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差友們最早接觸到電腦是什么時候。
記得托尼第一次見到電腦是在舅舅家，那時候的電腦還是大屁股的顯示屏。
在當時這個笨家伙既沒法玩 3A 大作也不能看高清電影，不過那簡潔明亮的視窗界面給托尼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后來才知道，那是微軟在自己最黃金的時代推出的 Windows 95 操作系統，發布時引起的轟動不亞于 iPhone 的問世。
這款有著劃時代意義的操作系統，奠定了微軟此后 20 多年的發展方向，從視窗的設計語言到獨創的開始按鍵，一個不落地都傳承到了最新的Windows 10 系統。
可以說，Windows 95 的地位就像電腦操作的圣經一般，人們對它懷著崇高的敬意。
甚至在 Github 上有一個叫 Felix Rieseberg 的程序員基于 Electron 框架開發了一個 Windows 95 的桌面程序。
很難想象，二十多年前的操作系統，如今只占了 200 多 M 的大小，放到現在，可能還不如一臺手機操作系統的大小。
這個程序可以在 Windows、macOS 和 Linux 平臺上運行，有點像虛擬機的邏輯，沒有繁瑣的安裝，下載好直接點開就能用了。
打開程序以后，還能看到一個歡迎界面，上面提示你摁 Esc 可以自由切換程序內的光標。
點擊 START ，伴隨著古老的開機音樂，就正式進到系統里了。
映入眼簾的金磚壁紙，已然不大符合當今的審美，年代感十足的圖標，仿佛使人置身于嘈雜的 90 年代。
右鍵桌面，點擊最下面的屬性，顯示界面呼之欲出，不僅是壁紙，像是屏保，視窗主題都能自由搭配。
像小時候一樣，依次點開始，程序，附件，依舊能找到游戲，此時的系統還沒有三維彈球這樣的現象級作品，不過經典的掃雷、當空接龍，紅心大戰一樣不缺。
早期上班偷懶的摸魚業者，想必就是在這些殺時間的系統游戲中頓悟到人生的真諦的。
除此之外，早期的畫圖工具也很有意思，在功能還不是很完善的界面下，能深度挖掘的東西并不多。
可也有像鉛筆工具，填充，噴漆等功能，做一些簡單的涂鴉還是蠻有意思的。
開發者 Felix Rieseberg 在最新更新的版本中還加入了，DOOM（ 毀滅戰士 ）、Tank Killer（ 坦克殺手 ）、等幾款當時最熱門的游戲。
要說這些動作游戲有什么游戲體驗，托尼覺得是談不上的，就拿這個DOOM來說吧， 移動鼠標來走路的 FPS 你見過么。。。
那時候做的最優秀的游戲恰恰是策略類和文字冒險類的主題，像國產之光 《 仙劍奇俠傳 》 ，光榮的《 三國志英杰傳 》，以及 EA 的《 紅色警戒 》等等。
在那個娛樂活動匱乏的年代，能玩上一款這樣的電腦游戲，怕是要羨煞很多的小伙伴了。
可惜這個程序現在還沒有辦法聯網，不能通過別的形式將文件拷貝到系統中，等后續的更新版本慢慢開放了，可玩性會更強一點。
不管怎么說，Windows 95 在用過它的人們心目中一直留存著一席之地，突然回憶起來，有一段曾經的溫暖回憶，就夠了。
托尼把連接貼在下面，有興趣的差友可以下載下來懷懷舊。
Mac版本：https://github.com/felixrieseberg/windows95/releases/download/v2.1.0/windows95-macos-2.1.0.zip
Windows版本：
https://github.com/felixrieseberg/windows95/releases/download/v2.1.0/windows95-2.1.0-setup-win32-x64.exe
資料、圖片來源：https://github.com/felixrieseberg/windows95
“ 還是以前的游戲好玩啊。。。 ”
西史辨偽：《新舊約全書》解構（上篇）
董并生
正文
歐洲文明源于“兩希”（古希臘與希伯來），是19世紀以來形成的西方歷史學“常識”，也是20世紀中國學界的“共識”。“兩希”如車之兩輪或鳥之兩翼，共同構成了西方中心論的歷史源頭。
按照成說，《圣經》指《新舊約全書》，包括《舊約》與《新約》兩部分。《舊約》主要講述猶太人的歷史故事，猶太教稱之為《希伯來圣經》，是“希伯來文明”的代表作，也是基督教的神圣經典；《新約》主要記述猶太人耶穌及其門徒傳教的故事，原創語言主要是希臘語，是基督教的核心經典。歐洲的宗教、歷史、文化就植根于這部《新舊約全書》之上，在歐洲歷史上沒有任何一部典籍可以與之相比肩。
本文以《希伯來圣經》（舊約）及基督教《新約》的文本源流辨析為中心，廓清籠罩在這部神學經典文本上的重重迷霧，探究其祖本的真源，同時對代表“兩希”之一的希伯來歷史的真相略作揭示。
引言：近代歐美學者對《新舊約全書》的解構
經過啟蒙運動及法國大革命的洗禮，歐洲學者開始對基督教的世界觀進行全面質疑。尤其在進入19世紀以后，從德國學者開始，涵蓋法國、英國及美國，以理性主義及進化論為思想武器，對舊約及新約所述內容進行了全面解構。
當代舊約研究立足于威爾豪森
威爾豪森（Julius Wcllhausen,1844-1918），德國現代圣經學家、東方學家、歷史學家。
康樂、簡惠美所作威爾豪森《古以色列史》中譯者序：“在過去一代人中，沒有誰的觀點能夠如此引人矚目地改變了舊約研究，此人便是威爾豪森”。[1]這是1912年英語世界的宗教學刊物《圣經世界》（The Biblical World）在引介這位尚在世的德國圣經學和東方學巨擘時所做的評斷。此外，同代的社會學奠基人韋伯在《古猶太教》中對威爾豪森也幾乎做出了同樣的評價，“縱使再怎么偏離的結論，現今所有的舊約研究無不立足于威爾豪森的偉大著作”，威爾豪森“絕妙地”“運用”和“繼承”了前人的方法，“并將這些方法帶到極為體系化的完美高點”。[2]
實際上，韋伯的看法代表了19世紀末以來諸多相關領域學者對威爾豪森的總體評價：無論是《舊約》、古以色列史、《新約》、伊斯蘭教研究，還是在寬泛意義的東方學研究領域，威爾豪森都被視為一位“集大成者”。[3]
威爾豪森的結論
摩西律法的歷史并不像通常認定的那樣古老，它甚至也不是古代以色列人歷史的起點，而后世所見的《摩西五經》是由數個世紀產生的四種不同的主要版本綜合而成，因此它真正成型的時間應該比此前認定的時間晚得多——大約出現在“巴比倫之囚”（Babylonian cxile）以后的時代，照此推斷，猶太教作為一種真正意義一神教應該是在以色列人從“巴比倫之囚”獲釋回歸迦南后建立的。因此，《摩西五經》及其呈現的律法在嚴格意義上只是猶太教的起點，與遠古以色列人的起源關系不大。
“底本假說”的來源
威爾豪森的這些結論來自于他的“底本假說”（Documentary Hypothesis，或意譯為“五經來源假說”），他本人毫不諱言，此種學說的某些觀念最早可追溯至“這一領域歷史考訂派的劃時代前驅”德維特（Martin Lebrecht de Wette,1780-1849），而在德維特之后，又有羅伊斯（Eduard Reuss,1804-1891）、喬治（Leopold George,1811-1873）和維泰克（Wilhelm Vatke,1806-1882）分別進一步推進了相關工作。
最終直接使威爾豪森獲得“底本假說”雛形的則是另一位圣經學權威格拉夫（Karl Heinrich Graf,1815-1869）。格拉夫早年提了“格拉夫假說”（Grafian Hypothesis）指出，以色列人的法典和《摩西五經》直到猶大國隕落之后才出現，而后世所見的《摩西五經》直到以斯拉改革之后其權威性才被公眾接受。
在“格拉夫假說”的基礎上，威爾豪森系統闡述了自己關于摩西五經成書及其來源的立場。[4]威爾豪森的“底本假說”正是對歷史上這些五經來源學說的綜合和延伸。他認為，《摩西五經》主要是由四個（所謂“J”，“E”，“D”，“P”）不同的來源合成。
“底本假說”概要
在四個主要來源中，“J”據說起源最早，大約產生自公元前10至9世紀的南部猶大國。“J”傳統（“Jahwist”的簡稱，“Jahwist”與“Yahwist”在英德語中寫法互通）往往以“雅衛”稱呼神，并且與其余傳統不同的是，在“J”傳統的敘述中，是亞當首先將神稱為“雅衛”（《創世紀》），但在其余傳統中“雅衛”的說法最早出現在《出埃及記》。“J”來源中描繪的“雅衛”與凡人關系緊密，他形態多樣，人神同形，甚至與亞伯拉罕一起進餐。總的來說，“J”來源的敘述顯得最為生動、通俗甚至“世俗”，它構成了《摩西五經》的主要敘述框架。
第二個來源“E”，大約出現在公元前9世紀的北國，它是“Elohist”（神）派別的產物，與“雅衛”形象不同的是，這個傳統中的神充滿了神秘色彩，他高居天際，不對凡人直接發號施令。“E”來源可以視為對“J”敘述框架的材料補充。
第三個來源“D”（Deuteronomist,申命典派），因為后世普遍認為這一派別創作了《申命記》而得名，申命派的這個傳統相對獨立，它記敘了大量的布道和訓諭，其主體大概出現于公元前7世紀；
第四個來源“P”表示“祭司派”（Priest），此派的底本在四種來源中產生最晚，大約出現在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之囚”發生之后。據推測，這一傳統主要是由一批被流放到巴比倫的以色列祭司創生，這批祭司根據自己的意圖編訂和整合了此前的傳統底本。又由于在“巴比倫之囚”以后以色列人的傳統政治中心已經不復存在，祭司階層就成為了事實上領導以色列人的領袖，它們試圖通過改革宗教祭祀及其儀式來整合和統一以色列民族。[5]
歐洲存在一個“圣經疑古派”
“激進派將《圣經》敘述的準確性確定在流放之后的正典化過程中，甚至更晚的時期（希臘化時代），早于這一時期的《圣經》敘述由于沒有可靠的實物或史料證據，被視為虛構而難以對其進行歷史的解釋。這種觀點被稱為極端抽象派（Biblical Minimalists），也可以稱為圣經研究的‘疑古派’……
“疑古派的主要學者有湯普森、內爾斯?勒姆策（Niels Peter Lemche）、菲利普?戴維斯（Philip R.Davies）、基斯?懷特拉姆(Keith W.Whitelam）等。由于湯普森與勒姆策均出自哥本哈根大學，因此該派學者被冠以‘哥本哈根學派’（the Copenhagen School）之稱。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不再把《圣經》當作任何意義上的歷史，認為《圣經》的語言根本不是歷史的，而是極度文學化、故事化、布道詞和詩歌體的，其根本目的是用于道德訓誡。”[6]
西方史學界解構猶太古史
約翰?凡?塞特斯（John Van Seters）在丹尼爾?沃爾夫總主編的五卷本《牛津歷史著作史》的第1卷中，通過對舊約文獻資料的分析，對猶太古史進行了全面解構。
他說：“從《創世記》至《列王紀下》的內容相當于一部以色列人的歷史，其敘述所依據的是巴勒斯坦高原上各個部族原有的系列傳統，同時也有一些來自外族的神話傳奇，它們已經被圣經作者們搜集整合為一個民族的歷史傳說。”[7]
圣經中的猶太古史沒有資格成為歷史作品
塞特斯研究結論認為，圣經中的猶太古史是若干種不同的故事體系糅合雜燴、層累虛構出來的一個系統。他指出：“這樣的一部歷史傳說無視時代錯誤，而古代歷史學家又任意地對其敘述大加虛構，以至于在現代歷史學家看來，他們的記載沒有資格成為歷史作品。”[8]
大衛王傳奇是虛構的作品
大衛王處于“申命記歷史”的中心位置，但是它卻只包含了一小部分有關大衛王的圣經故事。其中最大的篇幅是關于大衛及其家族的內容，可以稱為“傳奇”，包括他逐步成長為掃羅王繼承者的不同階段，還有他統治時期以及傳位給所羅門的歷史。
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多數圣經學者認為它是出于一位幾乎與大衛和所羅門同時代的作家之手，以其本人對當時宮廷生活的觀察為基礎。學者們將它視為記載“近期”事件的歷史寫作的范例，可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媲美，而且比后者早數百年。
然而，事實上它卻是后人對“申命記歷史”的增補，其中所包含的許多時代錯誤說明它屬于波斯帝國時期（公元前4世紀），因此，它是虛構的作品。[9]
“以色列古史”根本不存在
對于通常被視為以色列民族開端的出埃及事件，他們通過考古發掘得出結論：以色列人從來沒有在埃及，也沒有在沙漠中流浪過，更沒有發起一場軍事運動征服迦南。而且這種懷疑一直持續到巴比倫之囚，認為整個王國時代的歷史都不可信，只有巴比倫之囚以后的歷史才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菲利普?戴維斯干脆認定所謂的“以色列古史”根本就不存在，并強調應當區分以色列一詞的三種不同含義：一是“歷史以色列”（historical Israel），并非《圣經》聲稱的那個民族，而只是一個居住在鐵器時代迦南高地的聚落；二是“圣經以色列”（Biblical Israel），實際上從未存在過，它是波斯時期由《圣經》作者所構建的理想化以色列，通過創造一個共同的過去以凝聚后流放的耶路撒冷社群；三是“古代以色列”（ancient Israel），近一個世紀以來現代學者所創造的以色列，在此過程中對前兩者進行了綜合。[10]在這些懷疑的基礎上，他們甚至提出以色列古史能否書寫的問題。[11]
18-19世紀英國人開始對耶穌產生懷疑
“在18世紀初期，英國博林布魯克派（Bolingbroke）的政治學家們就曾私下討論過，耶穌根本就沒有出生過的可能性。這件事，甚至使法國的伏爾泰也感到震驚不已。
沃爾內在他1791年出版的《帝國的滅亡》（Ruins of Empire）一書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懷疑。拿破侖在1808年會晤德國學者維蘭德（Wieland）時，不談論政治或戰爭方面的問題，卻問他是否相信基督歷史的真實性。”[12]
18世紀末-19世紀德國人對耶穌提出質疑
“德國哲學家及神學家赫爾德（Herder）在1796年指出，《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所記載的基督，與《約翰福音》所記載的基督迥然不同。
德國神學家和哲學家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在他1835-1836年出版的《耶穌的生平》（Life of Jesus）中，認為四福音書里面記述的超自然事跡，應該列為神話，同時避免使用這些事跡來敘述耶穌的生平，而要重新寫出基督的真正行誼。施特勞斯的這本長篇巨著，使《圣經》批判成為德國思想界的擾動長達一個世代之久。[13]
19世紀法國及英、德學者徹底否定基督的存在
1863年，法國歷史學家勒南（Emest Renan）所著的《耶穌的生平》一書，其推理式的論述，使當時廣大的群眾震驚惶恐。這本書收集了德國對基督教的各種批評，把四福音書的問題公之于整個知識界。
到了19世紀的末葉，盧瓦奇神父（Abbe Loisy）的法國學派對此評論達到了最高潮。因為他極力主張嚴格分析《新約圣經》的真實性，以至天主教當局覺得非把他和一些‘前進分子’逐出教會不可。同時，皮爾遜（Pierson）、納貝爾（Naber）、馬特斯（Matthas）的荷蘭學派，更進一步致力于此一運動，他們處心積慮地去否認耶穌存在的史實。
在德國，阿瑟?德魯斯（Arthur Drews）將這種否定的主張予以更明確的說明，英國的史密斯（W.B.Smith）和羅伯遜（J.M.Robertson）也發表了類似的否定言論。兩個世紀的討論，結果似乎是推翻了基督存在的可能性。[14]
《新約》保羅書信亦偽作也
20世紀初，日本作家幸德秋水在綜述歐美學者對《新約》的質疑時寫道：“近時頭腦清醒的德、法考證學家，于其熱心研究的結果，斷定保羅書信十四篇中十篇全是偽作。只有其余四篇在表面上找不出有偽作的證據。甚至關于保羅本人，他的出生年代，活動時期，我們都尚未能弄清楚。勒南的《保羅》、懷特教授的《宗教與科學的戰爭》（Warfare of Religion and Science）、賴克博士的《文明史》、《美國百科全書》等都這樣說。連《大英百科全書》的記者也認為，‘我們對于使徒的研究，除新約全書所能看到的以外，幾乎完全沒有什么可以作為典據的知識。’”[15]
以上，我們通過引述的方式，對歐美學者從18世紀、特別是19世紀以來對《新舊約全書》的批判與解構歷程，進行了一個鳥瞰式的概覽。歐美學者對《新舊約全書》的質疑與解構，主要是基于對文本結構的研究，以及結合考古學以及宗教學的資料，對《新舊約全書》進行了全面解構的。這樣的研究，無疑動搖了《新舊約全書》的神圣性，值得肯定。但是，西方學者的研究結果，基本上沒有觸及《新舊約全書》在西方中心論上的歷史地位。
在以下的考論過程中，我們試圖使用史源學、辨偽學的方法，結合語言學、考古學的證據，通過對《新舊約全書》文本源流的考辨及與傳教士中文文獻的對照分析，揭示不同于西方學者研究結論的歷史真相，以期有助于使人們認清西方中心論的真面目。
上篇 《新舊約》文本源流獻疑
《新舊約全書》是什么時候的作品？
《希伯來圣經》（舊約）各篇的出現時間，常見的一種說法認為是公元前1300年-前100年之間[16]，當代圣經學者馬克·R.諾頓（Mark R.Norton）認為舊約最古老的部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紀甚至更早[17]，中國的圣經學者梁工主編的《圣經百科詞典》認為，希伯來圣經最早的文本為摩西五經，其成書時間在耶誕400年前[18]，還有人說是公元前的1000年間[19]，具體時間語焉不詳。各種說法實際上都沒有什么確切的依據，據說其原創語言主要為希伯來語。《新約》各篇的成書時間，一般認為是在公元1世紀到2世紀間陸續出現，其原創語言主要是希臘語。
關于《希伯來圣經》（正典）所確立的時間，一說認為是在公元70年之后。公元70年羅馬軍隊攻陷圣城耶路撒冷并焚毀了第二圣殿，“一大批以法利賽派為主的文士們，……聚集在亞布內學院里，將流傳于世的宗教經書匯編成冊，并最終完成了《希伯來圣經》全書的正典過程，即制定出了《希伯來圣經》匯編的標準與規范，并最終圣化這些經卷，規定任何人不得增刪、修改。”[20]另一說則主張，是在公元90年左右召開的雅尼亞（Jamnia）會議上確定的。[21]《新約》27卷，一般認為在公元397年迦太基第三次宗教會議上被確定為正典。
然而，上述這些廣泛流行的說法，實際上是西方中心論刻意編造出來的故事，不僅沒有什么確切的依據，與其在不同時期及場合所編造的歷史故事相互比勘，前后抵牾、相互矛盾之處比比皆是。
《新舊約全書》是如何流傳到今天的？
今天所見到最早完整流傳至今的《新舊約全書》，是一部拉丁文本印刷品——《谷登堡圣經》，據說這部《谷登堡圣經》是歐洲在公元15世紀引進印刷術之后，所印刷的第一部書籍，而且是金屬活字印刷品。[22]
這部印刷品所依據的文本是什么呢？據說是在歐洲中世紀千年黑暗時期唯一被教會認可的標準文本——武加大拉丁文譯本；這個武加大拉丁文譯本又是其后所有其它語言的《新舊約全書》譯本的祖本。[23]
那么，這部武加大拉丁文譯本又是怎樣的來歷呢？據說是一位名叫哲羅姆的教父，受教皇達馬蘇斯的委托，于382或383年開始翻譯的。武加大譯本包括新約與舊約全部內容，新約四部福音書來自希臘文原創文本，舊約全部內容來自七十士希臘文譯本。[24]
七十士希臘文譯本則來自《希伯來圣經》正典，是應亞歷山大的統治者托勒密二世的要求，由70余位教士從希伯來文翻譯為希臘文的，時間是公元前3世紀中葉。
《希伯來圣經》正典成書則是在公元70年之后！是的、沒有看錯，公元前3世紀中葉，依據公元70年之后的《希伯來圣經》正典，翻譯出七十士希臘文譯本舊約全書。
《希伯來圣經》正典（公元70年后）→
七十士希臘文譯本舊約全書（公元前3世紀中葉）→
武加大拉丁文譯本（公元4世紀下半葉，舊約譯自七十士希臘文譯本，新約譯自希臘文原本）→
《新舊約全書》印刷版本（15世紀）及新教其他語言文本
這就是圣經文本源流的主干部分。問題是，這樣的文本源流可信嗎？
一、七十士希臘文《圣經》譯本只是一則故事
按照成說，最早的《圣經》文本，就是公元前3世紀的“七十士希臘文《圣經》譯本”，早期的拉丁文《圣經》譯本，其舊約部分就是譯自這個七十士希臘文文本。進而，七十士希臘文文本又是來自希伯來文《圣經正典》。
這里存在著嚴重的時間錯位。如上所述，希伯來文《圣經正典》成書時間在公元70年之后，怎么會先有譯本、后有原本呢？
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只是后世的一個傳說
這則傳說是這樣的：
根據最初記載于《阿立斯蒂亞書信》（Letter of Aristeas）（大約寫于公元前二世紀）的一個傳說，《七十士譯本》是希伯來圣經的希臘文譯本，是埃及法老王多利買二世非拉鐵非斯（Ptolemy Ⅱ Philadelphus，公元前287-247年）為他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委托他人翻譯的。猶太人的大祭司以利亞撒負責此事，他從以色列每一支派各挑選了六位學者，總共七十二位，他們到了亞歷山大城，用七十二天時間完成了翻譯。[25]
這里的多利買二世就是托勒密二世。將圣經從希伯來文翻譯為希臘文，原來是為了在亞歷山大圖書館進行陳列！“將希伯來圣經翻譯成希臘語是應托勒密二世之命”的這種說法，出自一封被稱為《亞里斯提亞書信》（Letter of Aristeas）的古代信件，其實早有學者指出這封信件是出于偽造。實際上，連故事中所指稱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本身，也是出于西方中心論對歐洲古典歷史的虛構。[26]
《七十士譯本》傳說的另一版本
另有人偽托2世紀末里昂基督徒主教愛任紐的記載，則是虛構中的虛構。
該故事稱：“翻譯者有七十人，而且要求每個人單獨完成整部希伯來圣經的翻譯。結果，不可思議的是，這些譯本居然都是一模一樣的[27]。這些超乎尋常的翻譯故事自然增加了《七十士譯本》（因翻譯者的數目而得此名）在說希臘語的猶太人、尤其是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人及后來的基督徒中的權威。”[28]
《七十士譯本》的篇目多于《希伯來圣經》？
更有趣的是，《七十士圣經》譯本的內容，遠遠多于《希伯來圣經》正典底本的內容，不僅包括超出新教版本的天主教圣經的內容，甚至包括所謂的《圣經后典》，即次經的內容。
下圖是七十士譯本中的書卷。前面帶有星號的未收入后來的希伯來圣經正典中，但是大部分收入了現在的羅馬天主教圣經、希臘東正教圣經和斯拉夫圣經中，而很多新教圣經單獨印行這些書卷，稱為“次經”。
七十士譯本篇目一覽
不包含在天主教圣經、希臘圣經和斯拉夫圣經中（也不在次經中）的書卷是：以斯拉續篇上卷（1 Esdras）、瑪拿西禱言（Prayer of Manasseh）、馬加比三書和馬加比四書（3 and 4 Maccabees）、頌歌（Odes）和所羅門詩篇（Psalms of Solomon）。但是希臘東正教圣經和斯拉夫圣經中包含以斯拉續篇上卷、瑪拿西禱言、馬加比三書。此外，馬加比四書也收在希臘圣經的附錄中。[29]
一般來說，古代作品包括篇目內容越多，后來疊加的可能性越大，其時代也越晚。征諸猶太教的歷史，起初只有某種形式的經商智慧寶典“塔木德”，到了18世紀門德爾松的時代，有了“托拉”（摩西五經）的概念，猶太教圣經正典是19世紀以后的現象。關于這個問題，后文詳述，此處不贅。
次經故事，內容晚出，一望可知
七十士譯本所含超出希伯來圣經篇目的內容晚出。如次經第一篇的《馬加比一書》開篇所講述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其為后世偽托，一望可知。其開篇第一節如下：
“從亞歷山大大帝至安提阿古四世的希臘帝國”：1.馬其頓人腓力的兒子亞歷山大從基提地出來以后，戰勝了波斯人和瑪代人的王大流士，遂接續他為王。他先前已統治了希臘。2.他打了很多仗，攻占堡壘，并殺了地上眾君王；3.他遠征直到地極，掠奪了多國的財物。當全地在他面前默默無言，他就被高舉，心高氣傲。4.他招募了一支極其精銳的軍隊，管治各省、列族和諸王，他們便向他進貢。
5.這些事以后，他病倒在床，自覺死期將到，6.于是召集他的臣仆，就是那些當他年幼時與他同桌共食、士起長大的顯貴，趁他仍然活著的時候，將國分給他們。7.亞歷山大在位十二年就死了。8.于是他的臣仆就各據一方統治。9.在他死后，他們各自加冕稱王，他們的子孫世襲多年，在遍地多行不義。
我們知道，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屬于典型的偽史。其最早的版本系中世紀阿拉伯的故事，后來四下流傳，被改編成了古希臘的故事。[30]
七十士譯本的底本：是猶太圣經正典還是摩西五經？
“因為急于擁有猶太律法書的譯本，托勒密命人給耶路撒冷的猶太大祭司以利亞撒（Eleazar）寫了一封信，請求他派72名最優秀的學者到亞歷山大，精確地把猶太律法書（摩西五經）翻譯成希臘語。這72位學者到達亞歷山大后（以色列12個支派中，每個支派選出6名學者），受到盛宴款待及皇室規格的禮遇。然后當權者賜給他們一個位于地中海內的小島，這個島離岸一公里遠，十分安靜，讓他們在那里工作。這些學者彼此分工，互相商量，72天就完成了翻譯工作。當他們把譯本讀給當地的一個聚會堂聽時，得到了很高的贊譽。實際上，人們認為這一譯本太精確了，所以任何人敢對其進行改動都將受到詛咒。”[31]
如上圖所見，七十士譯本譯自希伯來圣經全本，其篇目遠遠多于希伯來圣經正典；這里又說，托勒密請來72位學者翻譯的僅僅是猶太律法書——摩西五經？可見編造故事的人所編造故事時的隨意性，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缺乏可信性。
有七十士譯本的文本流傳至今嗎？
據說19世紀中葉德國人于西奈一所廢棄的修道院垃圾堆中發現了公元4世紀中葉的一件七十士希臘文圣經的抄本，稱之為“西奈抄本”。另外還有一本所謂的“梵蒂岡本”。
這里僅舉“西奈抄本”略作說明。“七十士希臘文譯本西奈抄本不為世人所知，直到1844年，一位來訪的德國學者替申多夫（C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在一堆等待燒毀的垃圾中發現了它。當替申多夫認識到自己發現的是什么時，他設法搶救出了大部分手稿。因為這些手稿極為珍貴，而且幾乎是完整的，這兩本4世紀的抄本為今天的圣經學者提供了無法估量的幫助。”[32]
廢棄寺院的垃圾堆中，發現幾近完整的莎草片文本？這種作派正是西方中心論19世紀時虛構歷史采用的典型手法。
“七十士譯本”文獻不靠譜
據說公元1世紀有一位猶太人約瑟夫斯，他所寫的《猶太古史》及《猶太戰爭》，為圣經之外關于猶太歷史的唯一歷史文獻。
薩克雷《約瑟夫斯評傳》導言寫道：
“約瑟夫斯在希臘-猶太文獻的作者名單中。此類文獻的主要代表是被稱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的所謂文獻；現代學者發現越來越難單列出一種符合該詞詞義，且值得被稱為‘七十士譯本’的文獻；不過依據比較傳統的用法，‘七十士譯本’指的是最早的，或者至少是較早的《摩西五經》（Pantateuch）的希臘語譯本——大致于公元前250年左右譯畢，《圣經》其余的內容也在之后得到翻譯。由于殘本、片段得到保存，所以我們知道《圣經》后來有三種古希臘語譯本，即阿奎拉版（Aqulia）、迪奧多信版（Theodotion）和西瑪庫版（Symmachus）。”[33]
這里大意是說，約瑟夫斯的作品與七十士譯本內容雷同，不過較早的內容只有摩西五經，從而暴露了所謂七十子譯本文獻來歷的可疑性。另據西方學者揭露，約瑟夫斯是17世紀初法國神父約瑟夫?斯卡利杰虛構的人物，其實就是斯卡利杰本人，約瑟夫斯就是約瑟夫?斯卡利杰的縮寫。而約瑟夫斯的作品《猶太古史》及《猶太戰爭》，實際上是斯卡利杰編造的偽史。[34]《約瑟夫斯評傳》導言所指《圣經》的三種古希臘語譯本，即阿奎拉版（Aqulia）、迪奧多信版（Theodotion）和西瑪庫版實際上是虛中之虛。
如上所述，公元前3世紀七十士希臘文圣經譯本的說法矛盾重重，實際上并沒有確切的證據能夠證明歷史上這個文本的真實存在。
二、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拉丁文《圣經》譯本
歐洲第一部印刷的書籍——《谷登堡圣經》是什么？
現在傳世的、我們能夠見到最早的《新舊約全書》是一部15世紀印制的、被稱為《谷登堡圣經》的印刷品。
“西方印刷業的開端以1456年谷登堡版《圣經》的出現為標志。”換句話說，“谷登堡印制了世界上第一本由活字印術技術制作的書——《圣經》，也叫做《谷登堡圣經》（Gutenberg Bible）”[35]
據說，這部1456年所印行的谷登堡版《圣經》以“武加大譯本”為底本，目前還有48本流傳下來。這本圣經共兩冊，1282頁。每頁分兩列，一般為42行。有11本現存的圣經印在精致的羊皮紙上，其余37本則印于紙上。
上圖為《谷登堡圣經》的一頁，內容為詩篇1到4篇。[36]
谷登堡發明了印刷術，第一部印刷品就是這部大部頭圣經？而且有裝飾字母？彩色套印？梵蒂岡標準版本？
《谷登堡圣經》的底本——“武加大譯本”
據說，在耶誕4世紀時，歐洲有一位名叫哲羅姆的圣經學者，是一位不可企及的天才。
哲羅姆（Sophronius Eusebius Hieronymus），公元347年出生于達爾馬提亞（Dalmatia，今斯洛文尼亞），12歲時，前往羅馬學習希臘和羅馬的經典著作。大約公元366年受洗，很快就獻身于圣經研究。公元377年，在兩年的沙漠苦修之后，他在安提阿被按立為神父。382年返回羅馬，成為教皇達馬蘇的私人秘書，并被委派修訂當時的圣經拉丁文譯本。在羅馬期間，哲羅姆也在講道中批評羅馬的神職人員和懶散的修士們，并成為一群富有的羅馬婦女的屬靈導師。當達馬蘇于384年去世時，離開羅馬，在伯利恒定居，在那里終其一生。也正是在伯利恒，哲羅姆完成了圣經的翻譯，于公元419或420年安然離世。
直到哲羅姆的時代，大多數基督徒仍在閱讀希臘語圣經。耶穌的時代，希臘語就是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新約是用希臘語創作的，當然幾乎全部的舊約均通過希臘語譯本而為人所知，最早的基督徒們主要是通過最初的七十士譯本了解舊約的。到公元4世紀哲羅姆時代，拉丁文在廣闊的羅馬帝國中使用，所以極需一部優秀的拉丁文圣經譯本。雖然此時已經出現了一些拉丁文圣經譯本，但都相當粗略，一直到熱心的哲羅姆翻譯出一部優秀的拉丁文圣經。這部圣經被稱為武加大譯本（Vulgate），因為其譯本非常成功，一直作為天主教會的正式圣經，使用了1500多年。[37]
“武加大譯本”成書過程
公元382或383年，哲羅姆接受教皇達馬蘇的委派，開始在羅馬翻譯圣經。他對希臘語原文圣經進行研究之后，以一部古老的拉丁文譯本為基礎，并糾正了其中的錯誤，很快翻譯出了四部福音書。
還不確定哲羅姆是否也翻譯了新約的其他書卷，但一些學者相信他翻譯了。武加大譯本中其余的新約書卷另有譯者，但哲羅姆的確翻譯了舊約的全部內容。起初，仍是以一部古老的拉丁文譯本為基礎，很快就將詩篇翻譯了出來。這一次，他修正了其中與希伯來原文圣經和希臘語七十士譯本相悖的內容，但他對這次翻譯工作并不滿意。此時，他離開羅馬，定居在伯利恒。
在伯利恒，哲羅姆又繼續翻譯詩篇第二稿。這次，他參考奧利金的六經合璧，即把各種不同的希伯來經文和希臘語譯本按六欄排版的研讀本圣經，使其譯文更加精確。隨后，在七十士譯本的基礎上，他開始翻譯約伯記，還有被認為出自所羅門的三卷書和歷代志。
接著，他丟開七十士譯本，盡管七十士譯本一直被基督徒看作是神圣舊約的文獻，其地位甚至高于希伯來語原文圣經。從那時起，哲羅姆似乎就不再依靠希臘語的七十士譯本，而是直接根據希伯來圣經翻譯剩余的舊約書卷。
還有一些書卷未被正式希伯來圣經接受，但收錄在七十士譯本中，在對它們進行研究之后，哲羅姆斷定這些書卷是荒謬的。雖然他也翻譯了一些這種書卷，但他拒絕將這些書卷列入舊約正典，并在引言中將其列為次經。這又是大膽的一步，因為很久以來，這些作品已為大多數基督徒接受為經書。然而后來，人們抄寫哲羅姆的圣經譯本時，常把引言部分漏掉，于是基督徒繼續將這些次經接受為圣經的一部分。直到宗教改革時期，這些被列入正典的作品才再次受到嚴肅的質疑。[38]
哲羅姆翻譯《舊約》的底本從七十士譯本轉為希伯來文本？
“3世紀左右，拉丁文開始取代希臘文成為更廣闊的羅馬世界的學習語言，因此急需一個統一的、可靠的文本，以供神學和敬拜之用。為滿足這一需要，教皇達馬蘇一世（Pope Damasus，366-384年）委任精通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杰出學者哲羅姆承擔翻譯的工作。哲羅姆最初是以翻譯希臘七十士譯本開始他的工作，因為許多教會權威，包括奧古斯丁，認為這個譯本充滿了上帝默示的亮光。
但是后來，他冒著被嚴厲批評的危險，轉向當時在巴勒斯坦正被使用的希伯來文本作為翻譯的基礎文本。在390年至405年期間，哲羅姆完成了希伯來舊約的拉丁文譯本。然而，盡管他轉向希伯來原文，他還是深深地依賴于各種希臘版本作為翻譯的幫助。這樣做的結果是：武加大譯本在以希伯來文本為基礎的同時，也反映了希臘文譯本和拉丁文譯本的影響。武加大本對于文本的批判的價值在于它為馬索拉抄本之前的希伯來圣經提供了證據，盡管由于受到當時已經存在的希臘譯本的影響，其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已大打折扣。”[39]
按照成說，當時的巴勒斯坦是猶太教流行的地區。猶太教自己的經典是《妥拉》和《塔木德》，現行《圣經》（舊約）的篇目與版本等都是基督教會內部確定的，確定時也沒有與猶太教商量，哲羅姆翻譯《圣經》怎么可能拿并不存在的巴勒斯坦猶太教當時所使用的希伯來文版本為底本呢？
哲羅姆譯本指謬舉隅
例如，哲羅姆《約伯書》前言：“當前的翻譯沒有沿用古代譯者的路子，但需要以現在準確的詞語，把希伯來原文和阿拉伯原文，甚至還有敘利亞文并置在一起，翻譯新的譯本。”[40]
我們知道，阿拉伯民族成立之后才有阿拉伯文，阿拉伯文出現在公元7世紀之后，哲羅姆是公元4世紀人，怎能有阿拉伯文供他參考呢？
再如，哲羅姆《多比傳》《猶滴傳》前言：“由于閃族語與希伯來語極為相近，我得到了我能找到的能夠熟練運用兩種語言的人的幫助，就某個主題展開一天緊張的工作。我的方法是，在秘書的幫助下，把翻譯者用希伯來語講的內容，用拉丁文解釋。”[41]
我們知道，“閃族語”是18世紀以后才有的概念，哲羅姆怎么會使用比自己晚1400年的概念呢？
還有，“早期對武加大譯本的反應。起初，公眾并沒有接受哲羅姆的譯本，而還是喜歡他們在敬拜和研習時已經熟悉的譯本。有些人對哲羅姆放棄七十士譯本感到遺憾。哲羅姆還是謹慎地保留著那些七十士譯本中存在的已經成為神學討論主題的術語，但是批評家們仍感到不滿，因為他們認為希臘語圣經比古老的希伯來原文圣經更真實。在箴言、傳道書和雅歌的前言中（公元393年），哲羅姆對這些批評家做出了回應：
如果有人感到七十士譯本更為滿意，那是長期以來我對其所做的訂正。我們的目的不是創造一個新譯本，毀壞一個舊譯本。如果我們的朋友仔細閱讀，他會發現我們的譯本更為清晰，因為這一譯本并沒有經過幾次轉譯而變味，而是直接根據原文翻譯，并儲存在潔凈的容器中，因此保持了原味。”[42]
按：“如果有人感到七十士譯本更為滿意，那是長期以來我對其所做的訂正”，這種說法不成立，因為當時的條件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使評論者廣泛讀到哲羅姆所訂正的文稿。
哲羅姆拉丁文圣經武加大譯本9世紀版本的一頁[43]
上圖右上角的大寫字體不是抄者手寫體，而是印刷體。我們知道，9世紀的歐洲還沒有印刷技術。
“谷登堡印刷術”疑竇重重
一個被指稱為15世紀的德國小鎮的故事；一位文盲金匠突發奇想，歐洲第一部印刷品出籠；資金少許，個人借款（1600萊茵金幣）；改造啤酒設備，小作坊，請一位幫手，彩色套印；19世紀標準：最好的紙張、最好的字模、最好的印油；私印圣經；文本來源不明、事先沒有教廷認可、卻被指定為教會標準版本……
一件“高大上”的歐洲 “文化”頂級產品。教會上千年搞不定圣經定本問題，被一個文盲金匠借了1600萊茵金幣，在短時間內，初次嘗試活字印刷，便一字不錯地完整印制出來，并被整個基督教世界奉為標準版本！？
谷登堡，何許人也？
谷登堡又譯古登堡或古騰堡。一種說法，谷登堡的名字是約翰·根斯弗萊希（Johan Gensfleich，1398-1468）[44]，還有一種說法，其全名叫約翰內斯·古滕貝格·拉登·古登堡（Johann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45]，被稱為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家。他住的地方稱為谷登堡府（Gutenberghof，又稱“猶太山屋”），谷登堡一家的姓氏便是由此而來。[46]
谷登堡的家鄉被譽為“金色的美因茨”（Golden Mainz）的奧雷亞莫格塔（Aurea Moguntia）是一個位于美因河岸的帶城墻小鎮，是中世紀晚期城鎮的縮影。街道是一條條泥濘的小路，好一點的會鋪上木板，沿小路有一條排污用的明渠。行人必須時時警惕，因為高層可能會直接從窗戶往外倒夜壺。美因茨的人口有六千左右，多年來由于接連暴發的黑死病而減少了很多……[47]
谷登堡生平信息的不確定性
長久以來，學術界推斷谷登堡的出生年份應為1398年。但是阿爾伯特·卡普（Albert Kapr）在其1996年出版的傳記中指出，谷登堡的出生日期為1400年6月24日。谷登堡出生時，父親年約五十多歲，系美因茨知名商人。古登堡的母親出身于貴族家庭，年齡比谷登堡的父親要年輕得多。谷登堡父母均受過良好的教育，也都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古登保到底是在美因茨讀的書還是在自己家里接受的教育，這一點后人并不十分清楚，但他很有可能去過教會舉辦的走讀學校，為了出版《圣經》，他一定在什么地方非常認真地學過拉丁文，他也有可能于1418年至1420年間在愛爾福特大學（Erfurt University）進行過深造。[48]
“拉丁語是一門古老且鮮活的語言，去教堂或者上學便意味著要接觸這門語言。谷登堡本人應該是小時候學習過這門語言，并且成年以后偶爾會說幾句。”[49]
谷登堡是碎片化日耳曼窮鄉僻壤的一位半文盲金匠，拉丁文知識，只是推測他在小時候學過，偶爾會說幾句。他的生平經歷信息，人們所知甚少。
谷登堡的資金來源
1450年，約翰內斯·谷登堡與美因茨金匠、基爾特公會成員約翰·福斯特（Johann Fust）達成了一項協議，以6％的利息借了一筆高達800萊茵金幣的貸款。[50]谷登堡把錢投入他的新車間，但很快就違約拖欠利息。[51]兩年后，他答應再借給谷登堡800萊茵金幣，條件是谷登堡要讓他的養子彼得·施沃夫（Peter Schoffer）擔任工頭。谷登堡同意了，他雇用了施沃夫，福斯特支付了第二筆貸款。[52]
兩次借款，共計1600萊茵金幣。當時雇傭一位工匠，一年大約需要300多萊茵金幣[53]，兩次借款僅夠支付一位工匠5年的工資。印刷設備開發、金屬字模研發、印刷用油墨的研發等，需要幾位工匠啊？廠房及設備投資與日常開支又從哪里來？
谷登堡金屬活字——“發明”鉛字？
谷登堡采用何種金屬的活字？“谷登堡或他的員工倒入模具的是什么金屬，這是目前另一個未知的問題。”學術界有人猜測：“他可能進行過無數次的嘗試，遭遇過無數次的失敗，外加進行一些明智的猜測，最終才確定了他的‘活字金屬’的構成。……對谷登堡《圣經》印本問世后大約一個世紀鑄造的活字的分析顯示：鉛的含量最高，占82%；錫占9%；質地較軟的金屬元素銻占6%；其余為微量的銅。由于今天的活字印刷廠仍然使用同樣的金屬比例鑄造活字，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谷登堡當時曾使用類似的配方。”[54]
鉛字金屬含量的最佳配比：鉛占82%；錫占9%；銻占6%；微量的銅。不知要有經過幾百年的摸索，經過多少家企業的競爭，經過多少次失敗，才能摸索出以上鉛字的最佳配比，谷登堡如何可能做到呢？
谷登堡改造制酒設備“發明”印刷機？
凱瑟琳·哈伯（Katharine Haber）：“谷登堡的的確確發明了一套集傳統印刷設備之優勢和創新科技為一身的新式印刷設備。……谷登堡將原本用于制酒的木質螺旋壓榨機技術和用于造紙及書籍裝訂的技術融合到自己的印刷設備當中。此外，他還制造出一系列金屬活字——先在較軟的金屬上進行雕刻，再用合金進行鍛造——這樣就可以在眾多紙張和底稿上反復使用。”[55]
印刷機的發明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不是看一看別人的制酒設備，就可以回家簡單模仿制造出來的。要將這種制酒設備運用到印刷術中來，“需要解決機械上的問題：首先是要創造一種操作性很強的工具，不僅運作起來速度盡可能地快，而且能夠得到好的印刷效果，使得墨色平整而均勻地印刷到紙張上，而不把紙張損壞。”[56]
谷登堡“發明”印刷用墨水？
凱瑟琳·哈伯（Katharine Haber）：“谷登堡還發明出一種能夠長時間顯像的新型墨水。實踐證明，谷登堡發明的墨水質量優于以前的所有墨水。”[57]
歐洲古代墨水：鍋底灰或油燈頭灰等加植物膠
“黑墨水用碳的沉積物制造，例如從油燈頭或鍋底上刮下來的煙灰，用木炭和燒過的骨頭研磨成精細的碳粉。無論用什么東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種阿拉伯膠之類的黏合劑，即一種阿拉伯樹的水溶性樹液。把這種混合物曬干，制成小塊。在準備寫字的時候，就用濕潤的筆在墨水塊上刷一刷。文士們也常使用紅墨水，那是鐵的氧化物、紅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礦物質制作的。”[58]
摻和“尿液和耳垢”調和粘稠度
據說在谷登堡之前，中世紀用于裝飾手抄本墨水的情況：首先用黑色墨水勾勒出圖案，就像畫漫畫書的單張一樣；接下來，將中性底漆涂在需要上色的區域，然后填充上各種墨水。[59]“所使用的墨水與現代色漆相似，由懸浮在黏性介質（如蛋清）中的顏料構成，同時摻雜了尿液和耳垢等添加物，以達到所需的稠度、顏色和不透明度。”[60]
發明鉛活字，發明印刷機，發明適應于鉛活字的墨水，這些發明最少需要幾十年上百年行業里幾十家企業間不斷摸索改進，不斷試錯才能做到的工藝，不知谷登堡個人如何可能在短時間一次性完成呢？
完成印刷需要的準備工作
所有的這一切都要求有非常重要的前期工作。首先是制作木模，以便放置金屬板，帶有凹進的需要制模的活字印痕的字模；還需要制造出字沖，其底部刻有凸出的字母，以便在字模中沖壓成型。因此印刷術需要各種材料，有些是生產所需，有的則是用于制造工具，其中有一些是像生產壓力機的木料等相對普通的材料，可是也有一些金屬是較難獲得的……
而問題最多的還是各種金屬：首先是用作鉛字的鉛，還有做字沖的鋼，做字模的銅，做壓力機的鐵。不同種類的金屬，同時又是以各種方式成型的：鉛是熔化鑄造出來的，銅、鋼和鐵則是鍛造、沖壓和銼削而成的。這一簡單的事實讓人想到，現代印刷術之所以能夠誕生，在它的周圍必須能夠獲得這些金屬，也必須有人可以將它們成型。換言之，必須存在一個有著各種不同的活動和技能的有利的冶金業環境……[61]
如上所述，美因茨（Golden Mainz）的奧雷亞莫格塔（Aurea Moguntia）是一個位于美因河岸帶城墻的小鎮，人口大約6000左右，不知是否具備這樣的冶金環境呢？
歐洲中心論招搖撞騙的杰作：谷登堡發明印刷術？
當代法國著名漢學家艾田蒲在其專著《中國之歐洲》一書的前言中，以“歐洲中心論招搖撞騙的杰作：谷登堡為印刷術發明家”為標題，對西方中心論偽造谷登堡為印刷術發明人的行為進行了揭露。
當初我人在美因茨，……自然沒有忘記去Weltmuseum der Druckkunst（世界印刷術博物館）。我細細觀賞了《谷登堡圣經》，甚至還研讀了《最后的審判》的殘本；……然而，令我感到驚詫莫名的，是我發現當人們離開這座谷登堡博物館時，卻不得不堅信，上述的這位谷登堡正是在美因茨發明了印刷術。離館前，他們給了我一本40頁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里，谷登堡博物館館長阿洛伊斯·魯佩爾教授（博士）向參觀者介紹了正在形成的世界印刷術博物館和國際谷登堡協會。
魯佩爾教授那本介紹美因茨世界印刷術博物館的小冊子這樣寫道：
“除了美因茨，世界上沒有其他城市會有世界印刷博物館。快到1400年時，這位偉大的印刷術的發明者、古老的根斯弗賴施的貴族后代，誕生在谷登堡的府宅里。在這兒，他完成了不朽的發明；1446年，他印制了至今還保留在美因茨谷登堡博物館的《最后的審判》的殘本，這是歐洲最早出現的鉛字印刷物；從1452到1455年，他印制了《四十二行圣經》，這是圖書印刷術的不朽之作。1468年2月，他溘然長逝，安息在方濟各教派的教堂里。在美因茨，讓人緬懷這位人類無可比擬的天才的紀念物是永存的：在這兒，聳立著他那宏偉的紀念像，這是偉大的托爾瓦德為更為偉大的谷登堡建造的；在這兒，谷登堡博物館已建立并運行了半個多世紀，它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愿意成為全世界所有印刷工的家。
“盡管當谷登堡還是個孩子時東亞就出現了銅字印刷，盡管有人說勞倫斯·揚斯聰·科斯特爾在哈勒姆，或者還有其他人已在谷登堡之前澆鑄了金屬字母，但美因茨仍是印刷術的家鄉，在這一點上，所有的學者與文化人士都是一致的；贏得世界承認的印刷術是在美因茨被發明，并從美因茨出發，向全世界勝利挺進。”
于是，艾田蒲撰文糾正了谷登堡發明了印刷術這一錯誤說法，不料卻遭到了強力反駁。例如，皮埃爾·德·布瓦斯德弗爾先生在當時的《日內瓦日報》上說：“中國人（總是他們！）發明了紙和印刷術”；羅歇·儒德蘭先生在《新法蘭西雜志》中也說我是“中國狂”，只會“咬（我）奶媽歐洲的乳頭”。[62]
有人不愿意承認歐洲印刷術的“木活字”階段
中國造紙術、印刷術研究專家潘吉星指出：“主張歐洲經歷過木活字階段和受中國技術影響的觀點，一度在歐洲受到非難。因為如果此說被大家接受，有些人堅持活字印刷術為歐洲獨立發明的觀點，就難以維持下去。……
“1420年以前，歐洲沒有活字印刷，木活字是從中國引進木版印刷之后出現的，歐洲自身并沒有活字印刷技術傳統，活字思想和活字技術是中國的產物，在中、歐人員往來頻繁的時代，歐洲木活字技術只能來自中國……
“有人不愿意承認歐洲印刷經過木版→木活字→金屬活字三個階段，似乎從木版直接就跳躍到金屬活字。他們不承認卡斯塔爾迪和谷騰堡時代的歐洲進行過木活字印刷，說借近代精密設備和工具制造小號西方文木活字的模擬實驗均告失敗[63]。實驗情況或許是如此，但現代這些模擬實驗的作者恐怕無法否定這樣一個事實：制造大號西文木活字無需動用精密設備和工具，而且可以排版印書。事實上，他們的先輩們就這樣作了。”[64]
歐洲木版印刷實物舉例
現存有年代可查的最早的歐洲木版宗教畫，是1423年印的圣克里斯托夫（St．Christoph）與耶穌畫像（圖269）。此像發現于德國奧格斯堡一修道院圖書館中，當時貼在一手寫本封面上，現藏于英國曼徹斯特賴蘭茲圖書館（The Bylands Library,Manchester）[65]。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圣克里斯托夫背著手持十字架的年幼耶穌渡水，畫面刻兩行韻語，其意思是：“無論何時見圣像，均可免遭死亡災。”這頗有些像佛教印刷品中的經咒那樣。值得注意的是，畫面左下角還有從中國引進的水車。1400-1450年間，德國、意大利、荷蘭及今比利時境內的弗蘭德（Flanders）等地盛行木版印刷。這期間列日（Liege）城的德國神甫欣斯貝格（Jean de Hinsberg，1419-1455）及其姊妹在貝薩尼（Bethany）修道院的財產目錄中列有“印刷書畫用的工具一件”及“印刷圖像用的版木9塊及其他印刷用的石板14塊（Novem printe lignee adimprimendas ymagines cum quatuordecim aliis lapideis printis）”[66]，明確說用版木印刷圣像。[67]
1423年德國木刻單頁宗教畫圣克里斯托夫與基督渡水圖[68]
歐洲最早的活字是“木活字”
木活字是歐洲最早的活字，但它絕對是中國印刷文化的產物，中國活字技術對歐洲的影響首先表現在木活字在歐洲的使用上。16世紀瑞士蘇黎士大學神學教授兼東方學家特奧多爾·布赫曼（Theodor Buchmann，1500-1564）于1548年發表的作品中認為歐洲活字最初以木制成。他說：在歐洲“最初人們將文字刻在全頁大的版木上。但用這種方法相當費工，而且制作費用較高。于是人們便做出木活字，將其逐個拼連起來制版。”[69]
這是歐洲使用木活字印書的重要記載。歐洲早期木活字無疑要用中國的技術方法制作并排版，此外別無他途。布赫曼學術活動時間上距歐洲最初使用活字不過幾十年，他的記載應是可信的，反映歐洲早期活字印刷工試制活字時期仿制中國活字的實際情況。木活字是從木雕版過渡到金屬活字的橋梁，木活字的使用使歐洲人第一次掌握活字印刷思想。意大利、尼德蘭（Nederland）和德國這些木版印刷發達的國家，率先從事木活字印刷。[70]
歐洲人模仿中國人作木活字用來印書的這段歷史，是不容忽視的，因為木活字印刷為此后歐洲出現的金屬活字印刷奠定了技術基礎。[71]
谷登堡生平在中國學者筆下變得“清晰、無疑”
在西方學者那里缺乏明晰生平信息的谷登堡，不知為何，到了中國學者筆下就忽然變得確定無比？
約翰·谷騰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m Gutenberg，1400-1468）生于萊茵河與美因河匯流處的工商業城市美因茨（Mainz），1418-1420年就讀于埃福特（Erfurt）大學，因父亡而輟學，回美因茨習金工……
1444-1448年他外出旅行，可能去荷蘭、瑞士巴塞爾或意大利威尼斯等地[72]，帶著問題作技術考察。1448年回故鄉美因茨，……他向本城富商約翰·富斯特（Johann Fust,c.1400-1466）貸款，以所開發技術和設備為抵押，合同五年有效期內利益均分，期滿后將本息償還債主。……
谷騰堡技術生涯中最大成就，是1455年用小號字（20point）出版《四十行圣經》（Fourty-two Line Bible）精裝本，版面30.5cm×40.6cm，每版含兩頁，雙面印刷，共1286頁，分兩冊裝訂。每個印張四邊及兩頁間邊欄都有木版刻成的花草圖案，木版板框內植字，實際上是集木版與活字版于一身的珍本[73]。這一年合同期滿，谷騰堡無力還債，經官府裁決，富斯特擁有印刷廠……[74]
西方學者找不到證據，不得不依靠推測，如上文：“為了出版《圣經》，他一定在什么地方非常認真地學過拉丁文，他也有可能于1418年至1420年間在愛爾福特大學（Erfurt University）進行過深造”，到了中國學者筆下就成了“1418-1420年就讀于埃福特（Erfurt）大學”；至于谷登堡的拉丁文知識，西方學者推測：“谷登堡本人應該是小時候學習過這門語言，并且成年以后偶爾會說幾句”，在中國學者的敘述中，則默認為在大學中學習拉丁文不證自明了。這一點非常重要，要印刷武加大拉丁文圣經，不懂得拉丁文怎么行。這樣一來，谷登堡、一個半文盲金匠，就可以被解釋為拉丁文學者了。
現存谷登堡發明金屬活字的實物證據
何以見得谷登堡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有什么依據嗎？據說當時留下來三件實物證據。一件是42行圣經，一件是拉丁文語法書，還有一件就是贖罪券。
現存的第一批印刷產品為我們提供了主要的實物證據：贖罪券（即教會出售給教徒以贖其罪的票券），小型拉丁文語法書（donats）以及著名的四十二行圣經，這部約有1300頁的著作印行了有100余部。”[75]
說古騰堡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術，是19世紀的說法。然而，這些研究都是出于當時人們的推測，并無確實的證據。“從19世紀開始，出版了數目可觀的著述，都試圖確定谷騰堡究竟發明了什么，哪些部分真正屬于谷騰堡的個人發明，而不是來自他的合作者、他的競爭者乃至他的繼任者。對于這個問題，由于目前所有的檔案文獻和考古材料都相對有限，因此在很多方面需要依靠假設。”[76]
谷登堡圣經底本從哪里來？
按照成說，來自武加大譯本。印刷術出現之前，按說只有抄本，然而，抄本的特點是每一本抄本之間都有差異，依照中國文獻版本學的原理，必須找到抄本中的善本，再校以不同時期不同抄寫者的異本進行校勘，擇善而從。排印時，更需精心校對、一審再審。不經過這樣的程序，怎么可能印出好的書籍？古騰堡圣經，沒有這些程序，甚至連拉丁文都不懂的工匠們，是怎樣制作出被教會長期認可的圣經標準版本來的？
《谷登堡圣經》藏本來歷可疑
據稱其存世版本最早發現于18世紀，“《谷登堡圣經》也被稱作《馬薩林圣經》（Mazarin Bible），因為17世紀一位名叫尤里斯?馬薩林（Jules Mazarin）的紅衣主教于1706年首次發現《谷登堡圣經》。此后，馬薩林把他發現的《谷登堡圣經》作為藏品小心放在巴黎保管。”[77]
聲稱于18世紀初神秘現身的這部《馬薩林圣經》，其目的在于通過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的“存在”，來證明圣經版本“淵遠流長”。卻忘記了，制定圣經標準版本是梵蒂岡的權責，一個沒有拉丁文修養的金匠憑借對制酒設備的改造，可以印出具有19世紀工藝水準的大部頭圣經？！
現存于世的《谷登堡圣經》有48本。完整印刷的牛皮紙版現存于英國大英博物館（British Library）、法國國立圖書館（Bibliotheque Nationale）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地。在美國，幾近完整的《谷登堡圣經》由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圖書館館藏。[78]另外，艾田蒲在美因茨印刷術博物館也見過《谷登堡圣經》藏本。[79]
古登堡《四十二行圣經》存本地域一覽
存世谷登堡圣經48，其中羊皮本12，紙質本36。按收藏地域來看，主要是在西歐、北美地區，也有個別在東歐及東亞。其中德國15部，法國4部，英國8部，美國10部，意大利2部，西班牙2部，其余葡萄牙、奧地利、比利時、瑞士、丹麥、波蘭及日本各1部。12部羊皮紙印本，德國5部，美國3部，英國2部，法國、意大利各1部。
德國15部：柏林1部（羊皮紙）、哥廷根1部（羊皮紙）、富爾達1部（羊皮紙）、萊比錫3部（其中2部為羊皮紙）、美因茨2部，其余法蘭克福、卡塞爾、慕尼黑、斯韋因富特、斯圖加特、特里爾、阿莎芬堡各1部。
法國4部：巴黎3部（其中羊皮紙1部）、圣奧梅爾1 部。英國8部：倫敦3部（其中兩部為羊皮紙）、劍橋1部、牛津1部、愛丁堡1部、伊頓1部、曼徹斯特1部。美國10部：紐約4部（其中羊皮紙1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部（羊皮紙）、圣馬力諾1部（羊皮紙），其余普林斯頓、奧斯汀、劍橋、紐黑文各1部。意大利2部：羅馬2部（其中羊皮紙1部）。西班牙2部:布爾戈斯1部、塞維利亞1部。其余，葡萄牙里斯本、奧地利維也納、比利時蒙斯、瑞士科洛尼、丹麥哥本哈根、波蘭佩爾普林及日本東京各1部。[80]
這些存世的印本為什么不在修道院，卻都在西方中心論盛行地區的圖書館呢？應該是由歐洲最高宗教機構統一規劃、統一制定格式、手工制作，然后分發各地，分別保存，留此存照，證明基督教文獻古已有之。探尋這些現存于世界各地的《谷登堡圣經》藏本的來歷，是一件有趣的事；大概不會早于大英圣經公會的成立時間（1804年）吧？
《谷登堡圣經》存世48本，每本都不一樣？
“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經》共有48本存世，散布在世界各個角落。每個存本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獨一無二的裝幀，因此每本都可以被視為孤本。藝術史學家埃伯哈德·柯尼希（Eberhard K?nig）所制名錄中按照保存地列出了《四十二行圣經》的各個存本，并以縮寫形式寫明了資料出處。此外，他也寫明了各個存本是否有摹真本。該目錄隨研究進展不斷更新。”[81]
按照常識，印刷品的特點為同一版式批量印刷，這樣才能顯示出印本的優勢。而據稱谷登堡圣經的印本存世48本，卻每本一個面貌,說是手寫部分及插圖繪畫為另外的制作工藝；那么，谷登堡圣經據說共印了180冊，就應該有180種款式了？換句話說，谷登堡印刷品圣經180冊，全世界找不到任何兩冊是相同的！
古騰堡印的第一部書是“拉丁文語法書”？
學者們一致認為，谷登堡最終選定的是一本名為《文法藝術》（Ars grammatica）的拉丁文教科書。這本書是羅馬帝國末期的文法學家埃利烏斯·多納圖斯（Aelius Donatus）寫的，到了谷登堡時代，它已經成為標準的初學者讀本。[80]……谷登堡本人應該是小時候學習過這門語言，并且成年以后偶爾會說幾句。[81]
谷登堡印刷的第一本書已成為羊皮紙殘片，粘在其他作品里，但幸存的50多部印刷殘本則揭示了什么是當時的革命性事物，盡管它看起來再普通不過。[82]谷登堡印刷的多納圖斯文法書是一本小書，只有28頁，用的是當時歐洲常見的密集的哥特字體（又稱“編織”字母）。[83]……谷登堡的多納圖斯文法書里的a不是無限多樣的，而是有十個具體的版本。研究古人書法和印刷文本的古文書學家們認為，谷登堡在1450年已經印刷了此書，他的第一本書。[84]
42行圣經流傳下來40余部，明顯出于19世紀的偽造；小型拉丁文語法書只剩下碎片、更加不可靠，出于證明古騰堡懂拉丁文，要不然如何印刷拉丁文圣經呢？
古騰堡的業績：印制贖罪券
三件實物，42行圣經及小型拉丁文語法書之外，就剩下贖罪券了。
教皇派遣著名的紅衣主教尼古拉斯（Nicholas of Kues，朋友稱他庫薩努斯[Cusanus]）訪問德國。1451年，庫薩努斯來到了美因茨。為了籌集必要的資金，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授權庫薩努斯銷售一種叫作“贖罪券”的宗教工具。贖罪券的授予僅需要一份簡單的書面合同，庫薩努斯要求美因茨圣雅各修道院的院長迅速準備2000份這樣的合同，以備集中銷售。[85]但是修道院院長沒有如人們預想的那樣讓內部抄寫員來完成這項工作，相反，他委托了谷登堡來印制這2000贖罪券。谷登堡在1454年和1455年印刷了這些贖罪券……[86]
贖罪券是印出來了，并且保存了下來，但并不意味著那就一定是金屬活字印刷品。
伏爾泰筆下的谷登堡：雕版印刷，非金屬活字也
伏爾泰在其《風俗論》中寫道：“印刷術在同一時期被他們（中國人）所發明，大家知道，這一印刷技術是木板上的一種雕刻版，就像谷登堡在15世紀首次在美因茨使用的那種。”《利特雷辭典》在其“印刷術”條目的開頭引用了這段文字。[87]
正如上述伏爾泰明確指出的那樣，15世紀谷登堡所采用的為雕版印刷術，則所謂的“發明金屬活字”說，顯為后世附會無疑。
“谷登堡發明印刷術”的說法出于虛構
作為西方偽史（現代版的西方普世歷史）的奠基者，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 年）是那樣的得益于印刷術，他對應用這個新技術來“創造歷史”，而興奮不已；以致他忘乎所以地說，是自己所在的荷蘭“發明了印刷術”的。（printing was invented in Holland.）
從斯卡利杰這句話，我們可以了解“谷登堡發明印刷術”（約1445年）這件事，是很遲才虛構出來的。參見赫塞爾斯著《谷登堡虛構》，副標題是“嚴格審核有關谷登堡的文件，顯示他不是印刷術的發明者”（The Gutenberg Fict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ocuments Relating to Gutenberg, Showing that He was Not the Inventor of Printing）。[88]
17世紀之前歐洲印刷中心在荷蘭不在德國
1699年有評論指出：“‘放眼世界，能大批量印書的城市無非只有10個左右。英國有倫敦和牛津；法國有巴黎和里昂；荷蘭有阿姆斯特丹、萊頓、鹿特丹、海牙和烏得勒支，此外還有德國的萊比錫，大致就是這些了。’[89]荷蘭能擁有五座書城，英國和法國卻只是各有兩座：這個比例真是很不簡單。據說，當時在阿姆斯特丹有400位印刷商或書商。他們不單是荷蘭本地人，還有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和猶太人。他們當中不乏杰出之士，這些人并不是純粹為了牟利才做書的；不過，在這一行里也同樣有不法之徒。‘阿姆斯特丹有些書商品行不端，干著可怕的造假勾當。’”[90]
由此可見，甚至到了17世紀下半葉，歐洲的印刷中心依然是在荷蘭，當時在德國以印刷聞名的城鎮只有萊比錫，不在美因茨也。
不存在從哲羅姆到谷登堡一成不變的圣經文本
《舊約》有七十士希臘文譯本、武加大拉丁文譯本、希伯來文本（馬索拉抄本）等，有趣的是舊約正典成書距今已經2000余年，各種語言文本數不勝數，然而各種文本之間，其內容并無多大差別，毋寧說是兩千余年一成不變。
反觀新約，情況大不相同。不僅各種版本互不相同，就連福音書的數量18世紀稱有50-100種之多，根本不是四福音書。有人統計，《新約》改竄達幾十萬處！
美國圣經學者巴特?埃爾曼指出：“我越是研究《新約》的抄本傳統，就越理解到這些經文在傳抄者手上那幾年，是如何被徹底更動過。抄寫者不但保存了經文，也更動了經文。當然，現存抄本中所發現的數十萬種經文修改……如果說這些經文更動對于經文意義或可導致的神學結論完全沒有實質關聯，那就錯了。”[91]
按照成說，新舊約版本從哲羅姆時代就已經成形，一直到印刷本谷登堡圣經，陳陳相因。然而，從不同抄本的情況來分析，實際上根本沒有定型的圣經。單從《新約》來看，其改竄之處就達幾十萬處！（新約一共多少文字啊？）“盡管說哲羅姆翻譯了《圣經》，那也只是一個故事，不是事實。各種隨意篡改經文的現象實在太普遍了。”[92]
舊約一成不變，新約改竄萬千，兩約之間其性格何其不同如是之甚也！
綜上所述，從其現存物金屬字模成熟、紙張上乘、油墨高級均勻、印刷壓力均等、彩色套印、精印精校的42行谷登堡圣經，到聲稱最早發現于1706年的法國，以及該印本據稱被梵蒂岡指定為圣經標準版本的情況來看，這部所謂15世紀歐洲印刷術剛出世就印制出如此高大上的大部頭《新舊約全書》的可能性為零。從活字金屬印刷工藝的發展規律及15-18世紀歐洲印刷中心地區的分布情況來看，19世紀之前不可能印制出現存《谷登堡圣經》那樣準確無誤、美輪美奐的套色彩印版圣經。
(未完待續)
[1] 見“Julius Wellhauscn”，in The Biblical World,Vol.39,No.1，1912,p.67。
[2] [德]馬克斯·韋伯《古猶太教》，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第4頁。
[3] 古代史思想大家莫米利亞諾就曾這樣總結威爾豪森，“就我們所知，威爾豪森對《舊約》所做的分析性貢獻談不上開天辟地：他把前人談過的東西，講得更清晰、準確和有威信。但他是一位擁有非凡力量的史學家”。見Arnaldo Momigliano,“Religious History Without Frontier：J.Wellhausen,U.Wil-amowitz and E.Schwartz”，in History and Theory，Vol.21（1982）,No.4,p.52。
[4] 關于威爾豪森的學術傳承和思想地位，見 William A.Irwin,“The Sig-nificance of Julius Wellhausenin”，in Journal of Bible and Religion,Vol.12（1944），No.3，pp.160-173。
[5] 關于威爾豪森“底本假說”的外文文獻汗牛充棟，漢語文獻可參閱陳貽繹，“威爾豪森對早期以色列歷史的研究”，載于《東方論壇》2013年5期；另見其專著《希伯來語《圣經〉導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4頁；以及田海華，“威爾豪森的來源批判及其圣經詮釋”，載于《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2期。
[6] 張倩紅、艾仁貴《猶太史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第184-185頁。
[7] [美]丹尼爾?沃爾夫總主編《牛津歷史著作史》，第1卷主編[美]安德魯?菲爾德、格蘭特?哈代，陳恒、李尚君、屈伯文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7年11月，上冊，第95頁。
[8] [美]丹尼爾?沃爾夫總主編《牛津歷史著作史》，第1卷主編[美]安德魯?菲爾德、格蘭特?哈代，陳恒、李尚君、屈伯文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7年11月，上冊第95頁。
[9] 詳細討論見 John Van Seters，In Search of History：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History（New Haven/London,1983），277-291；and John Van Seters, The Biblical Saga of King David （Winona Lake,Ind.,2009）。
[10] 參見Philip R.Davies,In Search of‘Ancient Israel’,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2,p.119。
[11] Daniel Block,ed. ,Israel：Ancient Kingdom or Late Inuention? Nashville：B&H Academ-ic,2008；Lester L.Grabbe,ed., Can a‘History of Israel’Be Writen,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
[12] [美]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愷撒與基督》，臺灣幼師文化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569頁。
[13] [美]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愷撒與基督》，臺灣幼師文化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570頁。
[14] [美]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愷撒與基督》，臺灣幼師文化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570-571頁。
[15] [日]幸德秋水《基督何許人也——基督抹殺論》，馬采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11月，第16頁。
[16] 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12月，第351頁。
[17] 馬克·R.諾頓《舊約的文本與抄本》，載[美]菲利普.W.康福特編《圣經的來源》，李洪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1頁。
[18] 梁工主編《圣經百科詞典》，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671頁。
[19] 任東升《圣經漢譯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第36頁。
[20] 張倩紅、張少華《猶太人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8月，第70-71頁。
[21] 游斌《希伯來圣經導論》，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3月，第3、9頁。
[22]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263-264頁。
[23] 任東升《圣經漢譯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21-124頁。
[24]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3頁。
[25] 英文版主編[美]安德魯?勞斯、中文版主編黃錫木、卓新平《古代經注》第1卷，創世紀1-11章導言，石敏敏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第4頁。
[26] 參看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223-224頁。
[27] Irenaeus Adversus Haereses 3.21.2.奧古斯丁也敘述過類似的故事，City of God 18.42。
[28] 英文版主編[美]安德魯?勞斯、中文版主編黃錫木、卓新平《古代經注》第1卷，創世紀1-11章導言，石敏敏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第4頁。
[29]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76頁。
[30] 參看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214-223頁。
[31]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74-75頁。
[32]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41頁。
[33] [英]H.St.約翰?薩克雷《約瑟夫斯評傳》導言，陸路譯，大象出版社，2019年3月，第5頁。
[34] 參看諸玄識、董并生《世界偽史紀年體系來歷揭秘》，載黃河清主編《歐洲文明史察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年8月，第259頁。
[35] [美]弗蘭克?薩克雷、約翰?芬德林主編《世界大歷史——文藝復興至16世紀》，王林中譯，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15、209頁。
[36]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263頁。
[37]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0-173頁。
[38]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3-175頁。
[39] [美]菲利普.W.康福特編《圣經的來源》李洪昌中譯本第144-14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40]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4頁。
[41]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5頁。
[42]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4頁。
[43]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5頁。
[44] [法]伯羅斯特《印刷術和冶金業：兩種相關聯的歷史（15-16世紀）》，吳旻譯，載韓琦、[意]米蓋拉《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商務印書館，2008年12月，第143頁。
[45] [美]弗蘭克?薩克雷、約翰?芬德林主編《世界大歷史——文藝復興至16世紀》，王林譯，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3頁。
[46] John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How Printing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London：Transworld Publishers, 2010）,26,143；Albert Kapr,Johann Gutenberg：The Man and His Invention,trans.Douglas Martin（Brookfield,VT：Scolar Press,1996）, 25-29。
[47] J.C.Russell,“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48,no.3,New Series (1958)：62;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21-25,32-35。參看[英]基思?休斯敦《書的大歷史：六千年的演化與變遷》，伊玉巖、邵慧敏譯，三聯書店，2020年8月，第95-102頁。
[48] [美]弗蘭克?薩克雷、約翰?芬德林主編《世界大歷史——文藝復興至16世紀》，王林譯，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09-210頁。
[49] H.R.Mead,“Fifteenth-Century Schoolbooks,”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3,no.1（1939）:37-42。見[英]基思?休斯敦《書的大歷史：六千年的演化與變遷》，伊玉巖、邵慧敏譯，三聯書店，2020年8月，第99頁。
[50] E.Burke,“Fust（or Faust）, John,”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An International Work of Reference on the Constitution,Doctrine, Discipline, and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New York：Appleton,1909）,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6326b.htm；“Helmasperger's Notarial Instrument,”Gutenberg Digital（SUB G?ttingen），accessed March 05, 2014,http://www.gutenbergdigital.de/gudi/eframes/helma/frmnot/frmnota.htm。
[51] “Helmasperger's Notarial Instrument”；Man,The Gulenberg Revolution,147-149；Kapr,Johann Gutenberg,153-159。
[52] “Helmasperger's Notarial Instrument”；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 147-149。
[53] [英]基思?休斯敦《書的大歷史：六千年的演化與變遷》，伊玉巖、邵慧敏譯，三聯書店，2020年8月，第97頁。
[54] [英]基思?休斯敦《書的大歷史：六千年的演化與變遷》，伊玉巖、邵慧敏譯，三聯書店，2020年8月，第109-110頁。
[55] [美]弗蘭克?薩克雷、約翰?芬德林主編《世界大歷史——文藝復興至16世紀》，王林譯，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4頁。
[56] [法]伯羅斯特《印刷術和冶金業：兩種相關聯的歷史（15-16世紀）》，吳旻譯，載韓琦、[意]米蓋拉《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商務印書館，2008年12月，第151頁。
[57] [美]弗蘭克?薩克雷、約翰?芬德林主編《世界大歷史——文藝復興至16世紀》，王林譯，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5頁。
[58]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29頁。
[59] Calkins,“Stages of Execution：Procedures of Illumination as Revealed in an Unfinished Book of Hours.”
[60] “Pigment,”Glossary for the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e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accessed October 20,2014,http://prodigi.bl.uk/illcat/GlossP. asp#pigment；Michael Clarke and Deborah Clarke,“Tempera,”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Art Terms,accessed October 31,2014,http://www.oxfordreference. com/view/10.1093/acref/9780199569922.001.0001/acref-9780199569922-e-1658。轉引自[英]基思?休斯敦《書的大歷史：六千年的演化與變遷》，伊玉巖、邵慧敏譯，三聯書店，2020年8月，第158-159頁。
[61] [法]伯羅斯特《印刷術和冶金業：兩種相關聯的歷史（15-16世紀）》，吳旻譯，載韓琦、[意]米蓋拉《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商務印書館，2008年12月，第145頁。
[62] [法]艾田蒲《中國之歐洲》，許鈞、錢林森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上冊，前言，第17-20頁。
[63] Reed,Talbot Baines.A history of the old English letter foundries.London, 1887。
[64] 潘吉星《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4月，第234-235頁。
[65] Oswald J.C.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chap. 24. New York，1928；Oswald J C．《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譯，東京：鮎書房，1943年，第365頁。
[66] Oswald J C．《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譯，東京：鮎書房，1943年，第365頁。
[67] 潘吉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33-434頁。
[68] 取自de Vinne（1875），潘吉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33頁。
[69] Oswald J.C.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s, chap.22.New York，1928；オスワルト，Oswald JC．《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譯，東京：鮎書房，1943年，第333-334頁。
[70] 潘吉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35-436頁。
[71] 潘吉星《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4月，第235頁。
[72] Ibid.,219。
[73] Oswald J.C.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s,chap.2.New York，1928；《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譯，東京：鮎書房，1943年，第14-24頁。
[74] 潘吉星《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4月，第238-239頁。
[75] [法]伯羅斯特《印刷術和冶金業：兩種相關聯的歷史（15-16世紀）》，吳旻譯，載韓琦、[意]米蓋拉《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商務印書館，2008年12月，第143頁。
[76] [法]伯羅斯特《印刷術和冶金業：兩種相關聯的歷史（15-16世紀）》，吳旻譯，載韓琦、[意]米蓋拉《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商務印書館，2008年12月，第143頁。
[77] [美]弗蘭克?薩克雷、約翰?芬德林主編《世界大歷史——文藝復興至16世紀》，王林中譯，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6-237頁。
[78] [美]弗蘭克?薩克雷、約翰?芬德林主編《世界大歷史——文藝復興至16世紀》，王林中譯，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6頁。
[79] [法]艾田蒲《中國之歐洲》，許鈞、錢林森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上冊，前言，第17頁。
[80] 參看《古登堡〈四十二行圣經〉存本名錄2004（1995）》，載[德]克勞斯-呂迪格·馬伊《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附錄），洪堃綠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11月，第221-234頁。
[81] [德]克勞斯-呂迪格·馬伊《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洪堃綠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11月，第221頁。
[82]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145-147；H.R.Mead,“Fifteenth-Century Schoolbooks,”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3,no.1（1939）:37-42。
[83] Mead,“Fifteenth-Century Schoolbooks.”
[84] “Ars Minor [frag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Digital Library（The Trustee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0），http://arks. princeton. edu/ark:/88435/8c97kq49z.
[85] Frederick Kilgour,The Evolution ofthe Boo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90；Bernhard Bischoff an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Latin Handwriting in the Middle Ages,”in Latin Palaeography：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27-136。
[86]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146。
[87]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154-156；Kapr,Johann Gutenberg,61-64。
[88] Janet Ing,“The Mainz-Indulgences of 1454/5-a Review of Recent Scholarship,”British LibraryJournal 9,no.1（1983）：17。
[89] [法]艾田蒲《中國之歐洲》，許鈞、錢林森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上冊，前言，第17-20頁。
[90] 參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91] 記錄于1699年的評論，載H.J.瑞辛克：《荷蘭三本最古老法文期刊中的英國和英國文學》（H.J.Reesink,L'Angleterre et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dans les trois plus anciens périodiques fran?ais de Hollande），1931年，第93頁。——原注
[92] [法]保羅? 阿扎爾《歐洲思想的危機（1680-1715）》，方頌華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7月，第91頁。
[93] [美]巴特?埃爾曼《錯引耶穌——〈圣經〉傳抄、更改的內幕》，黃恩林譯，三聯書店，2013年6月，第217頁。
[94] 林鵬、諸玄識、董并生《西方中心論批判》（三卷本）《歷史篇：帝國的實相》第7章。
[95] 張倩紅、艾仁貴《猶太史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第22頁。
[96] [以色列]施羅默?桑德《虛構的猶太民族》王崬興、張蓉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3月，第172頁。
[97] [以色列]施羅默?桑德《虛構的猶太民族》，王崬興、張蓉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3月，第316-317頁。
[98] [以色列]施羅默?桑德《虛構的猶太民族》，王崬興、張蓉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3月，第274頁。
[99] 張倩紅、艾仁貴《猶太史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第185頁。
[100] [法]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版2008年5刷，中冊第4-5頁。
[101] [英]阿倫·布雷格曼《以色列史》，楊軍譯，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9月，第7-8頁。
[102] [美]阿蘭?米拉德《〈圣經〉考古大發現》，朱玉華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7-18頁。
[103] [英]西蒙·蒙蒂菲奧里《耶路撒冷三千年》，張倩紅、馬丹靜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5年1月，第26頁。
[104] [英]保羅?約翰遜《猶太人四千年》，管燕紅、鄒云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上冊，第199頁。
[105] [美]伯納德·J.巴姆伯格《猶太文明史話》，肖憲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7月，第170頁。
[106] [英]伊恩?布萊克《鄰居與敵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前言，王利萃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9月，第3頁。
[107] [美]菲利普.W.康福特編《圣經的來源》，李洪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85頁。
[108] Glaude Hagège：《共通語之世界史——關于歐洲諸語言的地政學》，糟谷啟介、佐野直子日譯本，株式會社白水社，2018年12月發行，第102頁。中譯文為引者所譯。
[109] Glaude Hagège：《共通語之世界史——關于歐洲諸語言的地政學》，糟谷啟介、佐野直子日文翻譯，株式會社白水社，2018年12月，第102頁。中譯文為引者所譯。
[110] [荷蘭]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溫錫增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10月第1版，2019年11月第9刷，第112-113頁。
[111]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圣經的歷史——〈圣經〉成書過程及歷史影響》，黃劍波、艾菊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23-24頁。
[112] 方豪《中西交通史》，商務印書館，2021年8月，下冊，第905-906頁。
[113] 方豪《中西交通史》，商務印書館，2021年8月，下冊，第908頁。
[114] The Hebraic, or Egyptian hieroglyphic script replaced by the Greek alphabet in the epoch of the XIIIXV century。
[115]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116]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117] We believe the ‘ancient’ Greek to be a relatively recent language - one that must have come to exist in the VIXVII century.
[118]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119] [美]孟德衛《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中譯本第178頁，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120] [古希臘]希羅多德《歷史》中譯本上冊第126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6月第1版。
[121] 詳見林鵬、諸玄識、董并生《西方中心論批判》（三卷本）《理論篇：概念的界說》第2章。
[122] [美]孟德衛《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陳怡譯，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43-144頁。
[123] [美]孟德衛《奇藝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陳怡譯，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5頁。
[124] 諸玄識《西方現代性理論中的“漢字密碼”》，載黃河清主編《歐洲文明史察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年8月，第39頁。
[125] 許明龍《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4年10月，第229-230頁。
[126] 張國剛《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2頁。參看楊平《耶穌會傳教士〈易經〉的索隱法詮釋》，載《周易研究》(濟南)2013年4期。
[127] [法]維吉爾?畢諾《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耿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5月，第224-245頁。
[128] 阿利克斯：《對〈摩西五經〉的考證》，第117頁。
[129] [法]維吉爾?畢諾《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耿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5月，第224-245頁。
[130] [法]維吉爾?畢諾《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耿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5月，第224-245頁。
[131] 傅圣澤在《智慧之巔》中將此論點細化，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日本中國卷卷4,4,（2），5，頁1-220。他實際上是將此作為第四個命題的第二部分提出。
[132] [丹麥]龍柏格《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李真、駱潔譯，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47頁。
[133] [丹麥]龍柏格《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李真、駱潔譯，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52-153頁。
[134] 羅馬耶穌會檔案館JS176.f.340，轉引自張西平：《中國文化的一次對話：清初傳教士與〈易經〉研究》，載《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85頁。
[135] [丹麥]龍柏格《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李真、駱潔譯，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47頁。
[136] [美]孟德衛《奇藝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陳怡譯，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359頁。
[137] 潘光主編《猶太人在中國》，五洲傳媒出版社，2001年9月，第16頁。
[138] [英]馬丁?吉爾伯特《五千年猶太文明史》，蔡永良、袁冰潔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11月，第135-138頁。
[139] [英]馬丁?吉爾伯特《五千年猶太文明史》，蔡永良、袁冰潔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11月，第135-138頁。
[140] 潘光主編《猶太人在中國》，五洲傳媒出版社，2001年9月，第17頁。
[141] 猶太十族在崩潰中進入中國；他們在那里被稱為Sinous 西奴。——伏爾泰
[142] 耶穌會士偽造文獻《孔子弟子與魯公子對話錄》（由前耶穌會修士福開神父譯成拉丁文，原文稿存梵蒂岡圖書館，登記號42759）。參看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附錄》及[法]伏爾泰《哲學辭典》上冊，商務印書館，1991年10月，第266-283頁。
[143] [英]馬丁?吉爾伯特《五千年猶太文明史》，蔡永良、袁冰潔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11月，第135-138頁。
[144] 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考》，載陳智超主編《陳垣全集》，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冊第76頁。
[145] 張倩紅、艾仁貴《猶太史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第51-52頁。
[146] 張倩紅《試論摩西?門德爾松的啟蒙思想》，載《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第75頁。
[147] 阿巴?埃班：《猶太史》，閻瑞松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頁。張倩紅《試論摩西?門德爾松的啟蒙思想》轉引，載《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
[148] 塞西爾?羅斯《簡明猶太民族史》，黃福武等譯，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405頁。
[149] [以色列]施羅默?桑德《虛構的猶太民族》王崬興、張蓉中譯本第168-169頁，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3月第1版。
[150] 張倩紅、張少華《猶太人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8月，第97-98頁。
[151] 世界文字研究會編《世界文字圖典》日文版，吉川弘文館平成5年8月，第94頁。
[152] 參看諸玄識、董并生《“字母文字優越論”是西方中心論的典型表現》，見董并生公眾號，2019年9月6日。
[153] [丹麥]裴特生《十九世紀語言學史》，錢晉華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4月，第223頁。
[154]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10版）下卷，馬堅譯，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5月，第507頁。
[155] Glaude Hagège：《共通語之世界史——關于歐洲諸語言的地政學》，糟谷啟介、佐野直子日文翻譯，株式會社白水社，2018年12月發行，第86頁。中譯文為引者所譯。
[156] [英]保羅?約翰遜《猶太人四千年》，管燕紅、鄒云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冊，第522-523頁。
[157] [英]保羅?約翰遜《猶太人四千年》，管燕紅、鄒云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冊，第522-523頁。
[158] [英]保羅?約翰遜《猶太人四千年》，管燕紅、鄒云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冊，第518-519頁。
[159] Sachar,A History of Israel,p.82。
[160] [以色列]丹尼爾·戈迪斯《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王戎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67-70頁。
[161] [美]庫爾特·舒伯特《猶太史》，顏展譯，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7月，第219-220頁。
[162] [以色列]丹尼爾·戈迪斯《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王戎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80-83頁。
[163] [以色列]施羅默?桑德《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喇衛國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6月，第51-54頁。
[164] [英]保羅?約翰遜《猶太人四千年》，管燕紅、鄒云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冊，第519頁。
[165] [以色列]埃利?巴爾納維《世界猶太人歷史——從〈創世紀〉到21世紀》，劉精忠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第84頁。
[166] 參看[美]范德凱《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第156頁。
[167] 馬克·R.諾頓《舊約的文本與抄本》，載[美]菲利普.W.康福特編《圣經的來源》，李洪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2頁。
[168] [美]菲利普.W.康福特編《圣經的來源》，李洪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3頁。
[169] [美]菲利普.W.康福特編《圣經的來源》，李洪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1頁。
[170] 參見林鵬、諸玄識、董并生《西方中心論批判》（三卷本）《歷史篇：帝國的實相》第7章。
[171] Timothy H.Lim《死海古卷概說》傅有德、唐茂琴中譯本第160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72] [美]范德凱《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第6頁。
[173] [美]范德凱《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第2-4頁。
[174] 王神蔭《死海古卷簡介》，載[美]西奧多?H.加斯特英譯《死海古卷》曹興治、莫如喜中譯本第4頁，商務印書館199510月第1版。
[175] [美]范德凱《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第4-5頁。
[176] [美]范德凱《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第8-9頁。
[177] [美]范德凱《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第9頁。
[178]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110 ［April 1948］3。
[179] [美]范德凱《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第10頁。
[180] 陳澤民《死海古卷中譯本序》，載[美]西奧多?H.加斯特英譯《死海古卷》曹興治、莫如喜中譯本第2頁，商務印書館199510月第1版。
[181] Timothy H.Lim《死海古卷概說》傅有德、唐茂琴中譯本第157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82] Timothy H.Lim《死海古卷概說》傅有德、唐茂琴中譯本第157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83] MICHAEL GRESHKO《舉世震驚！圣經博物館的死海古卷全部為贗品》，載《美國國家地理》雜志，2022年3月。
[184] MICHAEL GRESHKO《舉世震驚！圣經博物館的死海古卷全部為贗品》，載《美國國家地理》雜志，2022年3月。
[185] MICHAEL GRESHKO《舉世震驚！圣經博物館的死海古卷全部為贗品》，載《美國國家地理》雜志，2022年3月。
[186] [美]菲利普.W.康福特編《圣經的來源》李洪昌中譯本第137-13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87] [美]菲利普.W.康福特編《圣經的來源》李洪昌中譯本第13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88] [意]莫米利亞諾《現代史學的古典基礎》，馮潔音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