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工作中有個技術難度不大的測試項目，踩過坑之后同事說：“你可以寫點東西分享出來啊？畢竟這樣玩過的人不算多?！?/p>
之所以拖了段時間，一是最近有點忙；還有就是發到這個公眾號上的東西，無論簡單復雜，總是希望讀者朋友看了多少能有些收獲或者共鳴吧，雖然我寫不出冬瓜哥、唐杰總和《小麥雜記》那樣的水平或者逼格來。
這幾天事情多睡的偏晚，想想欠下的東西該了卻一些，還是把這篇寫出來吧。相對于企業存儲來說，這篇的技術門檻不高，具體說就是PC客戶端上的硬盤數據保護，再確切點是本地邏輯恢復點式的還原。是不是有點像快照呢？
回想十幾年前的海光藍卡
在硬盤上搜了一把，當年備份下來舍不得刪的文檔還都在…
一說起PC硬盤保護卡，我本能地想起十幾年前接觸過的“海光藍卡”，同時也懷念下老孫和當年一起做服務器的兄弟們。當然海光藍卡不是針對服務器的，那時我是在一家PC廠商。
早年的硬盤保護卡，硬件大多很像百兆的8139網卡，其功能實現和知識產權主要在Bootrom上；而90年代我接觸過的第一家硬盤保護卡，則是不帶網口單一功能做本地保護的。
隨著后來LAN有線網卡基本成了PC和工作站的標配，主板BIOS容量和增值功能的空間也越來越大，帶有“網絡克隆/系統分發”等特性的硬盤保護卡不一定要單獨以硬件形態存在。比如Dell成銘3967/3977系列PC，就在BIOS中免費內置了硬盤保護套件，配合Window下軟件實現下列功能：
如上圖，本次我驗證的是Windows+Linux雙系統配置（后者可選不保護），并不涉及網絡相關的常規功能。感覺后者比較適合解決一部分用戶的需求，比如：網吧和學校。
Windows+Linux啟動菜單與分區隔離保護
首先，由于硬盤保護功能嵌入了主板BIOS，使用時需要打開一個開關。之后開機自檢過程中就會加載一個像網卡Option Rom那樣的界面。
然后在Windows系統中安裝硬盤保護軟件，選擇需要保護的分區。
從這里創建新的硬盤分區還可以選Linux格式，安裝雙系統就是從這一步開始的，還有圖中“添加系統”的操作需要進行。
上面是“硬盤保護增強套件”在Windows下的使用界面，基礎功能我就不多說了。系統引導前的Rom主要是針對網絡克隆的系統數據發送/接收，此時再從硬盤啟動會先進入下圖所示的屏幕菜單。
部分對硬盤底層的操作，Windows等操作系統已經不能實現（或者說被限制）了，硬盤保護套件會讓一些東西變得“不可見”并攔截一些操作。Windows下支持定時或隨時手動創建還原點，恢復則應該從這個啟動界面執行。我們要裝的第二操作系統——Ubuntu Linux也是從這里開始安裝的，OS介質用標準的光盤或者U盤就好。
在Ubuntu安裝程序中，Windows分區是不可見的，也就是“第一操作系統”處于被硬盤保護套件隔離的狀態。
最終Ubuntu 16.04安裝成功了，整個操作過程中有些需要注意事項，如果讀者朋友感興趣也可以留言或者找我交流。
Q1：Linux系統是否支持保護？如何創建恢復點？
A：在創建第二操作系統時，有一種“備份型”可選。比如你分配100GB，默認就會將其中50GB預留在Linux分區后面（用于快照歷史數據）。硬盤恢復套件并沒有在Linux下的軟件支持，不過啟動界面中倒是可以對該分區創建還原點。
Q2：硬盤保護套件對Windows安裝的MBR/EFI引導方式有沒有要求，對操作系統版本有限制嗎？
A：Windows用哪種方式安裝無所謂，因為硬盤保護套件實際上會將MBR/EFI引導相關文件都創建出來一套，即時用戶修改BIOS啟動方式也能順利進入系統。至于Windows版本，由于硬盤保護套件介入OS比較深，所以在Win10重大更新時會有更新適配的軟件版本一起出來。
擴展閱讀
《Windows操作系統引導過程（上部）》
《Windows操作系統引導過程（下部）》
還記得2000年之前，我曾經用過一款叫做System Commander（總司令）的工具，是以注入MBR的形式實現多系統共存引導，每次啟動時將選擇的Windows 9x系統的IO.sys、MSDOS.sys等拷貝到C盤。挺有意思的哈，又想起老同事老朋友胡Sir了：）
上面就是我這次測試的Dell成銘PC，這里想特別提一點，該機型還是VR Ready的。我現在對虛擬現實還不算很在行，不過如果是沒玩過的朋友，還是強烈推薦體驗一下。特別是Windows 10 RS3（1709）版本正式加入了混合現實組件，里面有些Demo的效果相當不錯的。
由于Windows系統的普及程度，除了內容（游戲/應用等）之外，數千元的頭顯和手柄硬件占據了當前VR擁有成本的一大塊。雖然我近些年做企業級產品比較多，但早年也算是個發燒友吧，另外一位老同事“和尚”送我的ELSA立體眼鏡至今還珍藏著。
也許哪天有興致，我會再把OpenGVS、Vega這些古老的Demo翻出來玩玩，它們可以說是今天視覺仿真/虛擬現實應用的鼻祖吧，到時候有啥新體驗分享給大家：）
注：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任何組織機構無關，如有錯誤和不足之處歡迎在留言中批評指正。如果您想在這個公眾號上分享自己的技術干貨，也歡迎聯系我：）
尊重知識，轉載時請保留全文。感謝您的閱讀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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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2001年9月11日上午8點49分，CNN主持人卡羅爾·林在早間新聞中插播了一條緊急新聞。屏幕中顯示出一幅令人驚懼的景象：一座摩天大樓頂部樓層籠罩在烈火和濃煙之中。林告訴觀眾，這是一起發生在三分鐘前的意外事件，“你看見的顯然是非常令人不安的現場鏡頭。那是世界貿易大廈，我們今晨收到一則未經確認的報告，一架飛機墜入世貿中心的一座塔中。CNN中心剛剛開始報道這起事件，我們正在連線消息來源，確認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但很明顯，一起毀滅性事件正在曼哈頓南島發生?！?/p>
這是由飛行員迷失方向或經驗不足導致的事故還是蓄意為之？無論是在現場的目擊者還是電視機前的全球觀眾都在猜測。一些年長的美國人或許會想起1945年7月28日，一架在晨霧中迷路的B-25轟炸機撞上帝國大廈，導致三名機組人員和11名其他人員身亡的先例。
十分鐘后，另一架大型客機飛得又低又快，朝著世貿中心雙子塔中正在燃燒的北塔旁那座塔斜沖過去；9點03分，人們眼睜睜地看著代號為聯航175號航班的飛機以每小時540-587英里的速度，撞進了世貿中心南塔77層到85層之間的位置。確認無疑，這是一起恐怖襲擊事件，出人意料的是，它仍沒有結束——9點37分，美航77號航班撞入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市五角大樓的第一層和第二層；10點03分，聯航93號航班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鎮附近的一片空地上。
據前《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米切爾·祖科夫（Mitchell Zuckoff）統計，除了19名劫機分子之外，共有2977人在四架飛機、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遇難。遇難者中有1462人在北塔，630人在南塔，421名紐約緊急反應人員，246名飛機上的乘客和機組人員，125名五角大樓相關人員。還有大約6000多人受傷，其中有一些人永遠不會康復。另外幾千人（大多為緊急反應人員和調查人員）罹患呼吸、心理等疾病。當局估計，在9·11二十周年時，死于與世貿中心爆炸有關疾病的人數將會超過死于恐襲事件的人數。
許多觀察者事后發現，面對這一起美國有史以來本土最為嚴重的恐怖襲擊行動，美國當局嚴重缺乏預判和準備——互相配合劫持多架飛機的恐怖主義行動此前在美國從未發生過，無人有此概念。事實上，當時全國上下都沉浸在繁榮和安全感中。正如祖科夫在《墜落與重生：9·11的故事》引言中所寫：
“2001年夏天，并不是每一個美國人都對國家現狀充滿信心，但是，很多人十分享受在21世紀初最后一個超級大國生活的特權，或者認為這理所當然。他們享受了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不間斷的經濟繁榮，美國的文化、政治理念和商業利益蔓延到世界最遙遠的角落，似乎也注定要無休無止地繼續下去……2001年9月10日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只有不到1%的美國人認為恐怖主義是美國的第一大隱患?！?/p>
威脅來自阿富汗的一個山洞，盤踞在此的是一位名叫奧薩瑪·本·拉登的沙特富商和他創立的基地組織（Al-Qaeda）。1998年2月23日，基地組織發出了一道伊斯蘭教令，向美國和所有美國公民宣戰，不管他們或他們的利益在哪里。本·拉登曾如此評價世貿中心，“這兩座令人驚嘆的、象征性的塔樓，證明的是自由、人權與人性?！倍胱龅?，正是通過劫機撞毀雙子塔，對美國及其所代表的戰后全球秩序予以象征性打擊。2001年10月，本·拉登在接受半島電視臺記者泰西爾·阿魯尼的采訪時說，“這場戰斗并不是基地組織和美國之間的戰斗，而是穆斯林與全球十字軍之間的戰爭?！?/p>
美國作家、普利策獎獲獎作品《末日巨塔：基地組織與“9·11”之路》作者勞倫斯·賴特（Lawrence Wright）注意到，上述言論中流露出的訊息與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的沖突”不謀而合——在本·拉登看來，文明之爭，更具體而言是基督教西方世界與伊斯蘭東方世界之間的沖突，延宕千年從未停息。在探究引發9·11事件背后滔天恨意的成因時，不少研究者從歷史中尋找答案。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科學和歷史學教授安東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看來，這一切要從2500年前西方與東方的現實與思想的分野開始梳理，“基地組織和西方的戰爭不過是曠日持久的東西方對抗的最新表現形式而已。”
公元前490年，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發動對歐洲的全面進攻，這場史稱“希波戰爭”的戰事是亞洲強國第一次試圖要征服整個歐洲。在記錄和解釋這場戰爭時，希羅多德或許第一次指出了歐洲人和亞洲人存在著不同的世界觀——前者篤信民主制，后者奉行君主制。歷史告訴我們，希臘人將自己的政治傳統傳給了羅馬人，羅馬人又把它作為遺產贈予了文藝復興和隨后的現代歐洲；與此同時，三大主要一神教在歐亞大陸不斷擴大影響力，西方皈依了基督教，形成了基督教西方世界，與伊斯蘭東方世界紛爭不斷，爭奪定義和統治世界的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蘭世界曾有過占上風的歷史時刻。阿拔斯王朝創造了9世紀-11世紀的伊斯蘭文化繁榮期，這一時期始于三位哈里發的統治——曼蘇爾（754-775年在位）、哈倫·拉希德（786-809年在位）和馬蒙（813-833年在位）。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達很快從一無所有發展成擁有驚人財富和國際地位的世界中心，吸引著來自已知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在這段時間里，伊斯蘭世界大量翻譯有價值的外國手稿（據傳馬蒙做了一個關于亞里士多德的夢，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搜求希臘語手稿，并在巴格達建立了一個翻譯中心），在科學技術的傳承與發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
英國思想史學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一書中記錄了伊斯蘭世界在這一時期的突出成就，比如在曼蘇爾的指示下，一部印度數學著作被翻譯成阿拉伯語，阿拉伯數字自此逐步成為全球通用的數學符號；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醫院由拉希德建立，中世紀的穆斯林醫院先進到會為傳染病設置隔離病房，公共衛生的概念也在此期間誕生；兩位偉大的穆斯林醫生拉奇和伊本·西那分別編撰了《醫學集成》和《醫典》，這兩部匯集已知世界最先進醫學知識的著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取代了蓋倫的著作，成為歐洲醫學學校的基礎課本。
然而，伊斯蘭社會創造出的、曾在各方面都優于同時代歐洲的文化沒能延續下去。帕戈登援引法國歷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的觀點指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世界的分流，不在于它們的信仰存在某種本質性區別，而在于“伊斯蘭教使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成了無法分離的統一體”，讓穆斯林無法接受可能與信仰相沖突的新知識和新觀點。反觀歐洲，在經歷了漫長痛苦的宗教戰爭、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和17世紀科學與哲學革命后，基督教宗教權威不斷下降，世俗化進程隨之開啟。歐洲人開始相信，所有的人類事務只能從人類的角度加以理解。帕戈登認為，這不僅將世俗的歐洲西方世界與從埃及到印度的伊斯蘭東方世界帶到了歷史的分叉口，也加劇了兩者延續至今的根本矛盾：
“雙方都主張，自己的價值觀，以及更為根本的，自己對宇宙運行規律的理解，適用于全人類。但是，西方人認為，關于宇宙的理解是人類運用理性得到的，沒有借助任何神的任何直接幫助；穆斯林則認為，唯一的普世真理，同時也是唯一的真理，出自真主之道?！?/p>
至18世紀后期，東西雙方的力量對比已經出現了不可逆轉的失衡——1696年沙俄與奧斯曼帝國簽訂的《卡洛維茨條約》剝奪了奧斯曼人在東歐的領土；1718年，另一份屈辱條約使匈牙利和克羅地亞的邊界恢復到被蘇萊曼大帝征服前的狀態；1774年，奧斯曼帝國再次被迫向沙俄求和，簽訂《庫楚克-凱納爾吉條約》……伊斯蘭世界不得不開始自問失敗的原因。答案有兩個，一是勝利方的突出優勢，二是失敗方的內在弱點；而后者往往會被歸結為社會腐敗或道德墮落，解決之道或是凈化社會，或是按照字面意思執行神的旨意，以此安撫憤怒的神明。
帕戈登發現，自18世紀后期開始，伊斯蘭世界在面對日益強大的西方時一直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奧斯曼帝國曾有過現代化改革的嘗試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奧斯曼人卷入一戰導致帝國崩潰，一切都偃旗息鼓。沃森指出，一戰導致了某種強烈的幻滅感，很多人對科學文化和物質主義都失去了信仰，戰后的伊斯蘭世界目睹了兩種平行思潮，雖然現代主義在許多領域繼續，以創始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宗教極端主義思潮卻也開始扎根。
第三次中東戰爭（又稱“六日戰爭”）標志著當代中東歷史的心理轉折點。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先發制人發動大規模襲擊，僅用兩小時就摧毀了埃及的空中力量。阿拉伯國家約旦、伊朗和敘利亞參戰，但同日下午其空中力量即被殲滅。至10日，以色列占領了西奈半島、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和戈蘭高地。經此一役，以色列國的建立以及它以驚人速度發展為軍事強國的事實，深深地鐫刻在阿拉伯人的心中，他們不僅喪失了軍隊和領土，更失去了對領導者、國家乃至自己的信心。如帕戈登所說，“當周圍的世界慢慢解體時，陷入絕望的穆斯林和曾經的奧斯曼人一樣，將目光轉向歷史，”宗教極端主義開始填補信仰真空。
當代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極端主義發展與埃及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早年游歷美國的經歷令庫特卜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俗社會的信仰缺失和物質主義產生了深深的鄙視，他轉過頭去為伊斯蘭文化的純潔性和先進性辯護。庫特卜將世界分為兩個陣營，伊斯蘭和“賈西利亞”，后者不僅指先知穆罕默德帶來神諭之前的蒙昧而野蠻的時期，也指禮儀、道德、藝術、文學、法律等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反對現代技術和科學崇拜，認為科學破壞了人類與自然的和諧。他堅稱只有徹底反對理性主義和西方價值觀，才能為伊斯蘭的救贖帶來希望。當1966年庫特卜被埃及納賽爾政府以絞刑處死時，他的殉道者身份已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心中不可動搖，他的論述為當代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壯大打下了基礎。
在賴特看來，當代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發展源自伊斯蘭世界在二戰后的整體失落感——當全球其他所有地區的民主狀況與個人收入都在迅速提高之時，從伊拉克到摩洛哥的各個阿拉伯國家卻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方面停滯不前。有一個數據很能說明問題：除去海灣各國的石油收入，總共2.6億阿拉伯人的出口額還比不上500萬芬蘭人。賴特分析認為：
“人們的期望不斷提高，機遇卻越來越少，激進主義通常就興起于這樣的落差之中。在海灣地區，這種情況就更為顯著：人口以年輕人居多，他們無所事事，百無聊賴；藝術極度貧乏；人們的娛樂消遣（電影、戲劇和音樂）不是處在監控之下，就是完全付之闕如；年輕男人不能與女性接觸，因此也無法從中得到安慰，并進行正常的社會交往。成年人不識字，這在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事。失業率在第三世界中居首。憤怒、憎恨與屈辱，促使年輕的阿拉伯人去尋找極端的出路?！?/p>
本·拉登就是這些充滿憤怒與屈辱的阿拉伯人中的一員。作為沙特上層社會的一員，他的宗教虔誠與憤怒實屬罕見，但和許多充滿絕望的年輕沙特人一樣，他在二元對立的精神世界中找到了慰藉。1979-1989年，本·拉登放棄學業，前往阿富汗參與反抗前蘇聯侵略的伊斯蘭圣戰行動。1988年，他在阿富汗建立了基地組織，該組織由年輕、順從、狂熱的圣戰者組成，其目標是“樹立真理，祛除邪惡，建立一個伊斯蘭的國家”。隨著1989年阿富汗戰爭結束和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美國開始控制阿拉伯世界的戰略要地，基地組織轉變為一心反美的恐怖主義組織。
基地組織聲稱，“我們的石油”為美國的瘋狂擴張提供了能源，賴特注意到，這一話語流露出了某種“自己的東西被別人偷了”的不公感。他指出，石油（或其他形式的）國際貿易本應幫助伊斯蘭融入一個全球化、公司化、相互依存、現世主義的世界中，積累現代化所需的資本，然而在伊斯蘭激進分子看來，現代性、進步、貿易、消費甚至是樂趣都是西方對伊斯蘭的攻擊。作為戰后物質和文化最強大的國家，推動上述價值觀及其運作機制的美國是可能摧毀伊斯蘭世界的最大敵人。“如果說美國掌握著未來，伊斯蘭激進分子則要擁有過去，通過恢復沙里亞律法的統治，伊斯蘭激進分子就能抵御不斷侵蝕的西方勢力，”他寫道。
要成為一個全球性恐怖組織，基地組織還需要突破一些神學障礙，90年代暴力程度不斷升級的恐襲行動見證了這一過程。1992年12月29日，基地組織在也門亞丁發動炸彈襲擊，該行動的目標原本是美國軍隊，但死難者中只有一位澳大利亞游客和一名也門旅館員工?；亟M織內部進行了倫理討論，基地組織圣令委員會領導人阿布·哈耶爾·伊拉克發布了兩條圣令：第一條是允許對美國軍隊發起襲擊，第二條是允許殺害無辜者。1993年8月，由艾曼·扎瓦希里醫生領導的圣戰組織發動自殺式炸彈襲擊，試圖刺殺埃及內務部長哈?！ぐ⒗辗?。它打破了伊斯蘭教禁止自殺的強大禁忌，讓這種襲擊成為了圣戰組織暗殺活動的標志。1995年11月19日，圣戰組織用炸彈襲擊了巴基斯坦伊斯蘭堡的埃及大使館，造成16人死亡（不包括兩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60人受傷。扎瓦希里將傷害無辜者和自殺的合法化邏輯推到了極限，他宣稱，雖然爆炸中可能會有無辜者死去，比如兒童和真正的穆斯林，但在敵人太過強大的緊急情況下，不得濫殺無辜的規定必須放寬；至于為了宗教信仰獻出生命的襲擊者，應當被視作殉教烈士。1996年圣戰組織與基地組織合并，扎瓦希里成為基地組織的意識形態領袖，該組織的恐襲行動自然也得到了上述邏輯的支持。
1996年8月23日，本·拉登發布“對占領兩處圣地之國的美國人發動戰爭的宣言”，稱“穆斯林自先知去世以來遭受的最為深重的災難之一”是美軍與多國部隊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兩年后，基地組織發布的圣令將目標和言辭激烈程度再度升級，宣稱將使斗爭目標從地區性沖突轉向針對美國的全球伊斯蘭圣戰。在賴特看來，在阿富汗的山洞里向美國宣戰的的本·拉登意圖對抗的與其說是美國，不如說是現代性本身。
然而美國當局一直對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的威脅性缺乏認知。賴特的調查顯示，美國情報部門內部對中東問題了解有限，除了個別敏感度高的人員以外，多數人對中東恐怖主義活動的深度與廣度缺乏警惕性，兩大情報部門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還存在信息交流不暢的問題。1993年2月26日世貿中心地下停車庫恐襲事件本應是一記警鐘，一位名叫拉米茲·優素福的穆斯林將一輛裝著炸彈的車開進世貿中心地下停車庫，爆炸炸穿了六個樓層，造成六人喪生，1042人受傷。賴特指出，早在那時，伊斯蘭激進分子就存有了發動戲劇性的、極具象征意義的恐怖襲擊的想法。幾年后，優素福的叔叔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前往阿富汗拜訪了本·拉登，帶去了一整套對美國發動襲擊的方案，其中一項計劃就是訓練飛行員駕機撞毀建筑物。本·拉登當時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9·11”的種子顯然已經埋下。
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國人在震驚與恐懼中意識到宗教極端主義的火焰還是燒到了美國本土。世貿中心的死難者來自全球62個國家，他們擁有不同的種族、年齡、性取向、文化背景、職業和生活方式，是全球化讓他們在這個命定的災難日齊聚于此。在賴特看來，僅從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基地組織瞄準的目標是美國，但它卻擊中了全人類。”
祖科夫認為，“9·11”給美國帶來的創傷之深，讓這個日期成為了劃分當代美國人生命經驗的最重要坐標：
“每一天的經歷都劃分為9·11之前和之后，每一天，人們都必須適應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每一個安全檢查點都帶來了物理上的變化，而每一次提到‘國土’，又會帶來心理上的變化，在9·11事件之前，美國人很少使用‘國土’這個詞。”
在這起美國史上最致命的恐怖襲擊發生的五天后，時任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宣布：“我們知道，美國人民知道，這場十字軍東征，這場反恐戰爭，將會持續一段時間。”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認為，如果白宮多研究一點歷史，小布什總統恐怕就不會如此輕率地使用“十字軍東征”這個詞，因為即使是最溫和的穆斯林，也會出自本能地從這個詞聯想到歷史上的西方侵略。
而從伊斯蘭激進分子的角度來說，美國當局的反應或許反倒印證了他們的觀念——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的永恒戰爭一直在進行當中。同樣也是因為對歷史缺乏了解，美國輕率地發動戰爭，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紛亂時局的泥潭。直到9·11二十周年，美國才完成阿富汗撤軍，但留下的是滿目瘡痍的孱弱國度。
在帕戈登看來，9·11事件及其后續發展向西方揭示的最大教訓是過于樂觀地解讀伊斯蘭歷史，過于一廂情愿地相信自由民主是普世的政治制度。這種假設錯誤地認為那些對政府契約理論毫無概念、完全無法想象有人能自愿交出權力的社會會自然而然地擁抱民主制。更重要的是，認為人類天生渴望自由的觀點忽略了人類在生活中同樣強烈渴望秩序和方向感，而宗教恰恰能提供這些，在失序的社會中尤為如此，因為人們對被邊緣化、被剝奪、充滿不安全感的生活感到絕望：
“對渴求確定性的被剝奪階層而言，即使只是以無法被證實的啟示為前提的確定性，也具有壓倒性的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對于很多過著貧窮、不安定生活的穆斯林而言，有關來世的信條，即使是其中最極端的通過自殺快速上天堂的例子，看上去似乎也要比放棄真主之后得到的遙遠、無法預期的利益更加實際?！?/p>
在今天，我們或許反而能對彌散于伊斯蘭世界的這種絕望感有更多的理解。曾在中東做駐站記者的資深媒體人周軼君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哪怕是在15年內，她都認為9·11事件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但在20年后的今天回望9·11，它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力已經衰退，中美關系或全球化的問題才是當今世界的主旋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人們越來越看清的一個事實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下的全球化革新了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分野——它不僅僅存在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或伊斯蘭激進分子眼中的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之間），也存在于西方世界內部。2016年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將這種在西方世界內部醞釀的緊張沖突徹底暴露。
雖然伊斯蘭激進分子將美國視作現世主義與物質主義的堡壘，但諷刺的是，美國是一個既極端世俗又非常虔信的國家。從1980年開始，有信仰的美國人——無論是原教旨主義新教徒、虔誠天主教徒還是正統猶太教徒——都開始向共和黨靠攏，與此同時，世俗化美國人則倒向了民主黨，黨派斗爭造成的政治分裂在特朗普執政的四年里達到了新高度。我們開始發現，學界分析美國民粹主義（特別是宗教右翼的話語）與伊斯蘭宗教激進主義的話語有相似之處——在一個快速變化、日趨復雜的時代，拒絕接受現代社會的復雜性，用某種非黑即白的傳統宗教邏輯思考問題，能夠為不安的人們提供他們渴望的確定感和安全感。
我們同樣能夠看到，在全球化帶來的整體性失落感、羞恥和怨恨面前，將問題歸咎于道德墮落、以剝奪個體自由的形式進行社會凈化也是許多美國人回應失敗的方式。在這一方面，正在阿富汗和美國發生的兩件事形成了某種鏡像：在塔利班性別政策對女性在公共場合的露面和社會交往施加嚴苛規定的同時，美國得克薩斯州開始施行全美最嚴苛的州級墮胎禁令，懷孕六周后的墮胎行為幾乎完全被禁止，強奸或亂倫導致的懷孕也無法豁免。
20年過去，9·11或許正在從新聞事件變成歷史，它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或許正在消退。但這起發生在新千年之初的事件至今仍在提醒我們，即使人類總是自詡為理性的動物，情緒與情感依然能夠在一些歷史時刻左右集體命運的走向。
參考資料：
【加拿大】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歷史的運用與濫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
【美】米切爾·祖考夫.《墜落與重生：9·11的故事》.文匯出版社.2021.
【美】安東尼·帕戈登.《兩個世界的戰爭：2500年來東方與西方的競逐》.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
【英】彼得·沃森.《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譯林出版社.2018.
【美】勞倫斯·賴特.《末日巨塔：基地組織與“9·11”之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深信現場，看見個體：與周軼君聊世界與新聞的變遷 | 隨機波動061》，隨機波動
https://mp.weixin.qq.com/s/JvHT3HgxWXZtgy8AZguX4Q
《從美國推出最嚴墮胎法案談起：宗教為何加劇了美國政治分裂？》，界面文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NzUyMTE3NA==&mid=2247493523&idx=1&sn=c6282ada39ec0b9282293d030bb83cdd&chksm=eb6651eadc11d8fc28bf30cdef9df3543e24051221f4f2ec78f5d11dd2d8480383a8429b68ce#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