限于特定的生態和人口環境。同理，整個世界在文字發明之前也并非“萬古如夜”，而在文字出現后，也并非所有的社會都采用或者渴望采用文字的形式。最初的文字書寫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國家建構、人口集中，以及國土規模擴大。換到其他的環境中，文字也是沒用的。一位研究美索不達米亞早期文字的學者曾嘗試推斷其中的奧秘，在他看來，文字之所以一到別地就受到抵制，正是因為文字與國家以及稅收之間有著抹不去的關聯，這就好像在田間的耕作之所以長期受到抵制，就是因為一分耕耘就是一分勞苦，兩者之間的關聯壓根無法遮掩。
根據考古發掘，許多處在邊緣地帶的文化都曾接觸過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社會的復雜，但為什么每一個各有不同的社群都會拒絕使用文字呢？一個可能的回答是，這種對復雜的拒絕乃是一種自覺的行為。這么做的理由何在呢？……很有可能，邊緣的群落并不是在智力上不夠格，無法應對那種復雜，而是他們實在太聰明了，他們是在設法避開這種沉重的命令結構，事實證明，他們躲過了至少五百年，直至最終在軍事征服后被接管……在任何一個例子中，我們都能看到，邊緣社群即便在感知到外部的復雜后，一開始仍會拒絕采納這種復雜……正是因為這么做，他們才能躲開國家的牢籠，又自在地過了五百年。
導語作者/申璐
摘編/李永博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