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從館藏檔案中選出九十一通近現代名人的函札，加以整理、釋文并影印出版為《華東師大檔案館藏名人手札》。這些手札出自蔣經國、張壽鏞、蔣維喬、呂思勉、趙家璧、何應欽、張學良、杜月笙等著名學者或民國聞人之手，幾乎所有信札均為首次向社會披露和公開。
“我們曾經有些學生，連信函和請假條都不大會寫。”4月20日，澎湃新聞記者走進華東師大檔案館，聽館長湯濤講述這些手札背后的歷史與故事，“你看這些書信，都可謂書界良品，傳遞了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鉤沉出那個時代人物的風骨和氣質，既是時代變遷的見證，又是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
1933年，蔡元培致王伯群
蔡元培致王伯群1-2 全文供圖：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
在這封信中，蔡元培向時任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群推薦著名哲學家熊十力：“黃岡熊十力先生精研宋明理學，對于道德政治甚多卓見。又由是而研究印度哲學，進支那內學院治《惟識論》數年，不滿于舊說，著《新惟識論》，現已付印（中華書局），其他言論略見于其門弟子所輯之《尊聞錄》中。”
“從簽名處手跡來看，這封信主體內容并不來自蔡元培本人，或許是他的秘書代寫的。”湯濤說，但這封信中透露的史料很有意思，因為蔡元培還提到“（熊十力）曾屢在北京大學講印度哲學，每星期兩點鐘，酬報百元 ”，因為熊十力不適應北平嚴寒，蔡元培這才推薦熊十力來大夏講學。
“當時在上海，教授月薪平均只有兩三百，好的或許有四五百。即便是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年薪只有八九千元。所以熊十力這個報酬非常之高。”湯濤告訴澎湃新聞，王伯群后來回復蔡元培，因為大夏課程均已排滿，暫時不能邀請熊十力前來講學。
1934年，劉湛恩致歐元懷
劉湛恩致歐元懷
劉湛恩與大夏大學有著不解之緣。1922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劉湛恩回國，任南京東南大學教授，也在上海大夏、光華大學兼課。
1928年劉湛恩擔任滬江大學第一任中國籍校長，但依然和大夏保持密切聯系。1934年大夏舉辦十周年紀念，劉湛恩還以滬江大學校長身份為上千師生發表致詞，認為“大夏之發展，致使 ‘教育破產’ ‘大學無用’之論，不攻自破”。
這一封寫給歐元懷的信同樣寫于1934年。在信中，劉湛恩稱大夏遵照教育部規定組織畢業試驗委員會，并請歐元懷擔任大夏的畢業試驗委員會校外委員。
劉湛恩與歐元懷在信中兄弟相稱，二人原是20世紀2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的校友，交情頗深。1938年，抗日態度堅定的劉湛恩在和家人乘車外出時遭日偽特務暗殺身亡，歐元懷聞訊后很是悲痛。
1935年，胡適、程治平致魯繼曾
胡適、程治平致魯繼曾
這是一份胡適親自作保的書函，擔保書是寫給時任大夏大學教務長魯繼曾的。其中寫道大夏的學生程法正“因顧家事”，即“大弟遭斃，又彼母之疴疾未愈”，須 “在家奉待”，特申請休學一學期。
據華東師大檔案館學籍檔案顯示，程法正為安徽績溪人，1933年9月由大夏附中進入大夏銀行系學習，一學期后申請轉入文學院英文系，之后再次由英文系轉入法學院法律系，并于1938年9月畢業。程法正的另一個身份是胡適的外甥。
湯濤推測，這份書函其實是由胡適的侄女婿程治平撰寫，但程治平希望借助胡適的威望和影響力來確保孩子能向學校請假成功，以緩解家庭之憂。最后果然如他們所愿，學校同意了程法正的休學請求。不過可惜的是，畢業后的第二年，程法正因患肺病不治不幸早逝。
“這份書函還給我們一個信息，即當年大夏新生入學或學生重大事項，如請病假或休學等都需有擔保人，該制度是大夏的一項硬性規定。按照學校教務處要求，所有入校新生或請假事項都必須填寫擔保書，擔保人即為家長或監護人，家庭里多為父親具名。”
1944年，王保志寧致胡蝶
王保志寧致胡蝶
王保志寧是大夏大學社會系1930屆畢業生，也是大夏校長王伯群的夫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她還任大夏校董。
這封信是寫給民國第一美女、著名女演員胡蝶的。1944年是大夏成立二十周年，校方決定在六月一日校慶日熱烈慶祝，并通過舉辦名家書畫展覽義賣、戲劇公演等籌募基金，于是就想到了胡蝶。王保志寧代表大夏給胡蝶寫信，不過可惜的是最后胡蝶回重慶時沒有路過貴陽。
1945年，孫科致歐元懷
孫科致歐元懷
孫中山之子孫科是政治活動家。他于1935年加入大夏大學校董會，1942年被推選為大夏第二任董事長，因而對大夏的校務一直非常關注。
上海“八一三”事變后，大夏被迫內遷。1944年冬，日軍進犯黔南，大夏三遷赤水，時任校長王伯群因勞累成疾于同年12月在重慶逝世。孫科在重慶主持召開校董會，當時他推選貴州省教育廳長歐元懷為大夏的新一任校長。
1945年3月大夏師生到達赤水，同年8月15日傳來了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在這封寫于1945年10月22日的信中，孫科告訴歐元懷已致信時任教育部部長的朱家驊（字騮先），請求大夏復員旅運費的撥款：“致騮先部長請撥本校復員旅運費函已照簽發。政府還都，年底或可開始。關于本校復員一切應辦事宜，屆時請親自來渝洽辦為荷。”
1939年，張壽鏞致葉百豐
張壽鏞致葉百豐1-2
張壽鏞字詠霓，是光華大學首任校長。這是一封張壽鏞給語文教育家葉百豐早年光華求學的回信。
當年葉百豐在光華旁聽，希望可以獲得文憑認同，但張壽鏞直言按校章規定沒有中學文憑不可入大學，沒有大學的四年學分不能畢業。不過張也非常欣賞葉百豐的才學，建議葉百豐先不考慮文憑，轉而爭取“修業證書”，并表示葉百豐還能繼續以“旁聽生”在光華聽課。
有趣的是，這封信也可見張很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湯濤稱，張校長向來重視學生的國學教育，曾親自為國文競賽擬定題目、批閱試卷，并召見獲獎同學，逐層講評，贈書獎勵。但他并不保守，也強調“不偏科”：“弟維注重在國文，倘兼習他課程更佳”。
1940年，蔣維喬致張壽鏞
蔣維喬致張壽鏞
蔣維喬是著名教育家、佛學家，他曾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東南大學校長。1929年，蔣出任光華大學哲學系教授；1937年，蔣任光華國文系主任，后又兼文學院院長。
這封信是蔣寫給校長張壽鏞的，說的是哲學系教員有所變化，《哲學概論》及《倫理》這兩門課得另聘教員，還介紹道：“茲有吳致覺碩士（美國大學畢業），長于此門，且擅長西洋文學史，現任大同大學教授，今為介紹，請留意延攬為荷”。
湯濤稱：“張壽鏞重視教授治校，各系主任、院長在當時能 ‘說得上話’，真正參與學校的管理。”光華成立伊始，張就聘請當時國內聲望很高的兩位教育家朱經農和廖世承擔任副手，延聘了胡適、錢基博、呂思勉、蔣維喬、吳梅、胡剛復、朱公謹、顏任光、潘光旦等知名學者，帶來了光華濃厚的學術氛圍。
1941年，呂思勉致張壽鏞、朱公瑾、張歆海
呂思勉致張壽鏞、朱公瑾、張歆海1-4
“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之一呂思勉自1926年起任光華大學國文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這封信可以說又是當時“教授治校”的一個典例。
當時光華校方讓各個系報選修科目，呂思勉需報史學系的選修科目。在信中，呂思勉說之前的改定結果因為各種原因不盡人意，要求再討論一次，“甚望就各院各系再行審慎修改一次”，最后還討論了選修課設定的具體問題。
1946年，蔣經國致朱經農
蔣經國致朱經農1-3
這是蔣經國寫給時任光華大學校長朱經農的推薦信，信中說抗日戰爭勝利，他推薦謝冠英等退伍青年士兵來光華深造：“茲有學生謝冠英等經奉教部核準，分發貴校，肄業諸生應以尊師重道、恪守校規為向學準繩。迭經本處誥誡囑咐，刻腑銘心。務祈惠予訓導，嚴加管束，使能在先生教育之下，仰沾化雨，時坐春風，養成優秀青年……”
湯濤稱，華師大檔案館目前還藏有另一份來自蔣經國的推薦信，兩份信的文字內容一模一樣，只是學生名字“謝冠英”有了改動。“雖內容一致，但蔣經國親自手寫 ‘復制’了數份，也可見其之誠意。”
1948年，趙家璧致朱經農
趙家璧致朱經農1-2
趙家璧是我國著名編輯出版家、作家、翻譯家。他于1932年畢業于大學英文系，歷任良友圖書出版公司經理兼總編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經理兼總編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等職。
在這封信中，趙家璧為慶祝母校圖書館新址落成，一口氣捐贈了晨光出版公司一年來全部出版物，共二十八部三十一冊。湯濤感慨：“趙家璧先生的后人都會羨慕這份珍貴的手札。”
據悉，華東師范大學將于4月23日“世界讀書日”開始，在中山北路校區與閔行校區分別舉辦“陟彼蘭臺 斯文在茲”館藏手札圖片和實物展。
《華東師大檔案館藏名人手札》書封
者訪談時，范光陵院士談到人生中他一生學習，感恩，請教，交往的人士。除曾任孫中山先生特助之父親范苑聲公，與巴金同為世界七大百歲作家之一的母親李國外，有上海汪道涵，上海大學錢偉長校長，冰心，蔣經國，蔣緯國，陳香梅，吳大猷，臧克家，艾青，梅葆玖，于右任，北京大學胡適校長，陳立夫，臺灣大學傅斯年校長及錢思亮校長，成功大學倪超校長，臺北大學羅云平校長，中國文化大學張其盷創辦人，逢甲大學張希哲校長，銘傳大學包德明校長，張大千，徐悲鴻，蘇雪林，鄧麗君，黃任中。林語堂，林二，李敖，陳本昌，祖炳民，陳翰珍，徐強，程思遠，龍名登，劉佐人，萬國權，白景瑞等名人交流。還有泰國普密蓬國王，阿比西尼亞皇帝，老布希總統，肯尼地總統，柬埔寨西哈努克國王等。可惜，除范光陵先生仍然健步如飛，思想敏銳，忠孝愛國，名揚東西之外，都在另一世界了。范光陵說希望有一天重相逢！
1988年兩岸破冰之旅，汪道涵與范光陵
八年級政治上冊第4課 青春故事（人民版）中國十大之父中，范光陵同列。
“中國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中國航母之父——劉華清”、“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中國詩歌之父——屈原”、“中國地質之父李四光”、“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中國近代化學之父——徐壽”、“中國電腦之父——范光陵”、“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等。
可惜現在只剩下袁隆平，范光陵二位。范光陵多次公開感謝，并表示自己學識淺薄。他自認只是從1964年起，不顧世界人士之反對，開創了 “電腦” 及 “Electronic Brain” 這中英文名詞，以及電腦的哲學思想，電腦的人機合一，電腦新文藝復興，電腦工業革命及驚人的電腦戰爭應用。他並在當年預測全世界多數人，未來人人手上一臺小電腦（手機），而且生活在電腦時代中。當時被東方及西方世界駡得不堪。他還是努力在世界及中國兩岸為電腦新時代奮斗，直到今天的全面電腦時代到來。
許多年前，又有一次范光陵院士在上海浦東黃浦江畔一餐廳吃飯。看見樓下有一少女，躺在一舊毯子上爬行，流浪乞討。看起來又倦又餓，營養不良。范院士一片善心，于心不忍，下去送上自己那份雞腿及水。看見她吃得高興，他又上樓?了甜點送去給她。 爬行少女笑了說：“這是我一生吃過最好的甜點“！
2020年夏秋之際，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之孫劉學宣主席，上海環球臺商商務服務中心王健主任，孫中山后人孫武彥，絲順藝術中心夏雨主任，范仲淹後人，世界文化大會主席及世界十二大畫家范光陵院士，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處長趙耀揚，聯合囯NGO李世恩主席，英國倫敦 Trevos Wakeley Jones 橋漢先生及特助 Gloria，上海亞洲音樂節組委會秘書長邱忠毅，蔡志堅，江小成，成方，劉勝利，奚文淵，曹廣田，朱國良，韓新，張源源，潘曉春，張春杰，張英俊，劉治明，尤家榮，錢國強等多人支持上海外灘我們都是一家人親情活動。并由范光陵根據宋代蘇東坡之 “念奴嬌” 古詞，以其首創之 “新古體詞” 格式，寫出了 “念奴嬌-乞丐美女” 初稿。同時展出范光陵21世紀世界藝術革命之 “中國絲油畫” - “和平鴿”. 夏雨之 “親情花” 油畫“。此照片中，范光陵之 “和平鴿” 油畫，原由西方世界某大國新任總統顧問預定贈送總統，后來畫家認為當前形勢不妥，客氣地取消了此一歷史性之預定，大家才可現場多飽眼福。
今年教師節以至15日，范光陵精修此念奴嬌詞如下：
念奴嬌.乞丐美女
（The beautiful beggar Girl，
Poemed by Dr. Fan Kuanling）
2020-09-15 范光陵填詞
乞丐美女! 天地間，多少感動人物。
外灘兩邊，古今是，華洋新舊對比。
街頭悲喜，夢中戰亂，成敗智與血。
我抱巨筆，難畫天下豪！
別有不幸家庭，子女拐賣了，殘肢乞
討。何處有情？哭笑間，人手電腦不
歇。四書五經，人老志不老，同情心
犮，和平親情，海上一片明月。
按照其大哥范光陵指引及補筆的沙特王國建筑工程師，四弟范誠之處女畫作及念奴嬌詞 ：“故土家鄉” 也在各處展出受歡迎中。其三弟天馬畫家范融之作品在國外展出受歡迎，共為東方文藝復興及振興傳統文化而努力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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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IDC相繼公布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個人電腦和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報告。
今年第二季度，新冠疫情蔓延全球，電腦和手機市場卻走出兩條不同的發展曲線：全球PC市場出貨量同比大增11.2%，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同比大跌16%。
然而，即便電腦市場出貨量大增，作為中國廠商代表的聯想、宏碁卻沒那么高興；即便手機市場出貨量大跌，同樣作為代表的華為卻也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時刻。
因為，在電腦市場出貨量上，惠普和蘋果再度領先于聯想和宏碁；在手機市場出貨量上，華為首度超越三星登頂冠軍。
聯想、宏碁和華為，作為中國IT企業的代表，都有著自己的鮮明個性，而這也與其創始人風格有著一定的關聯。
有趣的是，聯想、宏碁和華為的創始人柳傳志、施振榮、任正非，這三位蜚聲世界的中國IT界大佬，都出生在同一年——1944。
1944年，抗日戰爭接近尾聲，中國勝利曙光在即。
這一年，23歲的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柳谷書、貴州桐梓某工廠會計任木生、臺灣鹿港一家香鋪的第六代傳人施起深，先后喜得貴子。
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是京江柳氏第十六世傳人，中國第二號律師證的持有者，也是我國知識產權事業的先驅。
任正非的父親任木生（字摩遜），曾是當年浙江任店村唯一一位大學生，抗戰勝利后即轉入教育工作，一直在貴州鄉村中學任教。而任木生的父親任三和，則是浙江任店村做金華火腿的“大師傅”。
施振榮的父親施起深，因為香鋪工作過勞的緣故，在施振榮三歲時過世。施振榮的母親施陳秀蓮，在施起深死后堅決不改嫁，獨力將施振榮撫養長大。后來家族分家，施陳秀蓮分得一個店面，以賣鴨蛋、文具、雜貨和織毛衣等維生。
從柳傳志、任正非、施振榮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環境來看：柳傳志出身書香門第，少年夢想成為空軍飛行員；任正非的父親沒有子承父業，而是來到貴州農村執教，由于任正非兄妹七人，所以整個家庭在當時的生計還是比較困難；施振榮，由母親施陳秀蓮獨力撫養長大，由于母子只能靠店面經營謀生，施振榮的童年生活也是比較艱苦。
雖然柳傳志、任正非、施振榮的家庭情況各有不同，但他們卻都是特別愛讀書的好學生，即便任正非和施振榮家庭的經濟情況會相對困難一些，但依然會極盡全力支持他們的學業。
任正非在后來所寫的文章《我的父親母親》中這樣描述：
我們兄妹七個，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與勉強可以用工資來解決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難就更大。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到5元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
不負家人期待，柳傳志在1961年考入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雷達通信專業，任正非在1963年考入重慶建筑工程學院（現已并入重慶大學）學習，施振榮在1964年考入臺灣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
在重慶建筑工程學院，任正非不僅自學了電子計算機、數字技術、自動控制等專業技術，把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而且還學習了邏輯、哲學以及三門外語。
考入臺灣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后，施振榮不僅僅滿足于學士學位，繼續讀了臺灣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
作為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計算機的發展歷程按照構成的電子元器件劃分，共分為四個階段，即電子管階段、晶體管階段、集成電路階段、大規模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階段。
現在的個人電腦，依然在大規模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算機階段，而這一階段最早可追溯到1970年代。
1970年代，計算機的主要邏輯元件變成了大規模集成電路。其中，存儲器采用半導體存儲器，外存儲器采用大容量的軟、硬磁盤，并開始引入光盤。計算機的運行速度開始達到每秒上千萬次到萬億次。計算機的功能愈加完備、計算機的類型愈加多樣，人類社會開始全面進入IT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大浪潮下，柳傳志和施振榮均選擇了計算機作為自己的工作領域，而這更在之后讓他們成就了IT業界的“前浪”。
大學畢業后，柳傳志開始在國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科院計算所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時間來到1984年，根據凌志軍在《聯想風云》中的描述，這一年在中科院計算所工作的柳傳志，“情緒非常不好”：
成百上千的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激情傾注在那些大型計算機上，做好一臺就放在那里，然后等待做下一臺，一口氣做了20多臺，卻沒有一臺能夠賣出去。
于是在所長曾茂朝的支持下，1984年由中科院計算所投資20萬元，柳傳志帶領10名科技人員參與創辦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并相繼任職總經理和總裁。1989年，公司更名為“北京聯想計算機集團公司”。
聯想于1985年推出第一款具有“聯想”功能的漢卡產品——聯想式漢卡。而在公司成立后頭六年，聯想更多做的是進口電腦產品的代理生意。根據《柳家三代人》一文的描述，按照海外訂貨規則，中間商至少要留下15%的回扣。對從中科院計算所出來的這幫研究員而言，他們應該也不會僅僅滿足于做這樣的生意。
于是在1990年，聯想品牌首臺微機產品正式上市，聯想經歷了由進口電腦產品代理商到擁有自己品牌電腦產品生產商和銷售商的轉變。
1992年，聯想“1+1”家用電腦在國內市場上市。1993年，聯想進入“奔騰”時代，推出中國第一臺“586”個人電腦。1996年，聯想電腦銷量首次登頂中國市場第一；同年，聯想筆記本電腦問世。1998年，第一百萬臺聯想電腦誕生。
在臺灣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念完碩士后，施振榮于1971年進入環宇電子公司，并開發出臺灣第一臺桌上型電算器；第二年又進入榮泰電子公司，先后領導開發出臺灣第一臺手上型電子計算機與世界第一支電子筆表。
時勢造英雄，伴隨臺灣整個電子信息產業黃金期的到來，施振榮作為年輕一代中的IT創業新秀，逐漸走向舞臺中央。
1976年，基于推廣微處理機技術的理想，施振榮與其他四位伙伴創立宏碁。同年，施振榮獲選臺灣十大杰出青年，并于1981年獲選臺灣青年創業楷模。
1983年，宏碁推出第一臺與IBM兼容的XT個人電腦。1986年，宏碁領先IBM成功開發32位個人電腦。此后，宏碁電腦逐漸打開市場，并成長為亞太地區重要的PC設備生產商。
相比于成名更早的柳傳志、施振榮，任正非之所以是“后浪”，也與其中青年時代的種種經歷不無關聯。
1974年，為建設從法國引進的遼陽化纖總廠，任正非應征入伍成為一名基建工程兵，歷任技術員、工程師和副所長。1983年，隨國家整建制撤銷基建工程兵，任職通訊研究所副所長的任正非復員轉業，被安排進入深圳的南海石油后勤服務基地，但遭遇企業連年虧損，工作并不順利。
1987年，任正非籌資21000元創立華為公司。其后，華為靠代理香港某公司的程控交換機獲得了第一桶金。1992年，任正非孤注一擲投入C&C08交換機的研發，并于次年年末研發成功。由于C&C08的價格比國外同類產品低三分之二，華為開始占領交換機市場。
當聯想和宏碁電腦在中國和全球市場攻城略地時，華為依然在通訊技術領域走著自己的特色發展之路，并逐漸由電信設備制造商轉型為電信整體解決方案提供和服務商。
伴隨公司逐漸壯大，聯想、宏碁和華為的業務發展模式開始出現差異。在“貿工技”和“技工貿”的路線選取上，聯想/宏碁和華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貿工技”與“技工貿”都是由“貿”“工”“技”三個字組成，只是順序不同，但是所反映的經營理念與經營模式完全不同。從字面來理解，“貿”指貿易，即做買賣，如代理、代銷、經銷等；“工”指加工、生產，其形式有多種，可以是自己加工生產，也可以委托加工，外協加工等；“技”指技術，即研發，包括開發新技術、新產品等。
顯然，“貿工技”強調基于商業策略來統領公司發展，“技工貿”強調通過技術路徑來統領公司發展。
作為聯想前總工程師，也是聯想歷史上唯一一個總工程師，倪光南對比過聯想與華為的發展經歷：
華為、聯想這30年來猶如龜兔賽跑，在1988到1995第一階段，聯想的“技工貿”勝過了華為的“貿工技”，在1995年，聯想銷售額67億元，是華為的4.5倍。而從1996到現在的第二階段，華為的“技工貿”勝過了聯想的“貿工技”，2001年，華為銷售額超過聯想，截至2018年12月22日，聯想市值81億美元，而華為估值已超4000億美元，二者差距接近50倍。
按照倪光南的話，作為中國第一代IT企業代表，聯想從科技成果轉化起家，從創新產品起家，在創立之初是有著鮮明的創新能力，然而后面卻降低了。倪光南，作為聯想科研派曾經的“靈魂人物”，也經歷了這一切。
同為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同事，倪光南于1984年應邀出任“中科院計算所公司”總工程師。1989年，公司改名為聯想集團后，倪光南擔任董事兼總工程師，并主持開發了聯想系列微機產品。
1994年，是聯想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一年。這一年，成立10年的聯想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其實早在1988年，柳傳志就創建了香港聯想并出任主席。而在更早之前，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也在香港創辦了中國專利（香港）代理公司。也許是出于家父的影響，在柳傳志的推動下，聯想與微軟在1997年簽訂了知識產權協議。
根據劉韌在《知識英雄2.0》中的描述，聯想在做進口電腦產品代理生意時，高昂的提成讓柳傳志看到去香港創辦貿易公司的希望；因此，聯想制定了以此為第一步的海外拓展計劃，積累資金和經驗，進而進入生產領域，最終在香港上市。
然而，全面擁抱資本市場的聯想，亦開始全面倒向“貿工技”的路線，這對倪光南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第一財經日報的一篇回顧文章，對1994年的“柳倪之爭”有著這樣的描述：
1994年前后，倪光南奔波于上海、香港等地，廣攬人才，成立“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他對這項被稱為“中國芯”的工程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不過聯想的常務副總裁李勤卻讓一腔熱情的倪光南碰了個釘子。聽慣了“是”的倪光南自然不甘心就此罷手，于是，他直接找上了柳傳志。讓他怎么也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柳傳志的回答雖然委婉，但竟然是“不”。
這件事情之后，兩人的關系迅速惡化，聯想的每一次工作會議都成了兩人的爭吵會，柳傳志認為倪光南是在“胡攪蠻纏”，而倪光南則說，“我永遠和你沒完。”
“柳倪之爭”一直持續到1995年，直到聯想董事會同意免去倪光南的聯想集團總工程師職務，此后聯想再無總工程師這一職位。
倪光南出局后，聯想內部的“市場派”與“技術派”之爭，以柳傳志最終選擇支持的“市場派”獲勝。作為新任命的聯想電腦總經理，楊元慶帶領聯想自有品牌電腦銷量躋身中國市場前三位，當時有媒體也將其稱作“銷售奇才”。1998年，第一個聯想專賣店在北京開業，自此聯想開始建立其龐大的線下專賣店銷售體系。
此前一年，宏碁并購德州儀器筆記本電腦事業部門。相近的年份，聯想和宏碁都做出了類似的選擇。然而背后的邏輯有相同之處，亦有不同之處：
相同之處均在于，1990年代，一場計算機產業的“黑色風暴”席卷歐美，很多電腦廠商不是倒閉就是虧損，為了更好應對這樣的大環境：對聯想而言就是擁抱資本市場，通過更多的資金來擴大銷售網絡和生產能力；對宏碁而言由于已經開始在國際市場嶄露頭角，故而更需要一些重要并購，來持續擴充實力。
不同之處則在于，此時的聯想通過“貿工技”路線，還逐步建立起了覆蓋中國內地的銷售網絡，同時成為本土電腦設備生產商中唯一的第一梯隊選手；而在中國全面開放讓外資電腦品牌進入后，那些沒能做大的本土電腦廠商，也迎來了更加黑暗的時刻。
所以某種程度而言，當時的聯想選擇“貿工技”路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聯想逐步在中國和全球市場站穩腳跟后，必要的研發加碼舉措和技術主導路線，卻一直都沒有真正確立下來。
聯想還在2000年前后進行了股改，其采取“職工持股會”的“MBO”（Management Buy-Outs）方式。倪光南認為，聯想股改的最大問題是將科技人員知識產權歸零，高管獲得了很大股權，而投入知識產權的計算所科技人員卻沒有股權。
投入知識產權的計算所科技人員股權為零，沒有話語權了，發展路線就從“技工貿”轉為“貿工技”，聯想公司的創新能力和在行業中的地位也下降了。
一種觀點認為，1994年的“柳倪之爭”并不是一獨特的事件，它其實是“中國制造”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時的彷徨與爭執。聯想在業務做大后果斷地選擇了“貿工技”，而華為在業務做大后逐漸走上了“技工貿”。
1990年代，任正非的華為還只是一個在行業內小有名氣的通訊技術公司。然而，此時的華為卻已開始重視技術研發。
早在1991年，華為就成立了集成電路設計中心，這也是華為海思半導體公司的前身。
1993、1996、1998、2000和2003年，華為第一塊數字ASIC（特殊應用集成電路）、第一塊十萬門級ASIC、第一塊數模混合ASIC、第一塊百萬門級ASIC、第一塊千萬門級ASIC相繼開發成功。期間，華為的WCDMA基站套片和第一塊COT芯片亦開發成功。2004年，深圳海思半導體公司正式成立。
作為一家通訊技術公司，華為在前期發展壯大后，就開始大走技術研發路線，從而也較快地在國內通訊技術界站穩腳跟，并全面發力海外市場。由于這是一家主打自主研發的技術公司，所以很快也在全國建立起了自己的知名度。在進入新千年后，國家對技術研發和科技創新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華為遲早要來到中國乃至全球IT產業舞臺的最中央。
2000年代初，互聯網大泡沫破裂。此時的華為，由于是一家通訊技術公司，所以并沒有受太大沖擊，發展勢頭依舊良好；而且華為這個品牌已經出圈，為更多國人所知曉。數據顯示，華為2000年銷售額達220億元，利潤達29億元，位列全國電子百強企業首位。
然而，任正非卻選擇了這一“正確的時間節點”，在企業內刊發表了一篇名為《華為的冬天》的文章，并流傳至今。
在《華為的冬天》一文中，任正非開頭便指出了所有公司經營過程中都會面臨的一個問題：
公司所有員工是否考慮過，如果有一天，公司銷售額下滑、利潤下滑甚至會破產，我們怎么辦？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 泰坦尼克號也是在一片歡呼聲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面對這樣的未來，我們怎樣來處理，我們是不是思考過。我們好多員工盲目自豪，盲目樂觀，如果想過的人太少，也許就快來臨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聳聽。
關于這篇文章的寫作動機，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這是任正非為IT行業敲響的警鐘，也有人說任正非是“作秀”，還有人猜測是華為在為人事變動制造輿論。
當然，互聯網大泡沫破裂對通訊市場的滯后效應，任正非是有著清醒的認識：
網絡股的暴跌，必將對二、三年后的建設預期產生影響，那時制造業就慣性進入了收縮。眼前的繁榮是前幾年網絡股大漲的慣性結果。記住一句話：“物極必反”，這一場網絡設備供應的冬天，也會像它熱得人們不理解一樣，冷得出奇。沒有預見，沒有預防，就會凍死。 那時，誰有棉衣，誰就活下來了。
坊間流傳，聯想楊元慶是《華為的冬天》一文的積極推薦者。然而，從楊元慶2001年接棒柳傳志擔任聯想新的領航員后，就一直在深化市場和營銷主導的公司發展戰略，而對依賴“貿工技”所帶來的弊病并不關心。
所以，楊元慶的成績表上通常都是這樣寫的：領導聯想成功進行了“Lenovo”品牌的塑造、收購IBM的PC部門，聯想的國際化步伐走得更快等。
而當外界開始質疑其“是否已經失去聯想”時，不管是楊元慶還是柳傳志，大都對這樣的論調并不在意。聯想的任務目標就是電腦出貨量沖到全球第一，然后保住全球第一，不管是靠產品研發還是商業并購，顯然聯想一直都更青睞于后者。來到手機市場后，聯想依然在采取這樣的策略，不惜重金收購摩托羅拉移動這樣的品牌和業務，卻依然無力撐起移動大戰略。
宏碁這邊，2000年公司陷入虧損，施振榮進行了品牌與代工的分家策略，將原來的宏碁集團分為“宏碁集團”“明基電通集團”“緯創集團”等，這也被施振榮形容為“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同時，宏碁繼續展開并購，2007年收購eMachines、Gateway和Packard Bell，2008年收購倚天，2010年收購方正科技旗下電腦業務。
關于收購方正電腦業務，根據第一財經日報當時的報道，宏碁看重的只是其在內地市場的銷售團隊及渠道資源。而除了早已進入第一梯隊的聯想，余下的同方、海爾、神舟和七喜等本土電腦品牌都在進行著掙扎。
中國的電腦廠商，大都靠設備組裝起家，而在公司做大之后，似乎也可以選擇大力投入技術研發，建立起產品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然而實際上，即便聯想、宏碁這樣的電腦大廠，在發展壯大和穩固江山的過程中，也更多靠的是市場戰略，而非產品戰略。而那些未能及時建立起強大銷售渠道的電腦品牌，只能面臨著被清出市場的命運。
以聯想、宏碁為代表的中國電腦大廠，為什么難走“技工貿”的路線？
首先，PC設備及其技術的更新迭代并不算快。直到現在，很多人的電腦用了五到十年，依然可以不用換新。所以在產品迭代和技術研發這一塊，大多電腦廠商只能采用小幅更新的策略，而這無形中也給市場營銷以更大的用武之地。
其次，在“技術更新乏力，市場營銷主導”的大環境下，只要產品不算太差，哪家電腦廠商能拿到最多的渠道資源，無疑就能擁有最大的市場份額。所以對于早期就已擁有較大市場份額的聯想、宏碁而言，只要在之后持續穩住渠道資源，并且通過對外并購等擴張戰略，那么一定程度上就能保住市場地位。而單就如此龐大的中國電腦市場而言，只要未出現強有力的新挑戰者，大廠們依然可以過得相對滋潤。
最后，聯想和宏碁集團很早就掛牌上市，全面擁抱資本市場。融到的錢，反過來又主要用于渠道資源建設和投資并購業務，如此循環往復，公司也會產生這樣的路徑依賴：即便有錢了，依然不重視甚至無視對研發層面的投入以及對新興技術的布局。
然而，當整個PC產業開始進入嚴冬，當聯想、宏碁無力拿下其他新興IT領域，屬于這兩家公司的冬天也就實打實的來了。
伴隨2010年代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屬于PC互聯網的黃金年代一去不復返。與之對應的是，智能手機開始取代PC成為新的個人中心設備。
與此同時，國家層面開始大提自主創新和技術研發，以期能逐漸改變過去“世界工廠”模式所帶來的產業鏈低端問題。
基于在通訊技術領域的強大實力，華為也開始做手機了。然而，最開始選擇的是運營商貼牌模式。也許正如倪光南所言，華為不是沒有過“貿工技”。不過，華為的“貿工技”只會在剛進入一個市場時階段性采用下，既有出于穩妥的考慮因素，同樣也有試水的作用。所以，華為對“貿工技”的態度，與聯想對“貿工技”的依賴，有著本質的區別。
2012年，華為老員工余承東開始負責華為消費者業務。從這時起，華為手機業務開始由運營商貼牌轉向自有品牌模式，由主打低端轉向中高端設備，同時華為海思開始進入手機芯片領域。
八年之后的現在，華為不僅超越三星登頂全球智能手機季度出貨量冠軍，而且其高端旗艦P和Mate系列已然成為國產高端手機的絕對標桿，并且在向蘋果和三星旗艦發起更猛烈的攻勢。同時，華為手機的元器件也在逐漸自研化和國產化，從芯片到屏幕，華為正在建立起自己的（國產）朋友圈。最為難啃的操作系統方面，華為也祭出了鴻蒙OS。雖然需要更多時間去進行技術打磨和生態建設，但鴻蒙OS的未來依然值得期待。
毫無疑問，現在的華為不僅是國產IT界當之無愧的硬件“一哥”，而且也在全球市場形成了與蘋果、三星鼎足而立的局面。
相比之下，即便這兩年全球PC市場有所復蘇，疫情之下PC設備出貨量亦有所增長，但整體而言依然未走出行業“嚴冬”。所以，對于依然未能走出PC市場的聯想、宏碁而言，不僅外界的關注度愈加降低，就連資本市場也對其不再抱太大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聯想于2016年成立了專門的創投集團，目前也是聯想三大業務集團之一。
數據顯示，截至目前聯想創投已投出上百家企業，包括美團點評、寧德時代、蔚來、曠視科技、寒武紀、每日優鮮等知名創業企業，同時還孵化出茄子快傳、聯想云等10多家子公司和創新業務。目前，已有多家公司在中國和海外市場上市。
對于聯想而言，既然主營業務走不出PC市場，而PC市場依然還在嚴冬，所以去好好做下創投業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畢竟聯想對資本市場運作這一塊早已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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